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
我在《护国运动史》前言及其相关著作以及两论护国战争的反袁大联合诸文中，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谢本书等：《护国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合》，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谢本书：《论反袁大联合》（护国起义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见《护国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联合就是胜利——再论反袁大联合》，见《爱国·团结·胜利》（云南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以及护国战争的胜利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袁各派实行了大联合。这是我研究护国运动史的一个基本结论，也是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吸收诸说之长的一个重要认识。
然而，我的这个认识，却受到了刘光顺先生的质疑。他认为，在护国战争中，“唐继尧不属于哪个党派更无党派之私可言”。因此，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决不是什么党派合作的产物。党派联合首义之说的客观效果是无视和贬低云南军民的重大牺牲和历史贡献，是无视和贬低云南护国首义的光明和正大”。护国战争，“无需某党某派某人跑来云南才先教而后会”。（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刘先生的质疑，扣的帽子很大，“无视和贬低”云南人民的贡献和护国战争的光明与正大。这里不能不作一点小小的回应。
一、反袁大联合是好事，决不是坏事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袁世凯竟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对内独裁，对外卖国，俨然当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了。
袁世凯复辟帝制公开化以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团体、派别，除了一小撮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面对着控制了中央政权，又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的袁世凯的势力，这时任何政党、派别或个人，要进行反袁复辟的斗争，势必需要联合各种反袁势力，实现反袁大联合，才有可能最终粉碎袁世凯的复辟势力。实行反袁大联合，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所遵循的基本信条。即使是那些暂时的朋友，为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大局，也需要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加以联合。这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策略。从事任何伟大的斗争和事业，没有各方面人士的联合，缺少同盟军，最后都只能是孤家寡人，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斗争的总结。团结与联合，既是考虑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也是思考问题的重要归宿。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十分强调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势力，就需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他指出：“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我们既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团结到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9页。）团结与抗战是不可分割的。在反袁护国战争中，同样的道理，只有反袁，才能联合；也只能联合，才能反袁。这是不言自明，显而易见的。
二、反袁大联合是历史事实，决不是虚构
反袁护国战争的历史，已经向我们显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进程，都是实行了反袁大联合的结果。这些联合起来的反袁力量，包括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含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内部的温和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唐继尧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以蔡锷为代表的民初军政界反袁势力，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派，甚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等。这些政党、团体、派别、群众以至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从而形成空前壮大的反袁联合阵线。没有这种联合，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进展，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联合，毫无疑问，包括对云南人民和云南滇军的联合在内。不要以为，这时只有云南人民，只有滇军，甚至只有唐继尧，才是最反袁、最革命的。
反袁大联合阵线中，最重要的联合，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考察，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合。这两大派的联合，是反袁大联合的核心和政治基础。这两大派（政党），在辛亥革命前后，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分裂，然而表面上分歧严重的两大派（政党），却也有同属资产阶级的基本共同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危及资产阶级共同的基本利益的时候，两党两派就可能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实现联合。对这个问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党（进步党）很明白，在维护共同的利益，反对复辟帝制的“理想上与国民党别无何等之差异”。《进步党员之愤慨》，《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转见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页。）尽管动机可能不一，但这个客观上的共同点，却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反袁斗争中，实现了大联合。这个联合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这种反袁大联合，反袁各派的当事人都是承认了的，并有许多深刻的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由国民党转化而来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就说：护国战争时期，“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建国方略之三》，《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2页。）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也说：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急进派反诸平实，稳健派力去弛惰，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主因”。梁启超在蔡锷来信上的签注条，见《松坡军中遗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温和派、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曾说：“滇黔当日之义举，非一党专政，乃两党合作，故得合群策群力，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在云南起义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9页。）云南知名学者、护国军政府参议赵藩亦说：护国各派“不分新旧，不分畛域，不存意见，不咎既往，豁然大公，无所不容”。辛亥云南军政府都督、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尤深然其说”。（《赵樾村先生之名言》，见万揆一《云南首义讨袁札记》，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5页。）这些表述虽然说法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反袁的资产阶级两大党、两大派，是实现了联合的。以两党两派为基础的反袁大联合及其所形成的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反袁联合阵线，促成了护国战争的爆发，并成为护国战争胜利的旗帜。这就是说，反袁大联合的历史结论，不是后来史学家们强加于历史的，而是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异口同声地再三说明了的。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当事人所认可的。
正因为如此，护国战争爆发后，护国军主要领导人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发布的讨袁誓词中，明确宣布讨袁宗旨四条：“（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劲，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誓词二》，载《滇声报》1916年2月21日。（转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4-895页。）这四条宗旨是包括唐继尧在内的护国军主要领导人的宣言，几乎可以概括为一条原则：联合反袁。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反袁，而反袁又必须联合。这是历史事实，而不只是一种宣传手段。
这种联合，可以从护国军都督府和护国军主要领导人的不同党籍、派别中得到确认。护国战争的爆发及战争的胜利进展，都可以找到大联合的事实。在袁世凯去世、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的时候，由于失去了反袁的共同目标，反袁大联合自然终止，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由于在建立什么样的和怎样建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方面主张不同而再度分裂，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能以前期的和后来的分裂，其实在护国之前或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虽然分歧是常见的，但亦并非没有联合的愿望。参见傅国涌：《主角与配角》，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又见《革命与保皇，梁启超进退两难》，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9日第14版。去否定护国反袁时期各派的大联合。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也会组成不同的联盟。
三、云南各族人民在反袁斗争中的巨大贡献
云南各族人民在护国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与作出的重要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敢为天下先。在全国反袁高涨的形势下，在云南发动首义，为天下倡，从而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护国首义“非滇莫属”，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意志，而且在云南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条件。第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山区，军事上扼险要之势。第二，云南当时已有军队两师，素质较好，中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曾受过较严格的训练和教育。第三，云南陆军枪械大多是德国克虏伯的产品，枪炮火力较强，是清末以重金购买来的，所以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5页。）之说。第四，此时的云南，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北京政府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感。第五，云南当时主要掌权人物和滇军军官，原来多是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士，因而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非常愤慨；云南各族人民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坚决反对复辟帝制。对此，曾到云南考察的著名革命党人、大学者章太炎亦曾指出：“云南之域，山有点苍耸雪之峻，川有金沙澜沧之限，封守险阻，地方广远，而去宛平绝远，藏兵九地之下，则臣奸无所觇伺，故能慎固经画，蹶起有功，比绩武昌，号曰中兴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序》，见庾恩旸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图书馆1917年版。
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抓住了机遇，云南各族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振臂一呼，为天下先，发动了护国起义，在中国近现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次，毁家纾难。主要以云南一省之人力、财力、物力，贡献于反袁护国战争，支撑护国战争到最后胜利。
护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在护国战争中，人民群众觉醒的程度和投身战争的热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这与辛亥共和思想的熏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的宣传、发动是分不开的。
还在云南起义前夕，“滇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如火燎原”。（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49页。）蔡锷到昆明之日的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宣布起义后，“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蔡锷：《致梁启超涵》，载《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9页。）
在整个反袁护国战争期间，从云南出发的护国军，主要是云南人民组成的滇军。而且各族青年踊跃参军，要求奔赴前线杀敌，成为一股热潮。由于青年、学生和退伍官兵的踊跃参军和应征，云南都督府的扩军计划短期内即告完成，使云南步兵新增20个团，编制从原有8个团增至28个团，加上炮、骑、警兵军共达36个团，兵力增加两三倍。
护国战争爆发后，军费骤增。云南为了保障战争进行所需军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截留提交中央的盐款，移用教育经费，组织筹饷局筹集经费等。一时间，人民群众捐钱、献粮、贡物形成了高潮。许多妇女变卖首饰，捐赠义师。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把家产10余万元，捐献作第一军的开拔费用。海外华侨亦纷纷捐款支援。在短短几个月内，为护国战争筹款达900多万元。
此外，各族群众还将家藏之枪支器械，捐献给护国军使用，其他军用物资也捐助不少。护国军都督府军需课长缪嘉寿赴日，购买新械，急运回滇，供给护国军使用。
云南人民毁家纾难，支持反袁护国战争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再次，开展讨袁的政治斗争，保持了全省军民昂扬的浩然正气，坚持到反袁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护国军官兵在前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历尽艰辛，英勇杀敌，出生入死。仅川南前线，失踪及战死即不下千余人，仍顽强坚持战斗，终于战胜困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在后方坚持开展讨袁政治斗争，组织“云南护国演说社”，定期宣讲，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反袁斗志和必胜信心，克服困难，保持了对敌斗争的昂然正气，直到反袁斗争的胜利。
护国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其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云南各族人民为护国战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护国战争从云南首义，这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云南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次集中表现。为护国战争作出了贡献的志士们，为护国战争牺牲的烈士们，将得到云南以至全国人民应有的怀念和崇敬。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既是云南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把云南人民与全国人民割裂开来的观点，是糊涂的，不可取的。
我们在研究护国战争史的相关论著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贡献，对护国战争意义的评价，历来是这样论述的。给我们扣上“无视与贬低”的帽子，不是无知，就是别有所图。
四、云南各族人民的反袁护国斗争不是孤立的
云南各族人民在反袁护国斗争中的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如果没有全国反袁形势的高涨，没有以两大派联合为基础的反袁联合阵线的形成，唐继尧的转变不可能完成，云南的护国首义是难以实现的，反袁斗争的胜利更是困难重重。
反袁大联合，不仅没有无视或贬低云南各族人民对护国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反而更加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刻道理。云南的护国首义，正是得到了全国反袁势力的支持和响应，才得以成功并发扬光大。
刘光顺先生否认大联合的观点，表面上似乎是要维护云南各族人民对护国战争的巨大贡献，是讴歌云南护国首义的光明与正大，而实质上是要以此来证明唐继尧的“先知先觉”，“无党派之私”，是唐继尧发动了护国起义，是唐继尧推动了护国战争的胜利。
翻开刘光顺先生那部东拼西凑的大作，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唐继尧首先是和主要是近代中国地位、作用和贡献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一位重要的爱国主义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刘光顺：《唐继尧评传》“出版前言”，又见《唐继尧研究集》第491页。）那么，刘先生是否对孙中山的评价高一点呢？也没有。实际上刘先生完全否定了孙中山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
请看刘先生在其大作中的一大段对孙中山的批评：“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国内被抓的抓，被杀的杀，降的降，躲的躲，跑到海外的也分崩离析，骨干多拒绝加入孙中山的新党。孙中山流亡日本后，虽天天都在号召讨袁，但没有实力，又远离云南，心有余而力不足，说的多，而能做到的少。孙先生和云南基本上没有联系，查《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和《总理全集》，孙中山没有给唐继尧一函一电一口信，对云南的护国首义加以指导过。袁世凯1916年3月23日（原文如此——引者注）宣布取消帝制后一个多月的4月27日，孙先生才从日本返抵上海。病重的黄兴则在袁世凯死后才从美国经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即逝世了。所以，可以说孙中山没有直接指导过云南的护国首义，中华革命党人更谈不上是云南首义的中坚骨干。”甚至还说，国民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组织”。来到云南参加起义的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并不代表国民党或革命派，而只是因为与唐继尧等有交情而来，是看在唐继尧的面子而来，他们“既不是代表已经不存在多年的同盟会，也不代表已经被摧毁了的大杂烩的国民党和早已拒绝加入的中华革命党”。（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第137页。）这一大段咬牙切齿的奇谈怪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贬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至于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党魁梁启超，及其弟子蔡锷，在刘先生的笔下，那简直就是袁世凯的“帮凶”了。刘先生说：“梁启超与蔡锷等进步党人帮助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梁即当上了司法总长，后又改为币制局总裁。”而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目的是双重的，“一是表个态，与袁世凯拉开距离。二是再做一次劝谏，希望袁恍然大悟，紧急刹车，赶快转弯。”（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第147页、第149页。）如此而已。
于是剩下的就是唐继尧了。他是“云南军民的优秀代表之一，表现是杰出的”。（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第221页。）他为“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过多次和多方面的贡献，有的贡献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第480页。）
原来，刘先生否定大联合，表面上是要突出云南人民，而实际上是要突出唐继尧个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刘先生主编的真正的“大杂烩”（引自刘先生评论国民党的文字）的一书中，于是乎大声疾呼唐继尧是“护国的主帅和旗手”，位居“首功”，以至功可追拿破仑、华盛顿了，就不难看出其真正的用心。
如何评价唐继尧及其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这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我只想说明一点，唐继尧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其最后转变，投入护国反袁阵营，参与护国反袁的斗争，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适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唐继尧即使在护国战争中的表演也不尽如人意，他决不等于云南人民，他和云南人民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那种貌似突出云南人民的贡献，来突出唐继尧的个人作用，是不可取的。而以突出唐继尧的作用，来贬斥护国时期的各方面反袁势力，更是别有用心，不值一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