谷清，王红彬
1915年12月25日，地处边陲的云南省首先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从而拉开了护国讨袁战争的序幕。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创举，迄今已经整整90周年了。
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这是民主共和对专制独裁的胜利，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开历史的倒车，玩火者必自焚，绝对没有好下场！
云南是一个穷省，也是一个弱省，滇军兵力尚不足北洋军的十分之一，由云南首先发动的护国起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其中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云南军民在斗争过程中所形成和爆发的“护国精神”在整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起义的结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护国精神”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以什么形式体现呢？下面略作分析。总的说来，“护国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三）毁家纾难、急公好义的精神；（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90年前的中国，乌云满天，豺狼当道。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代表袁世凯在血腥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叫嚣只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之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7页。）在“筹安会”开展活动的同时，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直接上书“劝进”。9月间，湖北都督、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段芝贵联合14省将军联名上密呈，请袁“速正大位”。其他如东北的张作霖、上海的郑汝成及长江巡阅使张勋等，也都接二连三地发电要袁“速定大计”，帝制丑剧甚嚣尘上。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首先举起了反袁斗争的大旗。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袁世凯的独裁较之清王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四期，第4页。）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随后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把反袁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但是，袁世凯阴险狡诈，残忍成性，数十年间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反革命斗争经验；况且，他又拥有总统名分，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根本就不把革命党人和反袁势力放在眼里。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和残酷镇压面前，革命党人纷纷逃亡海外，各地的反袁斗争处于低潮。
反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玩弄了一系列的假推辞手法以后，正式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至此，窃国大盗的“庐山真面目”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
眼看袁世凯“黄袍加身”即将成为事实，中国向何处去？炎黄子孙向何处去？难道数万万人沦为一姓家奴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难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此付之东流？
不！云岭之南霹雳一声，滚滚惊雷动地而来。
让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敢与他作对的竟是怎么也排不上号的云南，这些化外之民怎么了？难道他们吃了豹子胆？不，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我袁皇帝头上动土！
云南人偏偏不信这个邪！真正应了那句老古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这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云南各阶层人士自始至终站在最前列，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气魄，首举义师，吊民伐罪，奏响了“捍卫民国，再造共和”的时代最强音。
云南人民为什么敢于带头反对袁世凯？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云南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云南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目睹近邻安南（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向往在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下，使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云南人民具有朴素耐劳、骁勇好义的精神。当袁世凯阴谋称帝的消息传到云南以后，“全省骚然，大街小巷，公然叱骂袁贼”。（《护国运动史》，第118页、第119页。）还在云南起义之前，“滇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如火燎原”。“无论是军队里或城市里，都呈现一片反袁呼声。”（人民）普遍反映，“几千年来的专制皇帝已经推倒了，怎么还要让袁世凯当皇帝，我们反对。”（杨如轩：《我所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集，第48页。）谁说云南封闭、落后？云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精神和反抗意识，令国人无不钦佩。
护国战争爆发以后，一时间，云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云南军民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这是云南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彪炳显赫，光耀千秋。
举起护国首义大旗，这只是一场连台好戏的序幕；这幕戏如何演下去，光靠云南一省一地不行；必须联合、团结一切反袁势力，组成广泛而牢固的统一战线，戮力同心，共同讨袁。在这种情势下，必须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摈弃政党、派别之争，消除个人恩怨、嫌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据《护国运动史》记载，云南在筹划起义的同时，重视联合省外的反袁力量。为此，先后派刘云峰赴江苏、上海，赵伸、吴中桂往广西，李植生赴四川，杨秀灵到湖南等地活动。随后，唐继尧派李宗黄、唐继虞为他的全权代表（唐继虞后因迎护蔡锷而未成行），携带唐继尧致孙中山、陈其美、陆荣廷、梁启超、冯国璋的五封亲笔信，于1915年12月12日由昆赴港、沪和南京，与各派反袁力量接洽，“促成各党各派乃至海外名流耆彦，通力合作，一致讨袁”。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二期、第三期。孙中山收到信函时，云南起义已经爆发。为此，孙复信表示，中华革命党和他本人，“绝对全力支持云南首义护国军的壮举”，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二期、第三期。并命陈其美负责接洽办理。由于孙中山的全力支持，云南都督府聘请陈其美为顾问，与在沪的中华革命党其他负责人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丁景良、于右任、戴传贤、蔡济民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接着，李宗黄又与长江中下游的何成、彭允彝、谷钟秀等建立了联系，筹商发动长江上游各省起义，壮大讨袁声势，减轻袁军对云南的压力。
云南方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系也很密切。1915年底，梁启超从天津到上海后，李宗黄持书到上海静安寺路梁的寓所访问，要求梁启超协助他潜入南京，“劝促冯国璋响应云南起义”。梁启超非常热情，积极支持。梁说：“这件事很容易办，不但我和华甫太熟，而且反袁称帝立场一致，尤其在华甫的幕中，还有两员反袁最力的人物（指胡嗣瑗、潘若海）。你放心，一切我自会为你安排妥当。你要到南京去，随时可以成行。”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二期、第三期。广西陆荣廷与袁世凯的矛盾尖锐，为了促陆早日起义，李宗黄过香港时，把唐继尧致陆荣廷的信交给了陆的义子曾彦，请他代交。此时，李宗黄还在上海会见了陆荣廷所派迎梁特使唐伯珊（绍慧），进行了联络。
此外，云南与在沪的民党合办“丙辰通讯社”，专门刊载北洋军阀的动态，包括北洋部队的进退、调遣和军官的升降等消息，利用北洋派内部的互相猜疑、倾轧，分化、瓦解北洋军，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云南的统战攻势取得了极大成功，不仅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就连北洋派头号大将冯国璋也被争取过来。当袁世凯密电冯国璋，“唐逆继尧派李宗黄驻沪，煽动军队，图谋不轨，着即严那究办，如不克解送北京时，仰即就地正法”的命令到达南京时，冯不仅未执行袁的命令，反而与云南订立了三条协议：（一）冯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再造共和；（二）长江中下游与冯国璋有关之北洋部队，如张勋、王占元、李纯、卢永祥、杨善德等，保持中立，不与护国军为敌，尤将拒绝袁世凯调遣入川、入湘之命令；（三）必要时，冯国璋负责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亟筹自全。同时与云南互为表里，协商调停时局办法。由于冯国璋对袁态度的转变，牵制了北洋军二十万兵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护国军的威胁。
特别当云南宣布起义前夕，众多反袁豪杰纷纷奔赴云南，如蔡锷、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戴戡、程潜等，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西南地方实力派大联合的局面，推动护国运动轰轰烈烈向前发展，最终把袁家王朝送进了坟墓。
护国运动是革命运动，也是群众运动；护国战争是护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云南人民毁家纾难，急公好义，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历史将为此铸成一座丰碑，传之千秋万代。
据有关资料记载，云南首义后，以向来受协（依靠外省资助）的财力，供应全部战场的兵费，既没有滥发纸币，又没有抵借外债，除海外华侨慨助一些饷银之外，几乎所有战争费用都由滇省人民承担。尽管人民生活已经非常痛苦，但还是把自己的微薄资财罄其所有支援义师。省都督府成立筹饷局之后，一时间，献钱、献粮、献物形成了高潮。许多妇女将自己的首饰变卖，捐赠给义师作为军饷。此外，因军饷开支太大，省内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如敬老院、养老会、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被迫停办。人民对于这一切，含辛茹苦，无所怨言。反而还以私人垫支经费的方式，办了一些为护国服务的社会团体。例如滇中志士以进步党之名发起组织演说团，以鼓舞滇民士气，宣传护国军出征情况。演说团创办之初，需要经费，该社社员考虑到义军大量出发，需用浩繁，万不忍于财政艰窘之际，动支公款，故社中开办费暂由社员私人垫支。又有陈禹平、罗养儒等人为了扶植舆论，一致讨袁，鼓吹共和，于1916年1月集合同志创办了《中华民报》因政府无力拨款资助，所以几乎所有的办报经费都由私人垫支。
护国第一军成立以后，由于开拔费筹措困难，迟迟不能出发，总参谋长罗佩金“以数世积累之产，押之殖边银行，得银十二万元”，（李根源：《罗佩金事状》，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29页。）捐献给护国军，保证了部队向川南进军。鉴于护国军兵力不足，“前重庆镇守使黄毓成又倾家产，自练一挺进军”（《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第29页。）补充部队，在后来的滇南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南以一省之力对抗袁家王朝，云南人民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势冲牛斗，气贯长虹。
当云南都督府成立征兵事务所以后，云南各族青年强烈要求奔赴前线打击敌人，踊跃参军成为当时之热潮。由于广大青年和原退伍官兵们的热心爱国、踊跃参军和应征，云南都督府的扩军计划在短期内即顺利完成，使云南的陆军步兵新增加20个团，编制从原有的8个团增至28个团，加上炮兵、骑兵、警卫军等，共达36个团，兵力增加两倍。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云南人民的子弟兵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仅川南一线，护国第一军便有6000余名将士为国捐躯，其中出自讲武堂的连排长就达70余人。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巨大，被蔡锷称之为：“自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0页、第11页。）
文史专家评论说：“护国军各级指挥官，素以能征善战而著称。当时革命党人，三迤健儿，无不以维护民国为神圣天职，其作战之英勇，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据当时的亲历者邹若衡、禄国藩、李文汉、杨如轩等回忆：蔡锷总司令身已重病，而扶病指挥，每战必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总参谋长罗佩金出发前曾以手枪自誓云：“胜而进，打死袁；败而退，即自戕！”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气概；在纳溪阵亡之营长田之华，身中数弹，仍不退却，自愿死于战场；营长雷淦光深入敌阵，夺获机枪，身中数十弹，竟自忘疼痛，挟之归营，不幸壮烈牺牲。在保卫叙府（今宜宾）的战斗中，第三连中尉排长王麟书率领敢死队反击龙头山，夺取敌炮与机关枪，正前进中，腿部中弹，仍继续猛进，腹部又中弹，犹连声大呼杀贼，随即殒命。工兵连连长刘国威奉命守卫叙府城外崔锅山，全连官兵除一名排长外，全部英勇战死，敌人为之胆寒。
朱德也在当时的报告中称：“唯是两营士兵，负伤营长四员，而勇敢锐利，势不稍衰，实所罕有。”《朱德致唐继尧函》，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
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目标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护国运动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时的北京政府将云南起义日作为国家的纪念日之一，这充分表明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9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在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奔小康，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的时候，我们隆重纪念护国起义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革命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们要发扬护国战争时期云南人民的“护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激流勇进，广泛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的炎黄子孙，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