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两奸争雄
这是一出两坚争雄的丑剧。
就在刘晏改任吏部尚书的当年，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紧锣密鼓开始了除灭鱼朝恩的密谋。他们两人说不上谁优谁劣，完全是一丘之貉。
陷害忠良，他们可以串通一气；排除异己，也可以联手诬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贪财敛富，擅权谋私，野心勃勃，妄图专待朝政。所不同的是，一为外宫宰相，手中拥有左右金吾卫；一为内宫宠臣，掌握御林神策军，都想独揽朝政，彼此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面述及肃宗即位后，吴郡太守、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招荐元载为自己的副史，拜为掌管礼制的柯部员外郎，后任洪州刺史。那么，元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元载家本寒微。继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今陕西凤翔西南）。元载母携嫁景升。景升曾为曹王李明（太宗第十四子）妃元氏主管扶凤县（今属陕西）田地收租事务有功，因请同姓于元妃，经同意，冒为元氏。元载自幼嗜学，擅长文章，智性敏捷，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学者。元载策入高第，授-州（今陕西彬县）新平尉。监察御使韦锰充使监选黔中（今贵州省）期间，引荐元载为判官，元载因此名声稍著，迁大理评事（掌平决刑狱）。稍后，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荐元载为判官，迁大理司直（掌承旨出使推复，并参议疑狱）。
两京收复后，入朝为度支郎中。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初，又加御史中丞，为江、淮五道度支租庸转运使。当时，李辅国权倾四海，元载投靠李辅国，并与其妻元氏相狎呢，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到相位。代宗即位后，李辅国的权势愈重，在代宗面前，数称元载有才。元载善于窥伺代宗旨意，颇承恩遇，又迁为中书恃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爵为许昌县子。李辅国死后，元载兼领天下元帅行军司马，权势威赫。
元载擅权以后，为了固宠保住相位，动必求媚，外结权贵，内交宦官。
当时，宦官董秀颇得代宗宠幸，元载委派中书省的主书卓英倩暗中向董秀厚赂金帛财货，“刺取密旨”，得董秀潜助，不论代宗有什么意愿、举动，元载必定都能事先知道。朝廷议政时，元载皆迎合代宗，揣测事端，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无不谐契，令代宗越发对元载宠信不疑。
元载本性贪鄙，窃权以后，勾结中书省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利用权势，货卖官爵，招致贿赂。当时，“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卓英）倩、（李待）荣。四方赉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属”。凡是贿赂丰厚者，都能获得满意的官秩，高兴而来，”称遂而去”。（1）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剑南节度使严武卒。元载以郭英-（音义）接替严武之职。郭英-的丑史，元载一清二楚：初为东都留守时，驭兵毫无章法，放纵手下兵与朔方、回纥兵大掠洛阳城，延及郑、汝（今郑州、临汝等地）等州，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比屋荡尽。广德（公元763年-764年）以后，恃富而骄，于京城大兴甲第，穷奢极欲。但因与元载结交，元载则授以要职。郭英义到成都任职后，因有元载做靠山，更加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地敛财贪暴，侵吞巨资。
代宗年代，收刮民财，趋势逐利，贪婪如同狼吞虎噬的典型之一就是陈少游。他在初任南平（今四川巴县）县令时，倒还津明能干，吏治有方，颇为时人称颂。但是，不久，陈少游在地主阶级的官场上，沦入贪官污吏的行列。与之同流合污，他的津明能干化为“长于权变”，变为钱铺官阶，行贿求迁，靠的是“厚敛财货，交结权幸，以是频获迁擢”。（2）陈少游做官时间不长，任职流动很多地方，每升任改任一职，都千方百计巧取豪夺，然后从搜刮钱财中怞出部分，用来结交权贵，因而得以迁官。他的为官特征就是六个字：贪污、行贿、升官、如此循环，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贿赂越大，得迁越高。
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陈少游被任为桂州（今属广西）刺史、佳管观察使。官职虽然不低，但是桂州地处边远地区，陈少游“不乐远去，规徒还镇”，希望能重新改换一个官职。于是，陈少游故伎重演，继续以重金行贿的方式，以求改迁又富且近的郡州任职。
狡黠的陈少游看到当时朝中宦官董秀得宠贵幸，掌管枢密要事，便设法去交结董秀。他先访知董秀的住处，在其住宅附近投宿，等候董秀下朝回家，于傍晚时候谒见。陈少游见到董秀，故作亲切而恭谨地询问董秀的生活情况，称董秀为“七郎（排行第七）”，用鄙语谄媚董秀说：“七郎家中人数几何？
每月所费复几何？“董秀谢道：“久吞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陈少游见董秀家庭负担很重，便趁机说道：“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需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现金）有大半，即请受纳。余到官续送。”陈少游的俸禄远低于董秀，月俸不过千贯，一次贿赂即为年收入的五倍，且立即交付一半现金，如果不是贪污纳赃，哪有这么多钱财？董秀听陈少游一说，心中十分喜欢，也就”笑纳“了。陈少游立即流着眼泪说：“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故我这次到岭南，真担心回不来了。”董秀一听，立即会意，表示愿意想法调换，说：“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陈少游满心欢喜，遂意而去。回家后，恐董秀力量不足，再暗中交结朝中权相元载，携带金帛十万贯，献于元载之子元仲武，同时答应每年向元载”馈赠金帛十万贯“，是元载年俸的十倍。
这样，元载和董秀内外配合，不几日，陈少游终于以贿得官，即改拜宣州（今安徽宣州）刺史和宣、歙（音涉）、池都团练观察使。
当时，宣州（安徽宣城）、越州（浙江绍兴）、扬州皆是东南地区富饶之处，也是全国有名富饶之州。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藩镇裂地为兵，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陰违，中央唯有依靠江淮、江南地区，其中东南八道：宣歙、福建、浙东、浙西、淮南、江西、湖南、江东则是国家财赋的主要支柱。陈少游在董秀和元载的庇护下，一直任职在这一地带，“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陈少游占据这一方宝地，“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除了每年遵守“协定”，向董秀和元载分别馈遗“五万贯”和“十万贯”外，又“多赂遗权贵”，广泛交通货赂，所到之处，以贿开路，以钱说话，百发百中，无不成功。屡屡得手，反而使他看不起那些清廉自守之士，“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3）
除了受贿买官，还索贿卖官。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元载授崔宁为西川（今四川西都）节度使。崔宁到任后，自恃西川地险人富，厚敛财货，让弟弟崔宽留在京师交结元载父子。元载及其诸子无论有什么欲望，崔宽都阿谀供奉。不久，元载又擢升崔宽为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崔宁在蜀地十余年，肆侈穷欲，浊秽军民，将吏属妻妾多为坚逼滢污。朝廷风闻，深以为患。由于有元载从中庇护，崔宁兄弟不但不受贬黜，反而继续升官。崔宁累加尚书左仆射。朝廷正直之士迫于元载权势，皆隐忍不得诘问。（见《新唐书》卷144《崔宁传》）
王昂为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时，务于聚敛。元载秉政，与元载深相结托，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蓄妓妾，性情贪吝，苟得无愧。公廨园里的蔬菜本应是供官吏公用的；但王昂却将菜钱纳入个人腰包。虽为时论所议，但因贿赂了元载，为元载所包容，一直无所顾忌。直至元载被诛，才贬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刺史。
于欣，性格柔佞，为政苛细无大体。元载为诸道营田使时，安置他为郎官，令他在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官职升高时，则专门巴结权贵，朝中一般官员，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曲意奉承元载。元载接受贿赂，对他十分亲昵厚重，收为私党。元载得罪时，于欣也被出为郑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