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纳得（Joseph Conrad）称詹姆斯是“具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很多人都已注意到康纳得利用法语“con-science”一词既有“意识”又有“道德”的含义来评论詹姆斯，这个词非常合适，因为它高度概括了詹姆斯的艺术焦点。意识的真实性使詹姆斯着迷，所以，他实验各种技巧来展现意识的流动，如单一视角、多重视角等，从流动的意识中来表现人们的道德视野，从而展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很多评论家的兴趣都被詹姆斯令人吃惊的发现所激发：他在大部分的生活与作品中一直‘无意识地合理解释着’”，正如他告诉威廉的那样：“总而言之，在哲学上，我和你‘在一起’，几乎完全地。”詹姆斯经常在他的批评著作中承认，对于他来说，认识的问题与道德的问题不是分离的，而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女士的画像》的序言中，他说：“一件艺术品的‘道德’感……只是或多或少与主题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名字，它用一些诚实的经验对智力做出标记”，而且艺术家在“小说的房子里”选择无数“可能的窗子”的同时决定他作品中“反映的道德”。
詹姆斯终生崇拜的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主要从利他主义和公共福利的理性思想出发发展她的道德观，而詹姆斯则将他的道德观融于文明、文化和艺术之中。两人的出发点虽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人都觉得道德承诺的重要性；詹姆斯道德观的另一个来源是开始于尤斯金（Ruskin）的美学传统，这个运动将道德与艺术、宗教与诗歌、生活与艺术、宗教视为一致。詹姆斯认为欧洲文化与美国清教道德的局限在于两者的分离。他坚持文化必须包括道德；他的论据是实际的欧洲文明往往没有包括道德。同样地，他坚持清教道德必须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与道德分离的文化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他的作品中，他展现了缺乏美学想象的美国人，缺乏道德想象的欧洲人，两种人都不单独具有，用尤斯金的术语来说，一个统一的感知力。
在他的作品中，他探讨了孩子道德意识的形成、成人道德意识的斗争以及道德救赎的问题。孩子道德意识的形成在第一节中已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我们只讨论后两个问题。
一成人道德意识的斗争
一对非常聪明，但是同样贫穷的青年男女莫屯·邓歇尔（Merton Densher）和凯特·克洛依（Kate Croy）相爱着，两人都渴望有过上富裕生活的机会。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碰到一位即将死亡的、年轻的美国女继承人米丽·世易尔（Mil-ly Theale）。这位女继承人已经对邓歇尔着迷，于是，凯特产生了一个想法，让她的男朋友追求米丽，与她结婚，米丽死后，男友就会继承米丽的财产，那时他们就可以自由结婚，而且有了大笔的金钱，可以过上豪华的生活，谁也不会受到伤害。
计划几乎成功了。但是，米丽知道了她的新朋友凯特和即将成为自己爱人的邓歇尔竟然早已订婚。一气之下，她拒不见人，谢绝生活，陷入疾病。但是，临死之前，她做了一个特别的馈赠，给邓歇尔留下一份财产。对这个欺骗计划并无兴趣的邓歇尔认为，他不能就这样把钱拿走，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相反地，他向凯特提议归还这笔财产，他们“照旧”结婚。但是两人都意识到，就像凯特在小说结尾时所认定的那样，他们永远不能“照旧”了。
《鸽翼》包括几个线索，它的形式使我们不断地放下这个，又捡起那一个。通过使用多重意识中心，小说使我们能够见证更大范围内的事件。例如，当不需要米丽来表现一个场景时，我们可以观察凯特和邓歇尔单独在一起的情形，可以捕捉和探索他们的亲密。也就是说，多重意识中心使凯特和邓歇尔不仅成为米丽欲望的客体，也使他们自身具有一个现实的主体。当我们观看凯特和邓歇尔密谋米丽的财产时，我们看到了由单一意识中心不能表达的场景。通过多重意识中心，小说家以此为自己和读者赢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范围，并且获得一个较大的世界。但是，这种扩大了的展现范围，这种能看见更多的世界的能力，反过来又束缚了作者看见更多世界的自由在每一个客体和每一个时刻，特别是每一个代理人身上。如邓歇尔作为米丽欲望的客体，他可以被转换成任何她所需要的东西的意象，但是，多重意识中心防止作者和读者沉溺于米丽一人的意识之中，它使人们也从凯特的意识中去观察了解邓歇尔。同样地，我们了解作为一个主体的米丽，所以，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其他人物对她的比喻：凯特称她为“鸽子”，邓歇尔称她为“美国的姑娘”，苏姗·斯军哈姆（Susan Stringham）称她为“公主”。因为，这些意象本身或相互之间互相矛盾、互相修饰、甚至互相否定。
沃得（J.A.Ward）在研究詹姆斯小说的结构时，注意到从单一意识中心到多重意识中心体现了詹姆斯的一个美学变化，那就是从“人物小说”发展到“关系小说”。沃得认为，在人物小说中，人物关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的存在主要是用来揭示人物的，提供“智慧的原材料：只有高级的大脑才能理解的经验材料”，单一意识中心特别适合人物小说；在关系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主题”。沃得特别提到《鸽翼》“逻辑上需要多重视角；这个技巧不仅支持主题，它就是主题”。我认为，不仅多重视角就是主题，单一视角也是主题，我们在第一章中分析的小说《梅西所知道的》就是一个证明。
与詹姆斯的其他小说不一样的是，《鸽翼》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积极的行动者。米丽随时可以面对选择，她因此而与其他人物相区别；凯特拒绝承认她对邓歇尔的爱与她的物质梦之间存在有不谐之音，她说：“我不会失去任何人、任何东西，那就是我的情形，我想要一切，我将为一切而努力”邓歇尔迟疑不决的行为虽然无意真正欺骗米丽，造成了欺骗米丽的事实，却不自知。他是一个被动的、摇摆不定的詹姆斯似的人物，他意识到无论何时都要作出选择，这是他最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的。他爱凯特，因为爱她，所以听从她的安排去接触米丽，但又控制自己保持在礼节的范围之内，并不向凯特期待的那样引诱米丽；凯特为了达到目的，不断地躲避邓歇尔，努力将他推向米丽，邓歇尔决定“不要放弃所爱的女人，而是要支持她，即使她错了”。正是基于这种动机，虽然面对米丽，他也能把握自己。当米丽离开去换衣服时，凯特不期而至，邓歇尔责备她：“不是我应该对米丽负责”，“在我看来应该是你”。后来，他重新估量与美国姑娘呆在一起的最初时光，才意识到凯特是多么不在乎他和米丽之间发生的事情。当米丽换好衣服之前，凯特突然离开，将行动的场地留给米丽和邓歇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现实，一个没有凯特位置的现实，用语言、用令人尴尬的沉默，非常近似于凯特离开米丽房间时对邓歇尔的发誓：“这里？在这儿我们之间什么都不存在。”仿佛要证明她是错的，邓歇尔走过去要拥抱凯特，但是被她止住，“当他放下她的手时，他已抓住，就像过去一样，米丽的手。不管怎样，他没有与米丽决裂”。
米丽的策略就是要将邓歇尔卷入她称之为“她的现实”中来寻求他的爱，通过进入“他的现实”来向他表明自己的爱。米丽开始着手实现她的欲望，通过每一个决定性的动作，从最细微的谈话反映到精心设计的表演，包括迫使邓歇尔邀请自己到她的房间的大胆举动。许许多多类似的行为成为米丽的生命线。当米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某种最高的想法”的影响下，步下帕拉若利颇热里的大台阶，“下来”加入到所她想象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现实中的朋友时正是她最后在公共场所的露面，她充分表达了她想活的欲望和她已经选择的死的方式，这些“隐含的诗意”成功地影响了邓歇尔，使他从最初对她的怜悯、欣赏她的美国性格到尊敬、羡慕她的勇气，最后到倾慕。现在，“他融合在她的命运中，或者说她的命运，如果那好一些的话，与他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融合，米丽复活了邓歇尔一直为之痛苦的、他和凯特的关系中所缺乏的意识：一种自我力量的感觉。此时，邓歇尔敏锐地意识到“她对他的深深依赖”，“他将做或不做的任何事情都与她的生命密切相关，她的生命因此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任何一张牌都可能杀害她”。
米丽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一次行为就是留给邓歇尔一笔遗产，即使她现在已经知道邓歇尔与凯特的婚约，她仍然通过显示她的激情与慷慨来寻求邓歇尔的爱，正是她的举动唤醒了邓歇尔沉睡的男性意识和道德感，他感到自己“被宽恕、被奉献、被祝福”。米丽的力量使他迫使凯特在对他的爱和她的财富梦之间作出选择。
从此，邓歇尔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道德感使他认为这笔财产是由欺骗行为所致，动机不纯，无法消受，所以必须退回，使自己的良心少受谴责，让事情回到正确的轨道。凯特认为，最初的欺骗是出于爱的动机，不应受良心的谴责；接受遗产是邓歇尔曾经陷入爱河的证明，使最初的动机由欺骗变得纯洁；放弃财产并不意味着纠正错误，因为本来就没有错误。可见，两人的价值观大不相同。凯特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不但没有道德观念，而且时时强词夺理，以减轻道德裁判的重量。显然这件事情已给他们日后的生活留下了阴影，影响了他们的关系，他们不可能再有相互的尊重，同样的权力。
我认为，放弃遗产，是邓歇尔的赎罪努力，是他试图忏悔错误的动机的表现，是他灵魂得救的证明，是他拒绝一个已不再爱恋的女人的方法，也是对她所代表的价值的一种蔑视。其实，书名《鸽翼》就暗示了这种结局。我们已经知道，米丽被凯特称为“鸽子”，鸽子的意象是自由、飞翔行动、和平和希望。作为一个有钱人，米丽有充分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加上美国人特有的大胆性格，使她敢于行动；在她出现之前，她的两翼凯特和邓歇尔，由于贫穷，濒临分离的局面；她的出现使他俩重新紧密团结起来，给他俩带来和平和希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稳定的局面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她的去世，彻底打破了这种力量的均衡，也带走了由她带来的邓歇尔和凯特之间的平衡。所以随着鸽子的消亡，她的两翼也不可能再成为平衡的两翼，因此，凯特和邓歇尔关系的疏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邓歇尔已经获救，凯特仍然执迷不悟，救赎者已经死去，无法看到自己的胜利，因此，詹姆斯立即着手塑造一个亲眼看到自己成果的救赎者，《金碗》中的麦吉。
二道德的救赎
出版以后，《金碗》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毁誉参半。玛丽·莫斯（Mary Moss）在《大西洋》杂志上将正反两种感情融合在一个句子中：“他是一个珍贵的、畸形的现象，太例外而无法模仿”；《纽约论坛》认为詹姆斯畸形，把他当作一个“在方向性错误的活动中燃烧自己的天才”；《独立》杂志认为麦吉和她的父亲“提升了此书的意义”；《国家》杂志声称只有詹姆斯才能“用英语不给人粗劣和庸俗之感”来讲述这么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故事。芮贝克·维斯特（Rebecca West）甚至说：《金碗》“是关于一些性方面疯狂的人的丑陋而不完整的虚构故事”；而多洛沙·克卢克（Dorothea Krook）则认为此书是一首壮丽的“长诗”，属于“现代欧洲文学上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弱者通过转换人类的爱来救赎男人的故事”；其他的评论家，如丹尼尔·施内得（Daniel Schneider）等也认为麦吉是詹姆斯的救赎代理人。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两个美国人百万富翁亚当·威威（Adam Verver）和他的女儿麦吉（Mag-gie），在阿塞哈姆夫人（Mrs Assingham）的策划下，麦吉结识了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王子阿美力购（Amerigo），并准备与之结婚；麦吉的同学夏洛特·斯当特（Charlotte Stant），一个美国人但生长在佛罗伦萨，因为贫穷，刚与阿美力购断绝关系，此事只有阿塞哈姆夫人知道。在阿塞哈姆夫人家中，阿美力购与从美国回到伦敦并且欲寻一位丈夫托靠终生的夏洛特重逢。麦吉婚后两年，建议父亲娶夏洛特为妻。父女经常呆在一起，夏洛特与阿美力购旧情重叙并私通。小说的第二部分麦吉凭直觉查知此事，为保全两个婚姻，她决定不公布此事，而是挑战丈夫，让他不再信任夏洛特，不告诉父亲真相，让父亲和夏洛特回美国。本故事中，还有一个卖给麦吉金碗的古董商。
在詹姆斯的国际性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四个主人翁的前身，尤其是亚当和麦吉。以前，我们曾遇到富裕的美国人如库瑞斯托夫·纽曼，丹尼尔·特莱西·涂谐特（Daniel Tracy Touchett），麦吉也是詹姆斯作品中一长串的女主人翁中的一个，只不过，在金钱、智力、天真方面略胜一筹。意大利王子阿美力购，“一个真正的王子”，代表欧洲类型；夏洛特，“一个稀有的、特殊的产品”代表着移居国外的美国人。他们俩都很聪明、漂亮，通晓几种语言，对于生活的“形式”有一种本能的了解。他们的贫穷导致了恋爱关系的破裂。四人相处，各取所需。在亚当的眼中，王子“无论如何是他收藏的一部分，一件只能在这里买到的东西一件稀世珍宝，一件美丽的物品，一件价值不菲的宝贝，一件博物馆的陈列品”麦吉声称她并不是被王子的个性所吸引，而是被他身后的几代人所吸引；“荒唐、犯罪、抢劫、浪费因此。”她继续对他说：“没有了你们的档案、记录、丑行，你们曾经到过哪里呢？”对于王子而言：“他完全认识到总是在谦卑中成功的物质不得不是威威先生的百万。”亚当为了取悦女儿娶了夏洛特为妻；夏洛特则与王子一样，是为了“威威先生的百万”而嫁给了他。
可见，这两对夫妇不是由爱相结合，而是由各自的欲望走到一起，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婚后，麦吉借口照顾父亲，更多地与父亲呆在一起，尤其是小王子出生以后，亚当更是取代了阿美力购的位置，常常与麦吉和小王子呆在一起，在人们眼中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半乱伦的关系；因为父亲和女儿下意识中不把王子和夏洛特当作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只把他们当作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所以父女俩总是呆在一起，而把阿美力购和夏洛特拒之门外，使他们旧情复萌，实施了通奸，因为各自的婚姻，他们又是女婿和继母的名分，因而，又是一种实际的乱伦关系。在此，詹姆斯探讨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把它们浓缩在一个家庭之中。
在保罗·毕·阿姆斯特朗（Paul.B.Armstrong）看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詹姆斯的强烈爱好。”现象学家胡塞尔（Husserl）认为，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是不同的。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的客体也存在于你的世界里。自我，认为，展现在我面前的客体如同展现在你他人面前的客体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对同一个客体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仅因为我们看客体的角度不同，而且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使我们对同一个客体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熟悉的事情对于你来说也许就是陌生的。他人用唯我论威胁我，因为我们的世界永远不能完全一致。但是他人也是检验我是否拥有“现实”的手段，因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观察者之间的一致。胡塞尔使用“移情”和“类比”的行为来嫁接自我之间的沟壑这种行为将自己转换到他人的位置上，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和萨特（Sartre）等后期现象学家认为“移情”和“类比”不能确保主体间的交互性。梅洛·庞蒂认为另外一个人的自我在场是完全不可知的，也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不透明的，因为我永远不能经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就像他人永远不能经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样。萨特认为我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自我为他人”；而且我为他人的客体永远不能与我为自己的主体巧合。总而言之，完美的主体交互性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对方。但是，这种主体交互性透明的不可能性却是反对唯我论的保障。减少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不透明性，缩小距离的最好可能性就是对话。
詹姆斯在这篇小说中使用的多重意识中心使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探讨更加细腻和深入。
在《金碗》序言中，他总结了他的创作手法：
我已经泄漏了挑选处理我的主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已经成为公认的习惯并且评论很多，那就是通过一些或多或少远离的、并不严格卷入的、但是完全感兴趣和聪明的见证人或报告人，只对事件进行某种程度的评论和阐释的人的感知和机会，来“见证我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方法只适用于“我的短篇故事中”接着阐述了他在《金碗》中的创作思路：
书的前半部分是王子的意识，实际地看见、了解、断定，实际地向他再现与我们相关的每件事情非常（尽管他不是以第一人称说话）接近其他报告者和其他情形的评论者的形式。因为具有一个高度怀疑性的记录意识，他因此使我们看到反映在其中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然而对本戏中的演员这个在一团乱麻中不断按照预定的命运卷入、受窘的代理人毕竟没有一点点偏见。在小说的后半部中，王妃的功能与他完全一样；她的意识的记录不仅与他自己的紧密相连王妃除了感受应该感受的每件事，并在其中适当地充当一个角色以外，使她的价值双重化，变成一个创作的资源，具有最好的次序和内在价值。
根据这段话，大卫·麦克沃特（David Mc Whirter）将《金碗》的多重意识中心锁定在王子与王妃两人身上，所以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当我们只需简单地关注一下第一部书中的夏洛特·斯当特、亚当·威威、还有阿塞哈姆夫妇的意识”，我们就会发现，“詹姆斯是错误的，他忽略了这些关键部分的重要性”。照他的理解，这篇小说实际上成为双重意识中心。
我认为：《金碗》的多重意识中心应该是以王子与王妃的意识中心为主，其他人物的意识为辅。大卫·麦克沃特的疑惑在于他对詹姆斯的另一番话的忽略：“当然，除了每一个真正的、深入地卷入和融合在其中的、或多或少流血的参与者以外，没有其他参与者。”根据詹姆斯的客观经济的原则，他利用“一只手上的几个指头就能数清的人物”来表现他的主题。所以在这篇小说中，他的人物既通过行动又通过意识来参与事态的发展，与以前的小说意识中心很少卷入行动相反，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意识中心，只不过他们意识的分量不同，因为人物有主次之分，否则，就无法解释其他人物的意识。实际上，这篇小说中六个人物都“真正的、深入地卷入和融合在其中”，缺一不可，其中，王子、王妃、夏洛特·斯当特应该是“或多或少流血的参与者”。
正是通过他们的意识，詹姆斯探讨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对麦吉和她的父亲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麦吉嫁给王子有多大改变，相反，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呆在一起，因为，麦吉并不希望父亲感到被抛弃，所以像以前一样地照顾父亲。但是，他人并不像他们一样看待此事。譬如，兰斯夫人（Mrs Rance）就认为，麦吉应该像其他女人一样更多地与丈夫呆在一起，而威威先生的大门也应该向其他女性敞开。兰斯夫人的闯入使他们反思自己的情形和问题，使他们认识并了解“为他人存在”和“为自己存在”之间的差异和斗争。麦吉发现她和父亲把其他人拒之门外，实际上使他们自己沉浸在自恋的情绪当中。因此，他建议父亲娶她的同学夏洛特·斯当特一个穷姑娘为妻，却不知道夏洛特曾经是自己丈夫的情人。虽然他们在形式上采取行动，让他人走入他们的生活，但实际上，父女俩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默契”而不是建立新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人的眼中，他们的关系是不正常的，甚至被认为是乱伦。而被他们置之一边的配偶即使不是旧情人关系，也自然地会结成同盟，发生通奸，出现实际的乱伦。这是因为麦吉和父亲并没有将夏洛特和王子当作独立的“他人”，因为只有独立的主体才有可能撒谎、保密、通奸。在他们的眼中，人际关系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如此完美地安排着”，正如王子观察到的一样，“他们感到一种自信”；后来，麦吉发现要想维持表面的平衡都很困难；阿塞哈姆夫人曾经怀疑麦吉的智力：“仿佛她的想象力已经对此关闭了，她所有的感觉被封闭了”，“对于一个叫做罪恶的一个很大的罪恶。”最终，“麦吉醒了”，她开始怀疑，“第一次怀疑对于她极妙的小世界使用她极妙的小判断”，“怀疑忠诚怀疑友谊。在麦吉的转折阶段，詹姆斯使用了著名的宝塔意象来象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窘境。通过怀疑宝塔的价值和意义，麦吉隐隐约约感到他们四人组合这种所谓“完美的安排”的表面的完美下隐藏的秘密，她发现自己处在“错误的位置”上，发现了“掩藏在后面的可怕的事情，掩藏在如此被信任、如此虚假、如此高贵、如此聪明、如此温柔之后”的东西。
麦吉的觉醒过程确实与自我的沉思有关，但是也建立在他人其他的来源上。她完全意识到她的窘境是通过与他人的交谈，从他们已说的和未说的中推断而出，这需要很高的智慧。由于具有较高的道义，她承担了四人之间被破坏的道德次序和虚假的平衡。她将自己当作“替罪羊”，暗示了她：一方面，自哀自怜；另一方面，她的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通过肩负起“他人的罪恶”进行自我否定，显示了她的“为他人的自我”，她对他人的关心。为了挽救两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她采取了“无为”的办法。她假装不知道可能的谣言和通奸等，使她的生活充满“严肃、尊严和体面”而不是“恐惧、羞辱和毁灭”。假如她发泄“直接的报复性的观点、怨恨的权力、嫉妒的怒火和激情的抗议”，那将“意味着放弃他们（夏洛特和王子）”。放弃他人，不仅意味着放弃两个家庭，而且意味着，就像替罪羊意象所象征的，对两个通奸者的道德放弃，也包括了“替罪羊”自己。显然，她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她开始关心、了解丈夫，并对之报以持之以恒的信任，使丈夫回心转意；她对自己情敌的痛苦的同情和才能的钦佩显示了她对他人感情和个性的慷慨大度。
很多评论家对麦吉行为的两面性不以为然。一方面，她挽救两个家庭所采取的措施被认为是谋权术，依赖于欺骗和不诚实；另一方面，她的行为使夏洛特遭受痛苦而那时她似乎非常高兴。
我认为，评论家们的观点失之偏颇。麦吉之所以采取“无为”的办法，是其目的所致。因为，她想使她的生活充满“严肃、尊严和体面”而不是“恐惧、羞辱和毁灭”，不想“放弃他们”，而她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提线人物阿塞哈姆夫人也不愿告诉她实情，从这一点看，麦吉其实是一个受害者，非常值得同情。而且后者泄漏最多的信息不过是：“你的丈夫从来，从来，从来没有像现在一半这样对你感兴趣”，麦吉不得不从他人的言语与表情去推断。例如，当她与阿塞哈姆夫人谈到金碗的时候，后者扔掉金碗来消除麦吉对它的阐释，说：“无论你怎么解释它”，它“都不存在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反倒帮助麦吉证明了王子与夏洛特之间的关系和阿塞哈姆夫人的知情。尽管关于金碗阿塞哈姆夫人什么也没有说，但是，麦吉从她不自然的表情和行为中看出了端倪。同样地，麦吉与王子的对话策略帮助她从王子伪装的平静外表下看出了他内心的冲突。如果说这样的方法是谋权术的话，就没有其他适当的方法可用；确实，她与夏洛特的谈话缺乏诚意，那是因为她不想揭露夏洛特的谎言，她这样做只不过是给夏洛特留下面子。当麦吉安慰心神不定的夏洛特时，她说：“你一定要知道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想过你会使我难受你一定要知道我一直都认为你漂亮、令人愉快而且善良。”我们知道麦吉在撒谎，麦吉也知道自己在撒谎，可是，她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她做了“正确的事，正确的事是的，就像她说的，采取欺骗这种特别的形式，直到最后。只是有一个问题，不要有一丝一毫地偏离到实情上去”。由此可以看出，麦吉的欺骗和不诚实，不是出于报复，而是替夏洛特着想，不想使夏洛特难堪和紧张，是麦吉的“我为他人”的思想在起作用，这是一种无私、大度的表现！尽管客观上这种方式给夏洛特造成了一定的痛苦。麦吉如此关照夏洛特，夏洛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作为麦吉的陪衬人物和情敌，夏洛特通过外貌和行为的刻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并不太多。书的第一部主要展现王子的意识，第二部主要展现王妃的意识，大概有六章描写亚当的意识，而夏洛特的意识只有一章和随后的几个段落。也就是说，人们主要是从他人的眼中、思想意识中认识、了解夏洛特。夏洛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通晓几种语言，非常擅长于使自己受富人喜欢。与麦吉相比，她很浅薄、虚荣，而且极不诚实，总是生活在一种自我显示、自我辩护的状态之中。但是她很聪明，总能利用他人的微妙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一出现，就开始了她的第一次欺骗麦吉的行为。表面上，她来伦敦是来参加她最好的朋友麦吉的婚礼，在要给新娘一个适当的礼物的借口下，她请新郎王子她过去的情人一道去购物。她表白了她的真实动机是要给他留下印象，“再看你一次，和你呆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就像我们曾经的那样我想要的就是我将总是与你在一起以便你永远不会真的摆脱这份感情”。这样，就在麦吉婚礼的前一天，她激活新郎，如果说没有完全忘却，但已经抛诸脑后的旧情，因为毕竟，他确实保留着“那些神秘的书籍”。
使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麦吉建议她的父亲娶她。一开始，她不敢接受，因为她不清楚麦吉和她父亲是否知道她和王子的关系。她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尽量坦率地表现她的小心翼翼，她问亚当他生活中是否还有空间留给“另一个年轻女人”，他娶她的原因是否纯粹是为了减轻麦吉的负担。当他们接到麦吉的祝福以后，夏洛特仍然怀疑麦吉的诚意，直到她接到王子的电报，她才接受亚当的求婚。这件事情显示了夏洛特善于谋划的能力。想一想她的贫穷，亚当的财富，更不用说她公开地寻找一个丈夫的意图，她应该马上答应亚当的求婚才合乎常情，但是，她却有意推迟来表明她的犹豫、审慎、约束，以便确认父女俩是否真的不了解自己与王子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故作矜持，抬高自己的身价。她还通过表示可以公开秘密的方法守住了秘密。在巴黎，她非常直接地提出要给亚当看王子的电报，实际上这封电报“完全可能马上毁掉她的婚姻”，她却得到亚当的保证不但不看王子的电报，还为给王子的回电付款，可见，她不仅工于心计，还胆大心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
她的冒险精神还可从购买金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她想买一个可爱的古董金碗作为礼物送给麦吉。王子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瑕疵，它并不是贴金的，而是水晶的，所以走出了古董店。夏洛特看不出瑕疵，但是从价格上断定“一定”有一个。于是引出了店主的著名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不能发现的问题，那不是和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好吗？”这句话概括了一个典型的詹姆斯式的难题。它也许与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好，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对一个想要“发现”什么的人来说，它是否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作用都是不可知的事情。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假装看不见，有的不想看见，有的不愿帮助他人看见。可是，麦吉正是从这个外表金碧辉煌的金碗的瑕疵上断定出外表和谐美满的两对婚姻的裂痕。假如麦吉没有发现的话，王子和夏洛特会怎样呢？王子看出了问题，所以离开了商店，表明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发现错了，马上改正，这就是为什么他发现麦吉觉醒之后，马上站到麦吉一边的原因。而夏洛特则不然，明知有瑕疵，还要坚持买，甚至撒谎，明明需要15英镑，欺骗王子说只需要5英镑，她“买得起”，表明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欺骗、冒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是，她低估了麦吉的智力，总希望用谎话套取麦吉嘴里的实情，想当然地认为“麦吉总的来说考虑父亲多于考虑丈夫”，毫不怀疑麦吉的觉醒和为之作出的努力，更不知晓麦吉正与王子“越来越近”，而她自己“尽管在她面前容光焕发，出尽风头，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黑暗的空间，将会浸泡在孤独之中，尽情地享受烦恼”。
就这样，她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状态中，不知悔改。当麦吉充当起替罪羊的时候，她仍在撒谎：
“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夏洛特说，“或得罪了我能猜想到的你有足够兴趣去关心的某个人。如果我有什么过错或嫌疑的话，我完全是无心为之，我很着急，想听你诚实地告诉我。但是，关于我所谈到的，假如我被误解的话就像我已想到的，你对我的态度，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明显地好了很多。没有任何来自于你的改正形式能使我更满意的了”“你是说，‘假如’你犯了错的话？”王妃脱口而出：“你一直都在犯错。”
可见，在夏洛特的生活中，她总是只为自己考虑，她的“我为他人”的念头从未出现，而麦吉却时时想到他人，即便她不得不沉默以至于给夏洛特造成压力时，她对夏洛特充满同情。“对于我们的年轻女人来说”，夏洛特在佛恩斯谈到亚当的收藏时声音听起来“像一个痛苦的心灵在尖叫”，以至于麦吉眼中充满泪水，窗前“明亮的广场”“一片模糊昏暗；有时候，当麦吉默默地观察夏洛特时，她会感到喉咙哽咽，想对夏洛特说：“紧紧抓住，亲爱的不要太害怕不管怎样，总会过去。”两个女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麦吉的移情既是她“我为他人”思想的体现，又是詹姆斯把她作为中心意识的结果。
实际上，夏洛特不仅是麦吉的对手，而且是麦吉的同盟。因为夏洛特的自我欺骗正好成就了麦吉装作不知道的欺骗策略。她的错误理解使自己沿着继女为她安排的道路走下去。为了挽救面子，在佛恩斯的花园里，她急切地抢过麦吉的话头，表明自从她可以依赖威威一家的收藏以后发生了多么大的转折，以此自欺欺人，掩盖她与王子的通奸。
夏洛特似乎知道自己被击败了，至少麦吉坚持认为“她知道，她知道”。麦吉感到“夏洛特正在掩藏的既不是骄傲也不是快乐她正在掩藏耻辱她不仅不想让别人知道，更想使自己忘掉。她想掩盖自己的“耻辱”，否认不断减少的自由和权力的方法正好与麦吉相反。麦吉是偃旗息鼓，静观事态的发展；她是大张旗鼓、大摇大摆、虚张声势，通过使自己疯狂地忙于画廊保管的事务、佛恩斯的旅游向导、将丈夫宝贵的收藏品包裹好准备运往美国城等工作来抗争，通过使自己忙碌来麻痹自己的感觉，使人们觉得一个胸有成竹，一个黔驴技穷。夏洛特想要挽救面子的抗争实际上也是她维持尊严的努力，但是即便是这种默默的维护尊严的努力也推动了麦吉的计划，加速了麦吉希望父亲和夏洛特回美国的进程。无论是通过用来掩饰痛苦的错觉或是尊严，夏洛特都有助于营造麦吉计划的成功所需的不透明气氛。
尽管麦吉自称是四人关系的替罪羊，但真正吞吃苦果的却是夏洛特。夏洛特也许不会在美国城的文化“沙漠”中“由于她的负担下沉并且死亡”，但是她的痛苦确实能将其他人从复杂的关系和面临的破裂中解救出来，就像麦吉承认的那样：“似乎她的不幸是我们必须的仿佛我们需要她，以她自己为代价，来使我们增强和启动。”正如瑞内·济哈得（RenéGirard）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像夏洛特那样的替罪羊的“牺牲”能够“使团体恢复和谐，加强社会结构”，通过使这群人疏通“各种不同意见、结束敌对状态、嫉妒和争吵”，避免可能的分裂，来“保护整个团体免受来自于自己的暴力。”因为替罪羊的角色使夏洛特成为“他人”，剩余的三人则成为“自我”，相互之间更加透明，更加关心，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就像麦吉与王子将夏洛特当作他们共同思考的对象时，“他们这样在一起了，他和她，紧紧地，紧紧地在一起”，麦吉感到，“而夏洛特，尽管在她面前容光焕发，出尽风头，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黑暗的空间，将会浸泡在孤独之中，尽情地享受烦恼”。麦吉与王子之间的距离与他们和夏洛特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通过替麦吉撒谎和分享麦吉已经觉醒的秘密，王子加入了麦吉的主体合作，使他们在夏洛特面前保持不透明，而夫妇之间却变得比以前透明，更加了解，夫妇之间的相互反映依赖于他们与夏洛特的相互反映的缺乏，而父亲与女儿之间更是充满默契，所以，夏洛特自然而然地被孤立起来，无法逾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黑暗，也就无法与他们结成真正的同盟。
在实际的乱伦发生之前，在麦吉父女的眼中，王子是父亲眼中的收藏品，是女儿眼中的历史，可就是没有自己的主体。通过实施通奸，王子重申了自己的自由，挽救了自己的身份。通过蔑视父女俩的期待，他表明了自己不能被掩藏的主体，从被父女俩客体化的情形中转化过来，重新定义了父女俩为他定义的状态，转变了他人令人疯狂的误解，获得了与父女俩同等的地位。最后，王子告诉麦吉：“除了你我看不见任何东西。”这可以看作王子对麦吉爱慕之心的表露，也是麦吉期待的增强融合的公开宣言，而且，它还表明了王子对麦吉的着迷，就像过去一样，“她使他感到神秘”，同时隐含着他仍然不了解麦吉。他们之间由于对付夏洛特的需要所形成的相对的透明性此时受到限制，因为麦吉仍然需要对他保持一定的模糊以便最终更好地控制他，所以，在她没有准备好展现更大的透明性之前，她依然使他迷惑不解。从麦吉方面而言，王子的宣言使麦吉既感到可怜又可怕。感到可怜，暗示着麦吉对王子的一份怜惜之情，因为她必须把王子置于被约束和服从的地位，这使王子显得极其无助和迷惑；“他给她一种在笼子里的感觉”，尽管主要“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所造成的，因为，他毕竟与夏洛特不同，至少他同意与她结盟，所以她希望有可能用关心把他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他囚禁在冲突之中；感到害怕，是因为麦吉越来越觉得王子作为一个主体的个人魅力会征服自己，而自己却有一种“屈服于永无止境力量的恐惧”；它还可以理解为麦吉的愤怒的宣泄，因为她不得不担负起四人命运的责任，还有她与丈夫的关系将会出现的各种状况。以此看来，麦吉实际上希望她和丈夫能自由地、平等地相爱，而不是一方制约另一方。
《金碗》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一种对称美，如两对夫妇，一对美国人，一对欧洲人，等等；多重意识中心的运用在此已毫无《鸽翼》中表现出的笨拙、生硬，意识的转换非常轻松、自如；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经济，只利用“一只手上的几个指头就能数清的人物”就概括了他曾经表现过的主题：如被忽视的无助的孩子、贫穷的年轻女人的欲望、夫妻之间的关系、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国际性主题、利用婚姻实施的通奸、乱伦等等。所以，我认为，《金碗》体现了詹姆斯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意识的处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小说史上的转折点，引领了小说从现实主义的传统走到创造和阐释意义这个标志是从乔伊斯到伍尔夫到贝克特等等现代小说大师们的特征之一。他认为，小说的艺术就是“再现的艺术”，他挑战传统的全知叙述方式，实验并灵活运用单一视角和多重视角叙事，使那些展示他的小说世界的方法主题化，自觉地考察意义产生和阐释的过程。在有关再现的自我意识中，詹姆斯的小说探讨我们是怎样通过阐释创造现实的，它们于是领导读者去发现人们是怎样赋予这个世界秘密的，又是怎样阐释它用以展现自己的符号的。詹姆斯的道德视野宣告并寻求解决现代时期认识危机方面更重要的后果：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我们所知道的发现我们的意义、目的和价值？他对于经验的探索只是伦理状况质询的延伸，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标准没有比存在自身更深的基础，而判断也只不过是众多意识真实性中的一个。
自从1943年詹姆斯诞辰100周年纪念以来，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批评不断出现。在他职业的大部分生涯中，特别是他创作的中、晚期，他被称为“作家的作家”。过去、现在、也许将来的普通读者都会发现詹姆斯作品冗长、复杂，有时甚至过于庞大，而且对于社会礼仪关注太多。许多早期评论家指责他让天赋沉醉于自己的快乐之中；最普遍的攻击是小说缺乏必要的行动来维持兴趣，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与现实社会中的事件没有关系。两篇笨拙地描写社会问题的小说《波士顿人》和《卡撒玛西玛公主》为批评家指责他除了浪漫刻画以外缺乏产生其他类型的作品的想象力提供了证明。这种态度导致了作者在一战之后几乎默默无闻。但是随着一些批评家的努力，人们对他的兴趣在20世纪40～50年代重新恢复，人们发现他是一个技巧大师，善于细致地刻画人物。到60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他的小说的深度。他的情节不再被认为只是天真的美国人和腐败的欧洲人之间的较量；有辨别力的读者解释了他的象征，发现了广阔的哲学和心理学兴趣；有些甚至从神话的角度来阐释，如堕落的男人、基督人物和尼采的“被造的自我”，还有精神分析等等。
现在，欧美大陆一致认为他是“20世纪文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新颖、他的独特的文体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刻画使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他是小说艺术中“最细腻的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