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马骧，字幼伯，云南大理人，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孙中山组织的北伐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2年在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任务时，被唐继尧逮捕杀害。198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马骧为革命烈士。李琴玲：《省政府追认马骧为革命烈士》，1988年1月24日《云南日报》三版。
马骧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大致有四方面：创办滇声报宣传发动广大军民反对帝制，联络发动滇军官兵反袁护国，协助民党将领张午岚组织四川民军义勇支队，深入虎穴游说川军旅长陈遐龄按兵不动。
一、排除万难，创办《滇声》
护国起义前，云南树起了一面坚持发动群众，敢于公开反对帝制的旗帜，那就是云南辛亥革命的元老马骧、杜钟琦（字寒甫）等人在昆明创办的《滇声》日报。
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一文，在介绍护国名将董鸿勋情况时，说董与杨蓁、邓泰中、黄玉田合资创办《滇声报》，以及总编辑徐虚舟被地方审判厅拘囚等，这段回忆给后人留下了一条历史线索，可惜人事方面不确切。杨如轩1915年任滇军连长，没有在《滇声》报社工作过，事后几十年杨如轩回忆往事，人物事件记不准确，文章的这一段内容与历史有出入，这种差错是可以理解的。（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48页。）
根据原始资料我们得知，报纸名称不是“滇声报”三个字，而是“滇声”两个字。创办一年半之后，护国起义爆发。杨蓁、邓泰中于1916年1月捐资助报，报纸还刊登谢捐启事。杨蓁、邓泰中等人虽然不是创办人，但他们是滇军中的重要带兵官，大力支持《滇声》报，他们与《滇声》报形成了一文一武两方面的力量，促进了护国起义的爆发。从原始资料还可以查到：该报创办后，直至护国运动结束都没有停过刊。
《滇声》是1914年至1922年在云南出版发行的一种大型的新闻性日报。它在护国运动前起到了巨大而深刻的反封建宣传作用，为护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它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力量在云南的舆论工具。
在各个历史时期，《滇声》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五四”运动时期，介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列宁主义，转载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呼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奋斗。《滇声》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鼓舞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直到它的创始人马骧等人英勇就义才停刊，堪称时代的号角。
有人说：“《滇声》报开初是云南开明士绅组织创办的，由《滇声》报编行，后来成为云南军都督府机关报（唐继尧时期），是云南重九起义建立的都督府，为了团结全省民众，于1914年4月创办的。”（黄茂槐：《云南报纸题录》，载《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第27页，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编印。）这种说法，是作者的主观臆断，把《滇声》报的创办者说成是开明绅士，并说这份轰动省内外的民主革命报纸“成为都督府的机关报”，毫无事实根据，其目的是为唐继尧的都督府脸上贴金，从而掩盖护国运动前夕唐继尧拥袁称帝屠杀革命党的真面目。
有人说：“《滇声》报是在昆明出版的一种民间报纸，在护国讨袁期间，大量刊载了有关护国运动的新闻、电讯、公告、通讯评论、专论等，充分反映了当时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实为研究护国史实必不可少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万钧：《〈滇声报〉护国讨袁资料选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第129页。）这条解释符合实际情况，惜乎语焉不详，没有指出这是革命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创办的反袁报纸。
原始资料显示，《滇声》从来没有充当过云南都督府的机关报，它不是开明绅士办的，也不是一般的民间报纸，它是孙中山革命力量在云南的宣传喉舌。
马幼伯在日本留学期间，被推选为留东总会副会长，就与广大留学生—起，创办了《丛学报》寄回国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1913年“二次革命”中，马幼伯、杜寒甫奉孙中山命令从日本回国，负责长江一带的宣传工作。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他们又奉命回滇继续进行反袁工作。《马骧烈士遗稿》记载：“民党失败，同受嫌疑，势难返里。”1914年4月马幼伯联络了在昆明的革命人士，以私人名义创办了《滇声》日报。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是承担着巨大风险的。
创刊时，报社经理长最初为马幼伯，几天后改为马幼伯、杜寒甫两人并列任经理长。编辑长为黄玉田（辛亥革命烈士黄毓英之父），不久由熊生代理编辑长。谭亦猛担任总发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部门都有人事变动，职务名称也有所变化，但卸职后仍是报社圈子里的人。
《滇声》以新闻报道为主，内容丰富，政治性强。护国运动期间，开辟“讨袁声”栏目，每天报道有关讨袁的新闻。
创刊初期，马幼伯《致天民、直卿两兄书》写道：“至代派责成《滇声》，固是义不容辞。惟初着手推广，情形似难预料，只好陆续设法，俟有头绪，再为函达。此刻先寄发三十份，倘其推行，又随时函加可也。消息欲其灵通，亦非《滇声》传达不可。观《滇声》与各属颇有信用，而同志往来又写，以《滇声》为目标地，则将来贵馆之与《滇声》自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再有弟等于中主持，双方进行，互相扶助，似不难收美满之效果。其它滇中各报，分子复杂，宗旨不定，其所希望亦不甚远，亦难合我等之志，必难副贵馆之望，不过作为联合之余地可耳。”（马骧：《致天民、直卿两兄书》，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79页。）
护法运动中，马幼伯《上孙中山先生书》回顾说：“滇处边隅，区域隔阂，财政多难，同党尤为涣散，倘无乘兹收拾，恐将为他党吸去，殊觉痛惜！在昔袁氏秉政，窃恐滇中同志无所依附，乃以私人名义，组刊一《滇声》报馆，以便笼络同人，迄今已三载矣。”（马骧：《上孙中山先生书》，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78页。）
革命志士都是“寒士”，办报没有资金，这是最大的困难。
马幼伯为办报到处筹款，创刊时所借的款以及出版过程中资金不济而拖欠的印刷费，四五年后尚未还清，护法运动中马骧致友人的信写道：“《滇声》报社旧欠印费甚多，四五年来迄未结清。近来该公司追讨甚急，几有刻不容缓之态。此间捐募已属无济于事，不得已遥乞足下大力设法惠助数百，务清此债，以脱离集年之累，则本社幸甚。千万是祷，如何之处希即见副。不胜伫盼之至。”
不久马幼伯又向友人写信：“前函谅登记室矣，近因报社负欠催讨日急，徐虚舟君昔曾在社尽力，兼有借用数百关系。拟由渠筹偿二三。徐君在川历任美缺，昨闻迁任万县，已函万县。不知能达到否。尊处与渠接近，用敢函请查渠在处，加封寄去，庶免遗失误事，并祈尊处捐助一点以为扶植，报社幸甚。”（《马骧烈士遗稿·叁》，第54页，原件存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二、宣传民主思想，振聋发聩
《滇声》报社成为了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二次革命”后，各省失散的革命党人循着《滇声》报这面公开的旗帜，汇集到云南来，共谋民主共和的“第三次革命”。
《滇声》名义上是地方性私人报纸，实际上却发挥着“民党机关报”的作用。它的办报方针是“为民权计，与恶政府反抗，与劣官吏宣战”，表现出革命党人的大无畏气概，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窃国大盗袁世凯，针对袁世凯的封建复辟活动发表评论。
1914年5月28日发表文章揭露：“此次约法之宣布，即中国小试共和之结束，而正式实行狄克推多制（独裁）之发轫也。”并指出袁氏名为总统而实无异于俄国之沙皇，“总统享专制之富已六阅月于兹”。
5月19日发表时评《呜呼中国之外交，有强权无公理》：“张勋杀日本剃头匠三名赔款百多万元，尚复排队谢罪，昌黎事件日本人杀中国巡长及巡警数名，费尽移山心力，仅得二万六千元下台……有心人能不抚枕流涕，叹大陆之将沉也。呜呼！”
在5月19日《白日莫睡觉》一文中指出：“他们外国人，都笑我们中国是个睡狮。狮子本是兽类中最厉害的，因为睡着了就无用了。前年反正的时候，他们都说睡狮要睁开眼了，从此怕要雄视地球了，于是各国都望倒这个狮子，恐怕狮子一伸懒腰，就要把地球蹬翻了的一般。那个知道才两三年这狮子的眼睛又渐渐闭下来了，你说急人不急人……我最亲爱的同胞，大家快醒醒罢！”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在全国到处捉拿“乱党”，《滇声》报写文章对此冷嘲热讽。1914年5月21日《滇声》报发表《吾之乱党谈》：“江西平后逋逃潜伏乘机窃发图谋不轨者，沿长江上下几乎无日无之，于是乱党乱党之声，日宣腾于报纸，不曰某处破获乱党之机关，则曰某处擒获乱党，初则上海之报界，继则影响于各地，似若乱党之名词为新闻上必要之材料也。呜乎，乱党何其多也！”
《滇声》报5月连续报道“二次革命”中熊克武在重庆起兵的“渝乱”始末，指出熊克武起兵原因是“宋案借款违背约法，蹂躏民权帝制自为”。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后，为了加强北洋军阀统治，筹措内战经费，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滇声》报5月23日在《大借款之将来》时评中，批驳袁世凯所谓不以大借款充行政费之谎言：
“反政以来，百度浩繁，省自为似。中央政府之行政费遂不得不仰给于外债，于是乎先以小借款，继之以大借款。小借款大借款之声，遂洋洋于吾耳而无已时。
政府亦知借款之非久计也，亦知借款之足以亡国也，亦知负担累累之无以对吾民也，于是乎未借款之先预树一帜，曰：决不以大借款充行政费。
政府之为是言也，果良知之未泯耶，抑有确实之把握耶？信如是也，民之幸也，国之福也。否则政府伎俩久已在吾民洞鉴中，二千五百万之大借款，曾几何时已消归于无何有矣，视往知来，又安用此违心之论以诳吾民为也。吾是以期政府之不以大借款充行政经费，吾是以必政府之不能不以大借款充行政经费。有疑吾言者乎？请拭目以观其后。”
5月28日刊登四川公民《上袁大总统请勿许赵尔丰修建专祠书》：“为请收回成命免失民心事……”，反对袁世凯批准为前清（镇压辛亥革命的）川督赵尔丰修建专祠。
5月30日《箴小人，哀亡国也》文章呼吁：“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则天下治，反之则天下乱矣。今试问衮衮诸公，拥高位而享厚禄者，果皆君子耶，抑亦有小人而窃取政权耶？呜呼，此真大觉所百思而不得解也。夫私也者，小人之惯技也，君子耻闻之焉。然而今之为政者，其能纯出以至公者乎？必曰不能也，不能即私，私则小人矣。天下有小人执政而能措国于磐石之安耶？呜呼，既无延石，孰挥逐蝇之扇，安得退之大草驱鳄之文？起起滇人！醒醒滇人！挟桃弓柳矢以逐此恶魔而安吾民者，今其时矣！”
《滇声》报创刊伊始几个月，就勇猛地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坚持广泛发动群众，振聋发聩，为一年半之后护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社会群众基础。
三、揭露贪官污吏，反腐倡廉
《滇声》除了对袁世凯的内政外交各项措施加以批判鞭笞之外，还针对云南贪官污吏鱼肉滇民的行径勇敢地揭露和抨击。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抨击云南当地握有实权的官僚，是一件危险的事。《滇声》对云南上至巡按使，下至国税厅长、盐运司长、蒙自道尹等官僚，指名道姓地揭露和批判，这在近代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实为罕见。
1914年5月21日发表《刮地皮的手又伸出来了》，5月23日时评《告国税厅》，5月25日时评《哀农民》，5月26日广告《请看蒙化县知事张朴裁判之糊涂》，5月26日时评《当局者是何居心》，都评论得酣畅淋漓。
《滇声》报社的政治宣传活动受到唐继尧等当权者的密切注意。慑于幼伯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声望，唐不敢贸然加害，却采用调虎离山的手段，1914年6月调任幼伯为路南县知事，克日起程。几天后杜寒甫也被委以公事离开昆明。若论幼伯、寒甫资历和声望，去就任区区县知事职务，显得很不相称，况且当时路南县是交通极闭塞的贫困小县，与省城信息交流很困难。有人劝幼伯不要屈尊去上任，幼伯说：“哪怕唐继尧任命我当个马弁，我也不在乎，我知道唐的用心。”为从长计议，保存革命实力，幼伯离开了《滇声》报社。在路南期间，他兴办染织厂，举办小学教员培训班，造福桑梓，体察民间疾苦。
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幼伯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1915年3月，幼伯由路南县卸任回昆明，即与党人四处联络，把《滇声》报社建成坚强的战斗集体和舆论阵地。各省辗转来滇的革命同志，都通过报社聚集起来。
四、编辑人员被捕事件
1915年2月2日社说《省界谭》，对点名批评几个贪官污吏作一归纳：“本报攻击刘、张诸人以来至今已数月矣……刘显治、唐尔镛、周沆、张仁普，滇人称之曰‘四凶’。刘显治之骄贪狂悖，唐尔镛之奸滑阴柔，周沆之卑鄙龌龊，张仁普之贪黩阴狠，其人品实为社会之蠹，此我滇人所共知也。盖彼辈既各赋有特别之劣根性，故常附丽于事物而愈显，如刘显治之侵权索贿，吞蚀铁路公司之巨款。唐尔镛之排挤杨晋，狗苟蝇营。张仁普之重婚犯法，贪鄙嗜牙……”
《滇声》报揭露和鞭笞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但在当时整个社会腐败成风，连最高当权者都在利用职权谋私利的情况下，报纸的这种呼吁很难转化为行政监察的力量，刘显治、周沆乃至任可澄等人，都是唐继尧从贵州带来云南做官的心腹亲信，无论报纸怎样进行舆论监督，他们照样稳坐官位。虽然半年后（8月3日）刘显治辞去政务厅厅长职务，而报社记者却已首先倒霉。
1915年3月10日《滇声》报发表社说《逮捕本报记者之索隐》：“本报所攻击如袁家普、刘显治辈，于本报同人何怨何德。特或以其举措乖方，紊乱财政，或以其奸险恶劣妄为，作威作福，皆足以为其患。故不惮力为攻击耳。然袁、刘尚能自知其恶，尚知尊崇舆论，不敢公然与本报为难也。乃本月十八日忽有逮捕本报记者李石公一事。”
关于报社编辑人员被捕之事，真相是这样的：1915年3月2日《滇声》报编辑李蔚时（又名李蔚石），署名“石公”，在报纸上发表时评《云南之实业教育观》，不点名地对云南的实业教育提出批评，这就刺痛了云南省政府首脑任可澄，云南省高等检察厅于3月3日（阴历正月十八日）突然逮捕了李蔚时，然后起诉到审判厅。
云南省审判厅3月6日（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宣判：“被告人李蔚石，年三十一岁，大理县人，《滇声》报编辑。主文：李蔚时处罚金三十元。事实：民国四年三月二日《滇声》报时评栏内载《云南之实业教育观》一则，撰著人署名石公，内有任巡按使丧心病狂荒谬绝伦等语，任巡按使向云南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面告，检察厅对李蔚石侦查起诉，经地方厅两次审理，于二十一日宣判，以侮辱罪处以李蔚石罚金三十元。徐虚舟身充总编辑，并不删改，公然登载，以共同犯论一并起诉。但未准检察厅移送，另案处理。”
《滇声》报将此事公诸于世。当时的总编辑徐虚舟3月15日发表署名文章《敬告任巡按使》：“何必摧残民意，欲止目前之诽毁，而能为后代不可鉴之谤史添几多嬉笑恶骂之资料而为后快邪？噫嘻，亦太愚也！……如又以为翘公之短，再兴文字之狱也，则生杀醢俎，惟公是命，记者延颈引吭以俟之矣。”
这场轩然大波固然使当权者气急败坏，却又对报社无可奈何，狗咬刺猬无从下嘴。当时中华民国已成了一块空招牌，但是有没有这块招牌却大不一样，很多事情就是在这块招牌下做成的，报纸的新闻自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点，反动的当权者也无可奈何。
五、发动滇军军官马幼伯进入滇军，担任中级军官，尽力联络和秘密发动军官们反袁。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记载：“筹安会酝酿成立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团营长等对于袁氏帝制自为，群情愤慨。杨蓁反对袁氏卖国叛国最为激烈，邓泰中次之。除带兵将领外，同盟会员杜寒甫、马幼伯与杨暗暗联络。（杜、马秘密宣传反袁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唐继尧对于军官们被秘密发动起来反袁的事情非常不安。詹秉忠《护国战役前后回忆》记载：“当时云南老同盟会员马幼伯、杜寒甫、胡源等人，纷纷讨论要起而反对袁世凯。唐得知后，在一天的下午特约邓泰中、杨蓁和詹秉忠三人在光复楼办公室谈话。……唐叫我们秘密告知马、杜、胡等，万不要乱讲乱说。”（詹秉忠：《护国战役前后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62页。）
吕天民《云南举义实录》中记载：“顾余未回滇先，同志杜君钟琦（寒甫）、马君骧已由日本回滇，有所联络。原辛亥光复前，二君与黄君毓英曾尽力于运动军队，其基础固犹在，其势力亦甚大也。而军界中之田君钟谷、李诸文汉等更具热心，共图进行。予回滇后，杜、马、田、李诸君时至予宅，密筹方略。予乃担任与邓君泰中、杨君綦联络上、中级军官，而中、下级军官士卒则由杜、马、田、李诸君联络，于是滇中军界全体已隐有共同一致之轨道矣。”（吕天民：《云南举义实录》，见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2页。）
马幼伯等人在滇军内联络发动军官们反袁，终于收到积极的效果，滇军官兵众志成城，形成护国讨袁的坚强基础。
六、从创刊到护国运动结束《滇声》都没有停过刊《滇声》报始终把政治评论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坚持报道政治方面的新闻事件。《滇声》报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是理直气壮的，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滇声》报站在时代的前列大声疾呼：“共和成，民国兴；皇帝出，吾国死。”一篇篇战斗檄文，为云南首举义旗，护国讨袁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当时有人评论说：“滇事之内容如何，可于《滇声》求之，《滇声》之效力如何，可于滇事观之。”《滇声》报是召集各阶层革命力量的旗帜，它义正词严，使得省内复辟派不敢狂吠。当筹安会发起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公开化，全省骚然，云南大街小巷，公然大骂袁贼。《滇声》报在这两年里有没有停过刊呢？没有！《滇声》在这半年里出版非常活跃，并与《觉报》激烈地争论。护国运动爆发时，《觉报》解散，人员大部分回到《滇声》报社。
七、讨袁声声擂战鼓
护国运动爆发后，《滇声》迎来了胜利发展的春天。发表了大量社说、时评，报道讨袁新闻动态。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力主维护中华民国共和制度。
如1916年元旦发布护国军政府的《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杀害革命党人张振武、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以及收买议员、强选总统、更改约法、任意捕杀人民、断送利权、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从而明确表示：“拥护共和体制，使帝制永不发生。”徐虚舟《云南举义志庆》指出：“我中华民国以共和为政体，载在约法，薄海咸知，袁逆遽欲改造之，是欲违叛我共和也。违叛共和，是违叛我国家也；违叛我国家，则其结果即为自绝于吾民。叛吾国绝吾民者，凡我国民皆得声讨之。”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锄贼》、《袁家尚欲做皇帝耶》、《推袁推袁》、《民国五年》、《以贼始以贼终之袁世凯》、《人人得而诛之》、《筹安耶筹乱耶》、《枉费心机之袁世凯》等。
2.赞扬护国军的战绩。
如在《滇军占领叙府之捷音》中说：“此次滇军出发，长官与士兵俱抱一不灭袁誓不归还之慨，故一鼓作气，所向披靡。至第一团于横江之战。胜利情形已志本报。然其中最可危而犹最可贺者，以横江得利之后，又率队进攻叙府，敌军安设大炮机关枪等，向我军射击，弹如雨下，而田营长树五及李连长二君犹复冒险直冲，致使敌军溃败，我军遂转危为安，得占领叙府城，由此上攻成都如摧枯朽耳。成都一得，复合兵向北进发，将不难扫贼穴以收全功。”又如《湖南护国军之奇胜》、《湘西护国军最近之大捷》、《广西独立后之战局》等文章，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广大爱国群众。
3.歌颂各界人民对护国运动的支持。
如《老少欢呼庆共和》、《高等警察学生从戎之热心》、《慷慨从戎之继起》、《美报对于滇事之评论》、《演说足以感人心》等文章，热情歌颂各界人民踊跃支持护国军的盛况。
4.揭露袁世凯政府内部的分崩离析及帝国主义态度的改变。
如《南京会议之内幕种种》、《倪嗣冲要同老妈拼命》、《伪廷末日记》、《日人不承认袁政府之论调》、《北京特别快信》等文章，把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消长变化和对袁世凯态度的改变及时通报出来，有利于人民辨别事理，提高斗志。李慧琴：《〈滇声报〉的反袁护国思想》，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护国运动爆发后，《滇声》还发表了一些漫画，鼓励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投入讨袁洪流。如1916年1月3日《滇声》第3版刊登了一幅反袁漫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图画里把袁世凯画成一只大猿猴，手撑地作倒立状，倒行逆施。右足持笔，在桌子上写“帝制”二字。旁边还画了四个人，代表工、农、兵、市民，他们分别手执斧、锄、枪、笔，向猿猴杀去。图画上的文字是：“猿猴倒行逆施，凡我国民群起而攻之。”这幅漫画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八、深入虎穴游说陈遐龄按兵不动
护国起义爆发时，马幼伯的三弟马介叔任《滇声》的经理，徐虚舟为编辑主任。1916年2月，他们都投笔从戎，马介叔加入护国第二军，跟随李烈钧将军进军广西广东，后来成为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力量。徐虚舟加入护国第一军，跟随蔡锷将军进入四川。
因为马幼伯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法政专业，蔡锷组建护国第一军时，就聘请马幼伯为军法处长。马幼伯深谋远虑地说：“随军出发无补于事，此次出兵川东，而川西防军须加防之。先会理之张午岚、建昌之陈遐龄等，先与有旧，愿亲往晓以大义，纵不能为我用，务使不使不为北军用，乃要图焉。”（马德荣：《马幼伯烈士事略》，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0页。）
马幼伯到川南建昌等地，深入敌巢，游说川军第一旅旅长陈遐龄，对陈进行规劝。后来陈遐龄对袁世凯政府的进军命令消极拖延，以各种方式向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强调饷械不足，（《刘锐恒致政事堂等电》，见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6页。）始终按兵不动，使护国军得以免受腹背夹击。
九、协助张午岚组织四川民军支队
张午岚名张煦，国民党员，反对袁世凯称帝，只身脱离了四川军队，来到昆明，护国第一军出发时，张午岚随同蔡锷到达四川永宁。马幼伯帮助张午岚组织起四川民军义勇支队，听从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指挥。在川南战场上，张午岚、廖月疆率领的两个民军义勇支队配合护国第一军打击袁世凯军队。
后来在护法运动中，张午岚担任全川汉军统领，又被唐继尧编为靖国第七军。大元帅府参议官马幼伯奉孙中山命令入川慰问，张午岚“甚愿直隶于军府”。（马骧：《致居觉生书》，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86页。）张午岚战死后，马幼伯帮助张的参谋长郭文钦收拾残部复活第七军，“率健勇八千人各携枪弹效忠吾党”。（《大元帅府参议官兼宁远各属慰问使马右白谨上书》，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74页。）
护国运动以孙中山革命思想为旗帜，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革命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广大革命军民，是护国战争的主力军。在护国军里，中级和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国民党员，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却没有掌握在国民党员手里。马幼伯写给陈其美的信中分析了这一情况：
“英士先生鉴：
忆自元年沪上在居觉生处一晤，获领风采，钦仰莫名，忽忽四载，怅念无既。比年以来，想先生饱经风霜，逐轮破浪，又增长几许精神矣。前月刘德泽到滇，获悉近况，及吾党进行实力，幸何如之。
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惟赴前敌者，半属吾党。现以秩序之故，大义所在，大局所关，势不能不服从该领袖之命令。如此则吾党势力，似有似无，殊难吐气。现同人计划，不若就此地面，趁此时机，自组一军，纯为吾党占一地步，较为妥善。是否之处，伏冀裁之，并乞商孙中山先生。如以为可，鄙人誓力行之（敢断定扩大于后），请即筹划进行。此间敢死之士尚多，易为召集。其一切情形，自有刘君面述。特此，敬候伟安。”（《马幼伯等致陈其美函》，载《革命文献》第48辑，第162页；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70页转载。）
这些分析，对于今天我们讨论护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个不可多得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