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对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创作了22部长篇小说、113部短篇小说，还在于他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与理论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他的游记对美国文明所作的评论独树一帜，他在《纽约版序言》中有关小说的艺术影响深远；在长达70年的生涯中他与上百个人的通信令人难忘。
在世界文学史上，他已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与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马塞尔·普鲁斯特、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马斯·曼并驾齐驱。
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占据了中心位置。从19世纪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到20世纪的现代小说和后现代小说的转型中他起到了枢纽的作用。在一篇未曾发表的关于小说的手稿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事实上亨利·詹姆斯的书是我们赖之以跨越就其本身的形式来说比较完美的古典小说到另一种文学的形式，如果说这种形式的名称很重要的话，它将来会被赋予新的名称——现代小说，20世纪的小说。”他影响了一大批现代小说家，包括现代小说巨匠乔瑟夫·康纳德、弗吉尼亚·伍尔夫等。格热汉姆·格林将一系列文章献给詹姆斯，宣称：“他在小说史上的孤独正如莎士比亚在诗歌史上一样。”
国外有关亨利·詹姆斯的评论著述甚丰，手段迥异。正如理查得·A·霍克斯所说：“亨利·詹姆斯的批评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批评的历史，它‘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主动的和被动的发掘和肯定阶段；第二，稳定和全盛阶段；第三，重新评估和重新解释阶段。第三阶段形成了亨利·詹姆斯研究的‘第二次浪潮’。”
从早期到主要阶段发现和发掘了詹姆斯的天才的人是詹姆斯“最早、最热烈、最真诚、最忠实的崇拜者”，他同时代的作家威廉·第恩·豪威尔斯，他写了16篇文章阐释詹姆斯的作品，呼吁大众关注他的作品，并为之辩护。他的早期评论家本身就是作家和诗人，如：乔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福特·麦道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H.G.威尔斯（H.G.Wells）、芮贝克·维斯特（Rebecca West）、威农·李（Vernon Lee）、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哈目富瑞·沃得夫人（Mrs.Humphy Ward）等，所以他们的评论更为深刻，一针见血。如哈目富瑞·沃得夫人说：“（他的作品）所展现的人类生活的深刻思想……（因为）很少有他不能描写或暗示的人类情感，不论是正常的还是奇怪的”；1905年，康纳德称其为“具有美好的道德意识的历史学家”；1918年，艾略特认为他是“他那一代最聪明的人”，是“深层心理”的实践者，是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能力”，他的大脑“关注25年时间内世界的变化”；庞德认为詹姆斯“情感的伟大在于他对暴君的痛恨”，他的国际主义主题使得“三个民族相互了解”，他的“交流的努力”首先是“认识差异，差异存在的权利”。霍克斯认为，爱略特和庞德的称赞标志着有关詹姆斯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赞扬来自于诗人，特别是詹姆斯的后期作品对现代诗歌有特殊的影响。第二，爱略特和庞德是现代主义的缩影，詹姆斯的小说实际上被认为比19世纪的小说更具现代性。第三，庞德对詹姆斯作为培养仁爱价值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调与战时的需要共鸣。
早期评论的另一支是伊丽莎白·凯瑞（Elizabeth Cary），1905；约瑟夫·W·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1918；坡西·卢波科（Percy Lubbock），1921。他们的评论为早期的学术批评定下了基调，其涉及主题、技巧，表示了对《纽约版序言》的尊敬，建立了一种模式，影响学术与教学达半个多世纪。比奇的《亨利·詹姆斯的方法》（The Method of Henry James）和卢波科的《小说的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聚焦于詹姆斯的技巧。尤其是《小说的技巧》一书，利用詹姆斯序言中的一些原则和用“詹姆斯式的”标准来评论一些作家如托尔斯泰、福楼拜等，使詹姆斯经典化。比詹姆斯更加詹姆斯的是，卢波科的研究使小说“视角”和戏剧方法规范化，为多年后詹姆斯的复兴和形式主义对他的研究建立舞台。同时，卢波科的说明和将詹姆斯当作标准的批评大师为20世纪80年代“新潮”詹姆斯迷的反叛和解构提供了终极原料。
20世纪20年代是詹姆斯遭受“抨击”的时代，此时反对战前的作品成为一种时尚。詹姆斯晚期的表现主义被认为过分，使人厌烦；D.H.劳伦斯的性描写的率直使詹姆斯显得不必要的细腻。另一方面，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似乎既太沉迷于细小的细节又引用太多，而且性的描写极为大胆，表明了与詹姆斯的直接联系。与大量使用意识流技巧的其他现代作家不同的是，詹姆斯并不转录思想流，而是大量通过隐喻和改编的独白，使之戏剧化。但是20年代的新方法似乎激进而且自发。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认为詹姆斯的美国美学缺乏历史现实性；其晚期小说只不过“形式上有意义”。1930年，富农·路易斯·帕芮英屯（Vernon Louis Parrington）抗议“内心世界的置疑和探索；甚至在他最细腻的心理探询时他仍然封闭在他自己的头颅平底锅里”。同年，科那莉亚·P.克雷（Cornelia P.Kelley）的《亨利·詹姆斯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Henry James）一书，研究作为评论家和批评家的詹姆斯，标志着詹姆斯复兴的开端。其间，有两部重要出版物：一部是1934年的P.R.布莱克莫尔（P.R.Blackmur）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收集了詹姆斯的《纽约版序言》，并为其写了一篇序言，使詹姆斯的美学原则规范化，扩展了比奇和卢波科的方法。另一部是同年Houndand Horn发行的专集《向亨利·詹姆斯致敬》（Homage to Henry James），其中收集了13篇论文，其中包括许多著名作品，如埃德蒙得·维尔森（Edmund Wilson）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对《螺丝在拧紧》所作的解读——“亨利·詹姆斯的含混”（The Ambiguity of Henry James）。
当法西斯的幽灵游荡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时，人们开始严肃思考詹姆斯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对罪恶的处理。1936年，格热汉姆·格林认为詹姆斯被迫写作，“在它的紧张中带有一种罪恶的宗教感”，用一种“被陷阱笼罩的”想象，他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只有当他不是宗教家时”。当他分析腐败时，他与莎士比亚和但丁并驾齐驱（Edel，Twentieth Century Views，P111，117，119）。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助于他的地位的回升。1938年，L.C.奈慈（L.C.Knights）将严肃的道德内容与细致的技巧结合起来，统领了詹姆斯复杂的文本分析，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停止。
40年代詹姆斯的地位得以稳固，并且通过一些主要批评家得以成熟。麦锡诶森（F.O.Matthiessen）的《亨利·詹姆斯：主要阶段》（Henry James：The Major Phase）（1944），不仅为詹姆斯的后期作品创造了一个术语，而且用具有高度美学道德的方法解读了从《大使》到《象牙塔》的作品，强调了人物、主题、隐喻和结构。柯呐斯·莫多科（Kenneth Murdock）的詹姆斯的《笔记》（1947）向读者、教师和学者展现了还不为人知的詹姆斯的另一面。布莱克莫尔（R.P.Blackmur）将晚期小说三部曲描述为“达到斗争的顶点时心灵内在生活的诗歌般的戏剧”。李维斯（F.R.Leavis）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将詹姆斯置于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的行列中。此时，詹姆斯作为英美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已经得到保证。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里昂·爱得尔（Leon Edel）成为公认的研究詹姆斯的专家，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批评家，他的著作对于传统的詹姆斯批评的影响大于新理论的詹姆斯批评。1951年，李阿呐尔·特瑞玲（Lionel Trilling）发表了关于《卡撒玛西玛公主》的论文，第一个将詹姆斯作品中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成分结合起来。1958年，库瑞斯托夫·伟杰林（Christof Wegelin）的《亨利·詹姆斯的欧洲意象》（The Image of Europe in Henry James）也许仍然是研究詹姆斯国际性主题的最好来源。
60年代他已安坐在“大师”的宝座上，60～70年代的批评朝着各个方向发展，并且不断“学术化”。1960年，理查德·坡芮尔（Richard Poirier）考察了詹姆斯早期作品中的喜剧原则。1961年，沃得（J.A.Ward）的《灾难的想象》（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研究了詹姆斯对罪恶与文化的探索。同样是1961年，威恩·布什（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Rhetoric of Fiction）探讨了视角、隐含作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1962年，多罗斯尔·克卢克（Dorothea Krook）的《亨利·詹姆斯的意识折磨》（The Ordeal of Consciousness in Henry James）有力地挖掘了从《一位女士的画像》到晚期的小说到最后的一些故事中的道德和哲学主题。
1970年，维奥拉·霍普金丝·温娜（Viola Hopkins Win-ner）研究了詹姆斯作品中的视觉艺术的重要性。1971年，李奥·庖尔斯（Lyall Powers）的《亨利·詹姆斯和自然主义运动》（Henry James and Naturalist Movement）聚焦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展现詹姆斯对于法语“自然主义者”的使用。次年，詹姆斯·W.塔特里屯（James W.Tuttleton）从广义的美国行为小说的定义研究詹姆斯的早期作品。1972年，塞莫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出版了詹姆斯晚期散文风格的文体学分析。1975年，威廉·韦德尔（William Veeder）表明詹姆斯在早期小说中注意到维多利亚时代通俗小说的技巧。
70年代同样是后现代分析肇始的年代。慈页屯·托多罗夫（Tzyetan Todorov）发表了两篇结构主义的研究。1972年，福热得力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和1981年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詹姆斯，但将詹姆斯批评引入到修正的观点，那就是詹姆斯所谓的非历史的美学姿态实际上与历史进程密切相关。1977年，沃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用读者反映方法分析了《地毯里的人物》。1978年，朱迪斯·菲特雷（Judith Fetterley）用女权主义方法解读了《波士顿人》。
80年代的詹姆斯批评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数量急剧增多，每年都有100多篇论文和书的章节，不包括批评专著、博士论文、编入教材的课本和传记研究；第二，詹姆斯研究经历了意识形体上的“第二次浪潮”，因为詹姆斯成为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容器。不能说80年代的詹姆斯研究全是“理论性”的，但是可以说80年代詹姆斯研究的意识形态中心和批评标志是与后现代理论共存的。
1980-1981年可被视为60年代后出现的詹姆斯研究方法成几何增长的标志年。1981年，阿尔文·波兰得（Alwyn Ber-land）在《詹姆斯小说中的文化与行为》（Culture and Conduct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在人们的行为中的反映。同年，詹姆斯·科斯科科（James J.Kirschke）试着将詹姆斯与艺术中的印象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同年，三部有相当价值的“传统”分析分别成为詹姆斯研究“第一次浪潮”的最后工作。第一部是萨拉·多提（Sarah B.Daugherty）的《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批评》（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Henry James），通过历史方法，她对卢波科、布莱克莫尔、和麦卡锡进行了理想的补充。第二部是威尔逊（R.W.J.Wilson）的《亨利·詹姆斯的终极叙述》（Henry James Ultimate Narrative），对《金碗》的技巧全面分析，把它置于詹姆斯的经典之中，与《尤利西斯》的地位等同。第三部是丹尼尔·马克·佛杰尔（Daniel Mark Forgel）的《亨利·詹姆斯与浪漫想象的结构》（Henry Jam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认为贯穿詹姆斯的浪漫结构是“螺旋式的回转设计”，他的分析为长期以来受到尊重的对詹姆斯晚期小说“柯尔律治式”的解读封顶。1982年再版的锡奥夏娜·菲尔曼（Shoshana Felman）的1977年的论文《拧紧阐释的螺丝》（Turning the Screw of Interpretation），用拉康、得理达和福柯的理论对詹姆斯进行了激进的、后现代的解读。
1983-1984年又引入新的分析方法。1982年，阿尔夫莱德·哈贝葛尔（Alfred Habegger）的《性别、幻想与现实主义》（Gender，Fantasy，and Realism）研究了詹姆斯和豪威尔斯的“女人气”，表明了女权主义批评的重新出现。弗吉尼亚·福奥乐（Virginia Fowler）的《亨利·詹姆斯的美国姑娘：帆布上的刺绣》（Henry James American Girl：The Embroidery onthe Canvas）描写了詹姆斯小说中具有文化的女性，在被男性抛弃之后的曲折情感，通过必须的欺骗过程的考验获得再生，不再是他人帆布上的体面的绣花，而是像詹姆斯一样的“刺绣者”，就像麦吉一样。
另外一种新潮观点是詹姆斯不是纯粹的美学僧侣艺术家，他终生都在关注他作品的销售和职业声望。
1984年，伊安·贝尔（Ian F.A.Bell）编撰的《亨利·詹姆斯：小说作为历史》（Henry James：Fiction as History），8篇新颖的论文在阐释詹姆斯的同时，展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的和拉康的方法论。这期间有三部重要著作为80年代的詹姆斯理论批评作了规定。第一部是保尔·阿姆斯特朗（Paul Armstrong）的《詹姆斯的现象学研究》（The Phe-nomenology of Henry James），研究了詹姆斯的小说与20世纪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第二部是马克·塞尔慈诶（Mark Seltzer）的《亨利·詹姆斯与权力的艺术》（Henry James and the Art of Power），说明詹姆斯通过探索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他的文本的政治性。第三部是约翰·卡罗斯·柔（John Carlos Rowe）的《亨利·詹姆斯的理论范畴》（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Henry James），每一章分别用影响的焦虑理论、女权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读者反映理论来解读詹姆斯。
短篇小说的研究最令人满意的著作仍然是科里西那·韦德（Krishna Baldev Vaid）在1964年对詹姆斯的技巧所作的细致探讨。1969年詹姆斯·克拉福特（James Kraft）考察了1880年之前的早期小说。1984年爱德华·瓦根呐克特（Edward Wagenknecht）出版了一本手册。1988年，理查德·给济（Richard Gage）对书名具有隐喻意义的短篇小说系列作了主题研究。
比较研究应该回溯到T.S.爱略特（T.S.Eliot），他的论文“Hawthorne Aspect”将霍桑与詹姆斯进行了比较。1986年，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eadman）的《爱略特、詹姆斯和虚构的自我》（Eliot，James，and the Fictional Self）极具理论洞见地探讨了两人的叙述方式及人物概念。1985年，罗斯·珀斯诺克（Ross Posnock）阐释了詹姆斯与罗伯特·布朗宁之间的关系。1977年，阿尔萨·那特尔斯（Elsa Nettels）的《詹姆斯与康拉得》（James and Conrad），用更传统的方法研究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詹姆斯和屠格涅夫之间的关系时有出现，但是1975年戴尔·佩特森（Dale Peterson）的《和蔼的视野》（The Clement Vision）作了很好的评论。批评文学似乎将詹姆斯与每一个作家相提并论，或者相同，或者相异，这些作家是：桑得（Sand），狄更斯（Dichens）、歌德（Goethe）、莫泊桑（Maupassant）、佩特（Pater）、尤斯金（Ruskin）、王尔德（Wilde）、嘉兰得（Garland）、克来恩（Crane）、龚古而特（the Goncourts）、豪威尔斯（Howells）、都得（Daudet）、尔温（Irving）、弥而顿（Milton）、但丁（Dante）、乔伊斯（Joyce）、庞德（Pound）、T.S.爱略特（T.S.Eliot）、菲兹杰柔德（Fitzgerald）、卡莎尔（Cather）、贝娄（Bellow）、欧科纳（OConnor）、沃（Waugh）、坡西（Percy）、发奥斯（Fowles）、觉贝欧（Drabble）、包温（Bowen）、罗斯（Roth）。批评家认为与詹姆斯并列的作家有：斯泰恩（Stein）、伍尔夫（Woolf）、格林（Greene）、马里安那·莫尔（Marianne Moore）、斯蒂芬斯（Stevens）、纳波可夫（Nabokov）、威廉（Williams）、福罗斯特（Frost）、普鲁斯特（Proust）、缪斯尔（Musil），最不可思议的，还有莎士比亚（Shakespeare）。
在哲学领域，1978年，斯蒂芬·多内迪欧（Stephen Don-adio）将詹姆斯与尼采（Nietzsche）相比。1974年理查德·霍克斯（Richard A.Hocks）的《亨利·詹姆斯和实用主义思想》（Henry James and Pragmatistic Thought）第一次广泛地考察了小说家弟弟的作品与哲学家哥哥的思想之间的重要联系。1976年约翰·卡罗斯·柔（John Carlos Rowe）的《亨利·亚当斯与亨利·詹姆斯》（Henry Adams and Henry James）探索了内战和现代主义开始之间的思想危机，将社会历史因素融入认识论；卡罗斯的另一本书《亨利·詹姆斯的理论范畴》表明了詹姆斯成为一个激进的现代作家的历史和哲学过程。《亨利·亚当斯与亨利·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和实用主义思想》两书在研究历史、哲学和文体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方面相似。
创建与1979年的期刊《亨利·詹姆斯评论》（The Henry James Review）促进了詹姆斯的研究。
90年代以后的詹姆斯研究更是数量众多。1990年，丹尼尔·马克·佛杰尔（Daniel Mark Fogel）的《隐蔽的关系》（Covert Relations）用影响的焦虑分析了两个现代主义的巨匠詹姆斯与伍尔夫。1991年，苏姗·M·格丽芬（Susan M.Grif-fin）的《历史的眼光：詹姆斯晚期作品中的视觉结构》（The Historical Eye：The Texture of the Visual in Late James）一书将詹姆斯晚期作品与艺术史和威廉的心理原则结合起来。1990年，理查德·霍克斯的《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研究》（Henry James：A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是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短篇小说评论。1990年，乔纳山·福里得曼（Jonathan Freed-man）的《品味的职业》（Professions of Taste）比其他人更广泛地探索詹姆斯与沃特·佩特（Walter Pater）、奥斯卡·王尔得（Oscar Wilde）和英国美学之间的关系。同年，菲利普·霍恩（Philip Horne）的《亨利·詹姆斯与修正》（Henry Jamesand Revision）仔细证明了近来将《纽约版序言》解释为偶然的、有问题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计划的错误性，相反，重新强调了它的细微的艺术性质。此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和论文无法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