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反复强调，要借鉴或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其前提就是要对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失误，进行科学的批判。如前所说，早在80年代末，丸山先生就指出，只有对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大胆地进行科学的批判，“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才能增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当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成为一种潮流，丸山先生觉得有必要起来重申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时候，却更加坚定、明确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如果社会主义要恢复应该葆有的活力，重新实现它的理想，就不能避开严格地回顾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和弱点。”他自己提供的我们一再提及的两篇论文，也依然是着重于对失误的检讨。
《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学政策》，《鲁迅·革命·历史》，页92、94、91、93。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67—368。
《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17这样的“越要借鉴、坚守就越要坚持批判”的立场和研究实践，也是极具警示性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总是把“坚守或借鉴”与“批判”对立起来：仿佛要批判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错误，就必然抛弃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要坚守、张扬社会主义理想或借鉴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必须将社会主义运动也理想化，对其实际存在的失误采取回避，以至有意遮蔽的态度。
在我看来，丸山先生的“批判为先”的立场，是出于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者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其合理的价值理想是与其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误胶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历史上实际存在，而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作用的错误，进行彻底的科学批判和清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剥离出其中能够为今天的“价值重建”提供借鉴的合理的内核与因素。
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科学理性批判的缺席，才造成了今天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的混乱，陷入了情绪化的妖魔化与同样非理性的美化、理想化的两个极端，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也是丸山先生所指出的，这本身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重大失误之一。
这真是一个重要启示：你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或对其有所借鉴吗？
那么，就从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误进行科学批判开始吧。———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的醒悟。
丸山先生在1994年的文章里，就提出：“回顾历史时需要有敏锐的时间感。”在十年以后最近发表的论文里，他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意识问题。———这里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据我的考察和理解，或许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这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将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时间、空间中来考察，作为研究者更要有“敏锐的时间感”———我们通常说，要进入“历史现场”，其实就是要进入具体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设身处地地、敏锐地感受历史中人的《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鲁迅·革命·历史》，页312。
《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
具体体验、感受与心情：这里所谈的，都是我们前面一再论及的历史主义的研究原则与方法的问题。
其次，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历史评价的时间长度的问题。这也是丸山先生所强调的：“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它的时间尺度需要长的。”对丸山先生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历史学的理论问题，首先是现实观察与判断的问题，而且也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的。丸山一再谈到，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即鲁迅的时代），以至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丸山先生自己，以及我这个年龄的中国学者的时代），也就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最完美、最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因而对它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但只有经过了以后几十年的时间检验，社会主义才逐渐暴露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人们才认识到自己原先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很大的幻想成分。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得出的认识。如果据此而宣布社会主义已经过时，历史已经终结，那同样也是危险的：也许还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价值又会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得到显现。也就是说，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评价越客观，越准确，越具有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的评价，是永远不可能“终结”的。
在我看来，丸山先生的“时间观”里，还包含了一种“时间”背后的“强韧”精神。“强韧”本是鲁迅所提倡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丸山所说的长期“苦斗恶战”中所形成的精神。因此，丸山先生认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必须具有与其对象特点相应的“强韧”性，他提出“能够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历史观，必须是“强韧”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强韧”，鲁迅有一个经典式的概括，就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这“缓”与“急”，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说，研究如此复杂、曲折，又如此丰富的中国历史与文学，就不能逞一时之快，求一时之功，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时间的研究：有的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一下，不要急于做结论；有的问题，重大的复杂的问题的研究是需要用十数年、数十年的工夫的，甚至是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才能解决的。丸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是这样的“缓而韧”
《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
鲁迅：《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第11卷，页91—92。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19的典范，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像“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样的课题，他是持续关注了几十年的。
关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当事者的内心”
我们一再强调，丸山先生的研究，是有一个大的关怀的，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作出自己的观察与总结。但我有点担心：这个说法不一定能够得到丸山先生的同意，因为它太“宏大”了。或许丸山先生考虑得更多的是，即使有一个大的目标，也需要具体落实为可操作的研究，找到自己的关注点，自己的进入方式。
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丸山先生的这一表白：他进入历史时，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当事者的内心”。因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在“精神史”，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之所以使用‘精神史’一词，而不用文学史、学术史等词，是想避免文学史、学术史等词容易给人的既成印象。现在我主要的关心点，与其说是已经成形的作品，毋宁说更倾向于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作家的内心世界。若从广义来考虑思想一词，也许可以称之为作家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思想一词每每易于使人联想到既有的、已完成的体系。为了避免这一点，我想更多地从属于作者个人的领域———包括个人在现实际遇中的思考、选择、行动的思维方法与行动样式———来探讨。”他把自己的鲁迅研究也归结为“试图切近鲁迅独自的精神本体”的研究。这里的关键词是：在大的历史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且是有着具体小环境，有着独特个性的“个人”———他的“内心”：情感，心理，思考，思维方式，等等。
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人，特别是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的方式。
《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鲁迅·革命·历史》，页312。
《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页231。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页257。
这其实也是作家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的方式。如丸山先生所指出的，“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鲁迅这样的研究对象启发了、决定了丸山先生的学术选择。
而且说到底，人文学者的本职就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注与研究，只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离开了这样的本职。
这背后也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历史事件，而忽略历史中的“人”；只注意历史大人物，而忽略历史中的“普通人”；只注意人的群体的社会运动，而忽视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只注意人的行为，而忽视人的“内心”。这形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述中的四大遮蔽。应该说，在这方面，文学的研究，文学史的研究，本应是有它的特殊优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文学史的研究区别于哲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政治史研究，得以独立存在的依据之一（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与优势是对“审美”的研究与关注）。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放弃了这样的优势与立足点，其实我们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
正是在这一点上，丸山先生的研究显示了他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丸山先生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革命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第三种人’论争”、“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等等，都成为他的主要讨论对象。和大多数研究只关注论战双方的分歧，热衷于作出这样那样的评价不同，丸山关注点始终在论战中的“个人”：“当时的状况下，各位文学家以何为目标，为何所动，如何行动，写什么，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想法和理论在各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到各人个性深度的层次，去发掘、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他强调要“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的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为此，我想听清由各种人物和集团、潮流构成的交响乐本来的声音，并准确地听清楚其中每个人的音调”。正是这样的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个性深度”的发掘，就《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页37。
《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页202。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页275—276。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21使得丸山的研究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强烈的历史可触感：在他的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觉到历史的一呼一吸，脉搏的一跳一动，那样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这是真正体现了文学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的。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运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动因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是丸山的研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反对“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思想、理论问题”全部还原为政治“路线问题”，把“个性和思考方法的差异”“直线式”地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动因相连接，那会忽视历史运动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担当，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这是不能完全还原、简化为路线这类政治问题的。但同时也要追问“个人动机”背后的“思想和政治根据”，也不能把问题还原为与社会、政治因素“相割离的个人的恶的秉性、意图”，“那么就既不能实现对问题的批判，也无法把握中国变化的法则，只能浅薄地终于对取代‘恶’的良善‘本质’这一幻想的追求的不断幻灭”。———这样的思考与总结都是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逼近“生动的历史现实”
这是一个常识：现实是无限丰富与生动的；而理论就不免是苍白的。那么，处于两者之间的历史研究与叙述，是否有可能逼近“生动的历史现实”
呢？———这正是丸山先生和一切有追求的历史学家所要探讨的。④于是，我从丸山先生的以下思考中得到了很大启示。
丸山先生指出：“历史也告诉我们，在某一时间点上仅是毫厘之差的事物，却意外地具有深刻的含义，从而可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导致重大的差异。”他又说：“我想把晚年鲁迅的思想、文学用其整个人格，用包罗了他想法的细枝末节的生存形态来把握。”⑤丸山先生还谈到：“对于人来说，除了大环境之外，小至④⑤《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页199。
《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页197。
《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页179。
《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页285。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页275、273。
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无数小环境。将小环境下作出的选择累积起来，在某种方面就会具有决定大环境下选择的力量。倘若只讨论大环境下的选择，无视小环境中的犹疑，或至少前者未得到后者充分铺垫的话，文学，就会变得粗糙。”———这里，对“细小差别”、“细枝末节”、“小环境”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的重视与强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对人的琐细而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的看重：这里也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从中还感悟到日本学者的特殊优势：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精微处的细腻把握，是我十分感佩的。因此，我特别注意丸山先生的这一批评：如果忽略了历史细节，文学及其历史叙述，就太“粗糙”了。这是击中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的要害的。诚如丸山先生所说，我们太热衷于宏大叙事，“往往把作家在大环境下的选择密封于‘历史必然’中”。———“宏大叙事”，对大环境的关注，本身都自有其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太“热衷”，并且因此而忽略了小环境与历史细节。
丸山先生正是期待，在这两者的张力中来实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更深更广”
的把握与描述，这样“才会明确地呈现出自身立体的构造，而不再是中国革命史的翻版，或反过来，仅作为现象的作品和流派的罗列”。丸山先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丸山先生说他因此而常感到“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这样的人治国家里，人事关系对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的中国问题，最后都会转化为非常复杂、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这正是一般外国学者所难以把握的。不过中国学者（比如我自己）虽然深知于此，却也见怪不怪，并不去深思其背后的学术问题。丸山先生却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提了出来，强调把握这样的“人际关系”，以及处在人事纠葛中的人的心理状态，是进入历史现场，理解历史当事人的思想、选择与彼此论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④———这④《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页229。
《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页230。
《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鲁迅·革命·历史》，页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