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持两种意见的学者都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新评估”：或主张“在今天，应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和观念来作为现代文学现实意义的评判标准。由此产生的新课题可以有：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名作家对旧中国市场经济的态度、职业作家和稿费问题、都市文学和市民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等等”；或强调“对于因受历史、政治等多种因素干扰被淹没的美文学，随着开放宽容时代的到来，人们美学情趣的变异，则更需大概就在此前后，出现了“海派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热潮，《丛刊》1996年第3期组织了“‘海派’文学研究”的专栏，并发表了《“颓加荡”的耽迷：十里洋场上的艺术狂欢者》（解志熙，1996年第3期）等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文章。
要我们发现它们的美学价值”。———这里显然存在着面对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两种不同立场：或强调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商品性、普及性，或强调其纯文学性与精英性，但却同样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并回避或放弃80年代的启蒙立场，这背后又显然存在着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的巨大阴影：这篇综述所提供的这些信息颇值得注意。
（二）在总结中探讨新路（1994—2000）十五年的回顾与展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学术氛围下，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丛刊》迎来了自己成立、创刊十五周年。这一年在西安召开了两个学术讨论会：以“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的回顾与瞻望”为主题的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以及“王瑶学术思想讨论会”。后来《丛刊》1995年第1、2期集中发表了前一个会议的有关报告与发言；后一个会议则编有《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召开这两个会议，是为了在总结新时期学科发展的成绩与经验和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为陷于困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寻找新的出路。应该说这次总结是相当全面的：既有十五年文体（小说、诗歌、话剧、散文、杂文）研究的回顾，也有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文艺理论批评研究、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的总王丽华：《面对经济大潮的困惑与选择———江苏省现代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丛刊》1994年第2期。
进入90年代以来，不少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先后谢世。《丛刊》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治学道路与经验的总结，先后编发了纪念专栏：“深切的怀念”（纪念李何林、薛绥之、单演义先生，《丛刊》1990年第3期），“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一周年”（《丛刊》1990年第4期），“纪念陈瘦竹先生”
（《丛刊》1991年第1期），“纪念唐先生”（《丛刊》1992年第3期），“唐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纪念俞元桂先生”（《丛刊》1996年第3期），“悼念任访秋先生”（《丛刊》2000年第4期），“悼念田仲济先生”（《丛刊》2002年第2期）。此外，还编发了谢世的第二代学者的纪念专栏，如“深切的怀念”（纪念马良春先生，《丛刊》1992年第2期），“悼念林志浩先生”（《丛刊》1996年第1期）。
结，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研究的述评。而且许多报告人都是在所论述的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第二、三代学者（现在已成了老年和中年学者），也还有一批新涌现出来的第四代的学人即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显示了学术后辈力量的雄厚：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学科总结，也是学术人才队伍的检阅。
“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
樊骏在其报告中，对十五年来学科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总体估计：“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并且从六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证，即“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方面、范围、领域，都有了大的扩展”，“我们的工作终于比较完备地反映出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顾及它的各种组成部分，从而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它的艺术的与历史的特征”；“就整体而言，我们正努力把工作的重点和目的转移到学术建设上来，看重它的学术内容学术价值，注意科学的理性的规范，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多的学术品格与较高的学术品位，从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工作”；“注意从宽阔的历史渊源，从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比较中，尤其是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来审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新的认识和新的努力，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可能比较符合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客观实际，从接近原生形态中认识和把握它”；“虽然并不普遍，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形成了自己研究风格的学者”，“就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则意味着正在改变长期以来的单调呆板的面貌与雷同化的弊病，开始出现多姿多态、各具特色的局面”；“自80年代末以来，开始出现具有较为完备的学识结构的新型学者。他们的知识修养的覆盖面超出了现代文学的领域，视野和思路也向在这以外的各个方面延伸深入，从而形成新的远为开阔的学术格局”，“比他们年长的学者，有的在研究实践中也在积极调整，大力充实学识结构，并取得可喜成果”；“进入新时期以来，关于学科自身建设的探讨（即研究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评议中，不仅可以看到学科前进的步伐，还能感受到继续发展提高的强劲的内在动力”。
樊骏的报告同时指出：“需要清醒地认识，这门学科现有的成就与水平，仍我们所走过的道路161然不够理想。学科建设从来是个庞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与一些发展历史较长、成就较高的学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比，不难发现从一些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到理论课题的探讨，从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到学术观念的实际确立，从各个分支学科的合理配置到不同学派的齐放争鸣等各个方面，我们都不是处于初创阶段，就是还未提上工作日程。”他因此而提出了对学科今后发展的想法与建议：“需要建立自觉的文学史观”；“普遍加强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高学科的理论水平”；“需要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重新思考学科的名称、归属、范围与界定等问题，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重新建构学科的性质”；要“建立不同的学派”，“治学态度与学风也需要相应地日臻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这些总结报告的《丛刊》1995年1、2期的《编后记》里的一段话：“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成熟’也有可能（不是必然，更不是已经）孕育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已经形成的研究视点、思路、模式（这都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有待进一步消化和深化），不是将其作为新的研究的起点，在其基础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而是将其凝固化，作僵硬机械的理解，那就会反过来窒息学术发展的新机。一个学科越是成熟，就越要重视与强调研究中的创造性。瞻望未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今后学科发展将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与多元化，这是有道理的。”
反省、审视中的论争
于是，在着重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以后，又有了对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的反省与重新审视。《丛刊》1996年第1期“‘现代性重估与现代文学研究’笔谈”汪晖等写的一组文章，同期发表的《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的质疑》，2期发表的王富仁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97年第1期“现代文学研究15人谈”，就是这样的反省与重评的集中体现；而且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论者之间意见的重大分歧，实际上形成了一次思想的交锋与论争。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丛刊》1995年第2期。
《编后记》，《丛刊》1995年第2期。
1．“现代性”问题
如论者所说：“‘现代性’的问题，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构成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界定这一学科的概念、性质、范围、归属甚至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从而也构成了研究者们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的核心取向。”在这次讨论中，有不少学者仍坚持这样的“现代性”文学史观、价值立场和“现代化”视野。另一些学者如汪晖、吴晓东、旷新年则从“现代性重估”的立场立论。如汪晖所说：“提出现代性问题的目的，是重新检讨我们的历史叙事。我们怎样成为‘现代’的？我们如何通过关于‘现代的历史叙事’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历史？
这个重新组织的后果是什么———强调了什么，排斥了什么，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处理，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我们反思现代性的资源？”他们所要检讨的，正是：“以进化或进步的历史观念为基础”的时间观念，由此形成的“现代／传统、新／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所造成的“将大量的文学实践排斥出去”的后果；参照西方文学分类标准形成的现代文学的四大文学体裁（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的形式规范，由此而将地方戏曲等“难以纳入”而更具“与传统无法割断的连续性”的文学品种“摒除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之外”的后果；“‘精英文学’的主流意识”所形成的“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使“实际上的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部分”；“‘人的觉醒’的文学主题”模式及其背后的人本主义文学观与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大的解释力，但“在难以纳入‘人的觉醒’的总主题的题材领域，文学史研究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④在80年代很有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了质疑。旷新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表述。也就是说，它是将现代性的追求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的，并且现④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丛刊》1996年第1期。
参看易竹贤：《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品格》；黄曼君：《“现代化”视野与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丛刊》1997年第1期。
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丛刊》1996年第1期。
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丛刊》1996年第1期。
代主义又被视为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在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遍地发掘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考古热潮”。吴晓东强调：“对‘现代性’的重估正是试图还原一种多元化的文学史观，并在这多元景观中为‘现代性’重新寻求更合理的定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主张：“或许近于韦伯所主张的‘价值无涉’的一个可能方式是把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看成是一个中性化的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隐含着价值倾向的概念。凡是发生在这一时间过程之内的一切文学现象，都应该列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文学至少可以把下列文学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旧体诗词，二，通俗文学，三，民间文学（包括各种戏曲文学）。”主张者认为，这“从根本上关涉到现代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性质、归属，到范围、方法的重估。从性质上看，它不再依附于某种单一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因素，不再以超文学的力量决定自身的本质特征；从归属上看，它有可能强调与古代文学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变异性并为有论者主张的现代文学最终的经典化作准备；从范围上看，它建立的是精英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三足鼎立的结构，还原文学所固有的更为丰富的图景；从方法上看，它要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的新方法论”。吴晓东同时又有这样的自我警戒：“上述思路并不意味着企图简单化地超越或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观，而是主张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取向”，“同时我们还应该而且必须珍视以往文学史观所固有的合理性成分”，“正视‘现代性’重估过程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从而可能谨慎从事，避免绝对化否定的二元对立式思维习惯，并企图最终建立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
在讨论中还有学者如严家炎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我看来，‘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要补充，真正的现代性不仅包括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精神，也应该包括‘后现代’所提出的种种有价值的内容，正如沈从文的小说不但不应该视作‘向后看’而排斥在现代性之外，反因其某种批判锋芒而使现代性变得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丛刊》1996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倡导者之一黄子平在1989年的《文学史框架及其他》一文中已经指出：“把‘世界文学’缩小为‘欧美文学’，把‘20世纪文学’缩小为‘现代派文学’可能导致一系列判断错误。”见《论文摘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及其讨论》，《丛刊》1989年第1期。
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丛刊》1996年第1期。
更为完整、更为充实、更合人性一样（当然，我无意将沈从文与‘后现代’类比）。”刘慧英在她的文章中则“想提醒现代文学学界：应将女权／女性主义的学术观念作为观照‘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基本视角，从而使我们的学科更富活力”。
2．“五四新文化”问题
王富仁在他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不同意”将旧体诗词与通俗文学“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他的立论基础是要“坚持和保卫‘五四’新文化革命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在他看来，这关系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质的规定性”。他坚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天然地根植于‘五四’新文化的根基上。它是中国新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存在合理性为基本前提的文学研究学科，而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五四’新文化革命的合理性的证明。只有用‘五四’新文化的基本标准来阐释它，了解它，说明它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这一标准，不论在哪个局部问题上看来多么有道理，但在整体上起到作用的却必然是瓦解它、解构它的作用。
瓦解了它，解构了它，我们这个学科也只好作鸟兽散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者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力量注定是必须坚持‘五四’新文化的方向的，一切背离它的总体方向，放弃它的基本价值标准的企图，在其他的文化领域可能是合理的（如在京剧界、国画界、中医界，等等），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却绝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一个学科放弃了它的个性，就是放弃它的生命，放弃它的严家炎：《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丛刊》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