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今世界，高举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自然是美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被学界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列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尚可以勾勒出其基本轮廓。
对于此遭滥觞于美国的金融大危机，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如今回首忆往，这一“腐蚀性”力量，不仅“腐蚀”了华尔街，“腐蚀”了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腐蚀”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官方（以财政部与美联储为代表），恪守自由主义信条，任由市场调节以解决资本主义失衡问题。在危机不断延烧期间，政府犹抱琵琶，对市场的介入举棋不定，对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顾此失彼”，即反映出当局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但是，危机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重挫而愈演愈烈，当局在强大压力下大手笔介入市场，直至效法英国的国有化“极端”举措。由此，有不少经济学家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立即断言，这是“历史的终结”。福山先生高兴得太早了，似乎未经深思熟虑，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作风，而更像一个急于表现自己的小报记者。有人不禁要问：长期以来被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于今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笔者的浅陋之见是，与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
群体的非理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但是，人的自利本性的扩张，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斯密强调，“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有原则的，是受到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法律、制度、规范）所制约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道是，“跨越真理，哪怕只有半步，也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不只是“半步”，而是“一大步”。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社会实际反复表明，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一个常见的现象：在缺乏警察与适当监管的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形成拥堵。道理很简单，每位驾驶者都想按照自身的逻辑而争取最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在这里，个人理性的集合，完全有可能形成整体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哲学上有个概念叫“合成谬误”，即对局部来说是对的东西，对整体而言则未必是对的。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为了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才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灾难。当今世界，在自由主义泛滥的美国“领导”下，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展现个体理性，因此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困难，多边体制式微，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在金融危机呼啸而至后，各国都在力求自保，各扫门前雪。这应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国际苦果。
自由的不对称性。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经济自由。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信报》载文《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颇有意味：美国式自由，已经慢慢沦为失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人，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三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八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世界之最；而4倍美国人口的中国同期只有130万囚犯）。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华尔街是富人与资本结合的综合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而一旦冒险失败，所受到的惩罚甚小，往往换家机构即可“重新做人”。作为职业经理，作为美国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无论在机构还是在国家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的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反映出美式自由的不对称性与虚伪性。
“无形之手”的危险性。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能够进行自我纠偏；认定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远好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极力主张社会经济任由市场进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但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必然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而不是走向均衡，经济自然呈现两极分化，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裂与政治对立，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而这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恰恰相反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盛行，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提高，市场出清与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投资者与消费者在市场频繁挤压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此金融市场震荡越来越剧烈。自由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一直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热烈欢迎政府以“有形之手”来维护“无形之手”，包括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等等，以维护资本、富人的利益。
如今，一个个精打细算的美国人却走向了非理性，“隐形之手”失败了，华尔街喝下了自己酿造的毒药，美国吞下了自己生产的苦果。在大手笔向危难企业伸出援手后，美国总统反复强调，“国有化”是重要的短期措施，并不意味着接管美国的“自由市场”。但是，不管美国救市手法是“非常化”还是“正常化”，美国行为足以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国有化”早已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如果说，侵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民主价值的终结；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国有化”救市则清楚显示，美国自由价值的破旗已经从腐朽的旗杆上滑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偏执断言，苏联式的高度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受奴役的道路；笔者则小心求证，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条把人类引向灭亡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可以休矣！
骗局之一
自由贸易：后进国家的依附陷阱
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一脉相承，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因此，在世界金融大危机之下，在经济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在显示出中国勇气的同时，也令诸多人士无比错愕。
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严重误导人类的理论与观念，在无良精英、财富与权势“三位一体”的结合下，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并被要求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如今，经济自由主义在其英美故乡遭遇破产，由此那些将市场调节、私有制、自由贸易、金融开放绝对化的理论和政策，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质疑与挑战，颠倒的东西需要重新颠倒过来。
经济自由化，市场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低端分工被钙化，世界碎片化，由此形成一个个被贫穷包围的富裕孤岛，被失望笼罩的困苦荒漠。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透过三十年来国际社会一再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知道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什么样子，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应当不是什么样子，即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样子。
长期以来，“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被当作定理；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与福利提高，也被看作是公论。实际上，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本身存在诸多约束条件；货畅其流的自由贸易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存在也只是一时，长期促进作用没有通过历史验证；得到验证的恰恰相反，即贸易保护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发达国家将一个又一个虚假的命题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引诱发展中国家跟进而落入持续落后的陷阱，显示西方文明的伪善。
经济主权是经济安全的保障，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是控制该国财富的成本最低的战略手段。在信奉炮舰政策的时代，强权是通过坚船利炮订立的城下之盟、剥夺他国的经济主权而强行实现自由贸易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强权则是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条约来达到同一目标的。
世界近代历史揭示，强权的崛起都是在既存的国际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孤独地成长，在保护中实现崛起，美国是这样，苏联是这样，更早的大英帝国与德国也是这样。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发源地的国家，都是基于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秘诀而致富。但是，英美等国通过经济保护实现富强之后，便高高举起曾经被他们抛弃的自由贸易旗帜，假惺惺地告诉后进国家，说这就是我们的致富秘诀，你们若是按照我们指引的自由贸易之道，就会成功抵达富裕与繁荣的彼岸。然而，那些轻信发达国家而努力通过国际贸易走向崛起的国家，通过与国际接轨走向崛起的国家，最终都掉入了依赖与落后的陷阱。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1699年，为了保护对当时的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羊毛业与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1700年基于同样的原因而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为了保护尚在摇篮中的幼稚工业，英国通过高关税限制几乎所有的制造品进口。这种严密的保护主义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些保护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最后终止。到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英国生产能力和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企业与产品竞争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高端制造中心，茁壮成长的英国越来越需要国外原材料以及为产品寻求国际市场，这样保护主义越来越明显成为英国发展的障碍，由此才逐渐主张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政策取代保护主义政策可以实现帝国利益的最大化。
即便是在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时代，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依然是有选择的，即对自己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与产品依然实施保护，著名的《谷物法》就是如此，直到1846年《谷物法》才被废除，英国似乎放弃了粮食自给战略。但是，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海外食品的依赖成为英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短板，战时严重的食品短缺使英国在战后采取农业保护政策，用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农场主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量，提高本国的粮食自给水平。
英国实施的保护主义不仅涉及商品，还包括服务。166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而且运用非常成功的《航海条例》，法案要求殖民地的海外贸易必须由雇佣英国水手的英国船队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以及所有从英国殖民地出口的货物，都必须先运到英国，在英国卸货，通过关检，交付关税后，再装船运输。由此，直接促进了伦敦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商贸与金融中心。在美国独立后，英国就是否废弃《航海条例》产生了激烈争论，1783年英国著名政治家谢菲尔德伯爵就此说明：“航海条例，我们伟大的海洋强权的基础，为我们带来了全世界的贸易”，“我们若放弃航海条例，就牺牲掉了英国的海洋权利”。
自由贸易是实现并维持强权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殖民地市场大门。美国在“二战”后以其道还其身，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让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让美国产品进入广大的殖民地、托管地与英联邦市场。
美国从独立建国到1808年禁运法案通过，可以说是世界最开放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税。依照比较利益原则，美国开国元勋们顶着一个理想主义头脑，将美国定位为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农业国家。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人立场鲜明，主张把美国建设成为单一的农业社会，认为独立的小农场主是“上帝的选民”，提倡参与国际分工，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建立现代工业与商业。杰斐逊曾提出一个著名口号：“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为数不多的联邦党人强烈主张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有趣的是，汉密尔顿的民族主义主张，最终由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人付诸实施。经过相当长的曲折与反复，杰斐逊意识到了自由贸易的陷阱，转而坚定主张保护主义。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保护主义法案——《1816年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25%。这离汉密尔顿悲剧性离世（为坚持自己的主张与政敌决斗而死）大约12年，这个孤独的美国精灵在世播下的孤独种子，最终在政敌的培育下发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诞生了美国强权。
美国从第1任财长汉密尔顿，经第16任总统林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100多年间，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线。“在自由贸易体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主。保护主义不是别的，是自然法则，是自我保存的法则，是自我发展的法则，是人类得以保全的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则。”（威廉·麦金利，美国第25任总统）随着利益的不断变迁，美国仍存在着一股主张自由贸易的强大力量。但是，美国通过南北内战（1861～1865年），彻底摧毁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强大利益集团（南部联邦），毫无疑问地走上了经济保护主义的道路。南北内战后，美国对外关税高达49%，远远高于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是当时世界关税最高的国家。美国的保护主义促进了工资上涨，并维持着高工资，如此可以持续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可以便利实施以内需促进发展的经济战略，为美国发起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而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将美国推向世界强权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