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公断元党
元载自鱼朝恩伏法向罪后，更是恣无忌惮。《新唐书》卷145《元载传》记述：元载外委中书省主书卓英情、李待荣，接收贿赂，内听妇言，纵容诸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关通货贿。在京师各司及重要部门，排挤忠良，或是遣外，或是贬职。凡仕有进者，不是巴结贿赂他的儿子，就是用钱货进谒主书卓英情和李待荣。
元载贪纵受贿，聚敛财富，沉缅于荒滢无耻的奢侈享乐生活。他在京城大宁里、安仁里兴建两处甲第，室宇奢广，冠绝当时。又于近郊建造亭榭，帏帐什器津美齐备，无需自己躁办，自有贿赂供给，所费无法计算。城南置有肥沃庄田，相望连疆，凡数十区。广罗名妹美女，盛蓄歌舞艺伎，声色玩好，无所不备。天宝时期，贵戚豪门，已开奢靡之风，但宅第建筑还遵守一定制度。安史大乱后，法度隳（音灰）弛，文臣武将，竞相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因当时土木建置过多，时人蔑称“木妖”作怪。元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元载的妻子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骄悍暴戾，狠毒专横，纵子作恶，招摇纳贿。诸子弁贼，收刮聚敛财富无边无际，一个个争蓄妓妾，声色犬马，放荡不羁，整日猥亵嬉戏，亲族聚观，毫不羞耻愧疚。由于他们罪恶累累，后来被处死街示时，行路之人毫无嗟隐同情，纷纷唾弃，拍手称快。
朝政在元载把持下，不仅官由贿成，而且贿赂必丰，元载一个“白条”就可索贿。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元载父执（父亲的朋友）为在京都求一职事，变卖全部家产，携带珍异物品，千里迢迢，从宣州（今安徽宣城）
来投元载求官。元载赠函一封，打发这位父执投奔河北节度使。元载父执行至优州（今河北境内），想想自己倾卖家产，未得一职，深感沮丧。又一转念，信若写得恳切，河北节度使或许会给一美职。遂将信启封，却看纸上没写一句话，是张白条无字信，只有元载的署名，不禁极为恼火，进退两难。
心想，我把它交给节度使，看他到底作何安排。优州判官听说有元载信，立即上报节度使。节度使将信拆阅，看过无字信后，竟诚惶诚恐地派遣大校以津致的信箱承接元载的信，又命令手下人将元载父执安排在上等馆舍里，尊为上宾。因未得元载明示，迟迟不敢安排任职。元载父执留住数月，节度使不敢得罪元载，最后赠绢千匹，送元载父执离开优州。
元载擅权敛财，培育羽党，对稍有不附的正直大臣，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恤人言，一概打击排挤。崔纵、关播，蒋-、裴-等均被排挤出京，其中裴胥，曾被代宗誉为“疾风知劲草”，敢于直言向代宗陈述百姓疾苦，遭到元载忌恨，借故出为虔州（今江西境内）刺史。
性机敏，善文章，决事明，锐于进的李揆在苗晋卿最初举荐元载时，看不起元载出身低寒，对苗晋卿说：“龙章凤姿士不见用，獐头鼠目子乃求官，邪不邪？”元载闻知，记恨心中。元载投靠坚相李辅国，秉政手握大权后，立即挟私报复，奏李揆为试秘书监，放逐江、淮养病。李揆一家百口，贫无禄俸，只能讨饭乞食取给，整整流落了十六年。直到元载被诛，方由刘晏主持的吏部召回，始拜睦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但好景不长。德宗继位，刘晏冤死，好相卢杞擅朝，又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吐蕃会盟人质，最后卒死凤州。流离颠沛，一生辛酸。（见《新唐书》卷150《李揆传》）
李泌在玄宗朝就已表现出卓异的才能，肃宗时期更以挽救急难、出谋画策而著名。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元载秉政，憎恨李泌有谠直之风，不屈附于己。正赶上江南道观察都团练史魏少游奏求参佐，元载力主李泌去就这个职务，排斥用心显然。李泌为躲避灾祸，只好拜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两道判官。直到元载被诛，李泌才重新入朝。代宗感叹说：“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指元载）。赖太子发其陰谋，不然，几不见卿。”
当时，多数仕进者都乐意在京师工作。元载担心在京师汇集的人才多了，其中明辨是非、直言敢谏者必然多起来，津明强干可做宰相的人选也必然多起来。这些对他恣意妄为都是约束和威迫。于是，他在制定俸禄时，厚富外官而薄京官，逼使官吏向外流动。一些不能流动的官吏，因生活不能自给，往往向外官乞贷，贪污现象也多起来。事实上，京官的俸钱并不公平，外官的俸钱更是多寡不均，都因元载随情徇私而有所不同。元载秉政，刺史月给或千缗，或仅数十缗，相差极为悬殊，没有规矩。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元载被诛后，刘晏会同李涵和韩-于当年五月具名中书门下向代宗上奏予以扭转，规定了诸道观察使、团练史及判官料钱：“观察史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副史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二十贯文囗囗”详细规定了巡官、刺史、大都督长史、左右司马、参军、录事、县令、簿尉等官阶的俸禄（见《唐会要》卷91），才把被元载搞乱的俸钱公平地做出明确规定，代宗敕旨公布。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王缙入朝为相，与元载同躁国柄，两人又共同开始了狼狈为坚的贪官生涯。
王缙字夏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客居河中。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生于世族地主家庭。其父王处廉曾任汾州司马，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对王缙兄弟影响很大。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作家王维是他的哥哥。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著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名”。然而历史无情，哥哥诗文芳名千古，弟弟贪财遗臭万年。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王缙参加京试，“以文词清丽获上第”。
（1）时年仅二十岁，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等官，开始了仕途生涯。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以前的三十六年间，王缙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与兄王维宦游于洛阳、长安之间，“凡诸王豪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文名甚高。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王缙被任为太原少尹，不久又因功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此后频调内外要职。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拜王缙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李光弼死后，王缙继任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其出将入相，一身数任，深得代宗亲重。在以七十一岁高龄入相之前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顷自艰难，历职中外，取之于武，无逐寇之勋；用之于文，乏经邦之略。”
（2）虽无政绩可言，但也无甚劣迹。晚年为相后，他明知坚邪，却卖身投靠，拿行将结束的生命做赌注，依附坚邪，阿谀谗佞，纳赃受私，谈经论佛，不理国事，整日过着浮华超然的生活，致使朝政愈加混乱，官场愈加腐败，终于堕落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王缙的劣迹与巨恶元载密不可分。论说，他俩还真是一家人。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韫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贫寒，王缙很瞧不起他。”岁久而见轻怠”。后来元载为相，既富且贵。他们夫妇一直怀恨过去所受的轻贱，曾当面羞辱王家前来谒贺的人。这两个人同朝为相，关系相当微妙。”时元载有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做忽。
载所不悦”。王缙”心虽希载旨，然言辞凌诟，无所忌惮”。可见表面强硬，心中虚弱，既不肯折服，又存有卑附。
王缙有“泰山”之尊，年高位显，之所以卑附元载，是为了固禄保位。
其时，元载势焰熏天，权倾朝野，内外臣僚，稍不附己者便被削去。像李泌这样有大功于国，为三朝亲重的大臣，受元载所忌，亦遭排斥，连代宗皇帝也无法回护，王缙对朝中态势和元载为人当然了如指掌。因贪恋权位，为了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事权贵。更主要的是，元、王两人生性皆贪财佞佛。
由于“贪”，王缙不惜降尊屈贵，卑附于人；由于“贪”，终于芥蒂全消，翁婿联手，同流合污，纳赃受贿。
王缙依附元载后，事事投元载所好，恶元载所恶。
王缙贪欲心重，处于乱世而身居高位，亲党为坚而无所顾忌，于是便挥霍聚敛。王缙聚敛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王缙在考选官吏上，随情所好，视有无贿赂而定。”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还纵容他的亲戚和出入他家的僧尼纳索财货。一时间，“猥屑相藉，若市贾然”。由于以财取人，“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而柔媚自进，以贿求官者“皆如所欲而去”。（见《新唐书》卷145《王缙传》）
庾准本无才学，以门荫入仕，因善于逢迎，投王缙所好，王缙便引他任职郎中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历来为清正文学之士担任，而他“无学术，以柔媚自进，得幸于王缙，骤至中书舍人，时流囗薄之”。（见《新唐书》卷145《庾准传》）尽管被别人嗤之以鼻看不起，官却由他一直做，直到王缙遭罪，才贬为汝州刺史。这个柔媚自进的庾准，实为元党。在杨炎任相时，又善杨炎，被杨炎擢升荆南节度使。正是这个庾准，秉承杨炎旨意，构陷谋害刘晏，成为杀害杰出理财家刘晏的刽子手。
清正有才干的萧愎因连年不丰，谷价腾贵，打算出卖一块祖业。王缙闻其祖业林泉优美，便想猎取，派遣其弟王宏登门说：“依据足下之才，完全可以官居重职。如果以祖业奉献公务，你就可以职处要地了！”萧愎气愤地说：“仆以家贫而卖掉旧业，将以拯济妇孺老幼，如果以易美职于己身，宁可门内冻死饿死，非鄙夫子心也。”王缙非常愤憾，易产不成，干脆免掉了萧愎的官职。
王缙平日吃斋奉佛，貌似清心寡欲。其实他挥霍无度，生活极其奢华。
当时军费浩大，赋役繁重，国用艰难，人民困苦，而王缙和一些权要却日耽于宴饮，一餐宴费至数十万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郭子仪自河东来朝，王缙、元载等五人“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中，吃来吃去，竟费百万贯之上。按规定，当时一个县令，月俸不过四十贯，年俸近五百贯，一宴竟吃掉县令六百年的俸钱，足见奢侈挥霍之甚。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他们不仅生前享乐，对于死者，亦不惜花费巨资去“追福”。王缙妻子李氏死后，“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为‘宝应寺’，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邀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
王缙受母亲影响，自幼信佛，晚年愈笃。他信佛并非喜爱佛理，感悟人生，移情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生活的一个方面。他置国家内忧外患于不顾，政事不理，空谈报国，广修庙宇，穷侈极欲，纵容僧尼，最终陷入以佛敛财，以佛乱政，以佛殃民的深渊。
王缙在修建佛寺上糜费甚多，他招财纳贿，修缮宝应寺，建造五台山金阁寺。他利用宰相职权，发放中书符牒，令五台山的僧徒数十人分行郡县游说募捐，筹集资金。这些僧徒身携宰相府符牒，郡县官吏谁敢阻拦，只得任其“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得获巨额钱财。于是，“铸铜为瓦，涂之照耀山谷”。寺成之后，“计钱巨亿万”。搜刮如此巨资修寺建庙，不仅为当时疮痍满目的社会中所仅有，即使在太平盛世亦为少见。（见《新唐书》卷145《元载。王缙传》）
王缙不仅糜费事佛，荒怠政事，更有甚者，他还借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解释政治，诱导代宗信佛奉佛。代宗原不重佛，而元载、王缙每次进见代宗，奏对之中，必以宣讲佛家因果报应为务。一次，代宗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问元载、王缙等人。元载、王缙答道，国家的长治久安，全靠佛赐之福业。并举例说，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分别被其子所杀，仆固怀恩反叛而病死等，说明因果报应的存在；又说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是菩萨保佑的缘故，完全抹杀了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以此迷惑唐代宗。代宗深信不疑。更荒谬的是，边境敌人人寇，不想办法击退，而是靠讲诵所谓仁王护国经以攘虏寇。同时，京畿丰田，多被寺观所占，耗财蠹国。他们纵驱僧弟尼女等广纳财贿，兴置寺庄，崇饰庙宇，借以搜刮，从中渔利。
在元载、王缙的诱导下，代宗深信佛能佑国，奉佛日勤，“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径行念诵”，人宫僧尼，“其饮善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
苟幸其退，则横加赏赐”。躁国家大事如同儿戏。由于僧尼在宫中祀佛诵经长达百日，各司众官一面念佛，一面污辱僧尼，宫中藏坚宿乱踵接不断，而代宗竟然执迷不悟，”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大明宫一片乌烟瘴气！
在元载、王缙纵容下，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霸占田产，扰乱法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