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杨炎为私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炎与元载同出一郡，乡情的纽带把他们紧密拴在一起。元载迅速提升杨炎任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培养、重用杨炎，杨炎自然十分感激元载的栽培提拔，视元载为恩师。如果杨炎对元载不恭，视为异己，元载则会毫不顾惜乡情，毫不念及才能，进行排挤打击。
元载也有他善于用人、识人的长处。元载看中杨炎，把他拉入元党，加以重用，并不足以说明。通过他对刘晏的态度，则看出他这一长处了。刘晏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主管唐王朝的财经工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其主要成就元载主持朝政期间。刘晏不属于元党，但元载忙于擅权，“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客观他说，刘晏没有妨碍元载擅权，因此也能委以重任。这说明，元载尚有知人之明，也有用人之量，只要不损害自己，不是政敌，也并非是一概尽用纳私贿官的庸禄鼠辈。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诛灭元载。根本原因，固然由于元载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祸国殃民。但更重要的还是元载过于专权，和代宗发生矛盾，欺君罔上。
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诛杀元载，本来要尽诛元党，在所列元党名单中，杨炎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王缙、杨炎及其他元载党羽才保活于命。否则，杨炎早就如同元载一样身首异处了。
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杨炎是元党第一号骨干分子，且由道州司马一跃成为当朝宰相，难道仅仅是崔祐甫以荐举贤能为己任，认为杨炎“可器任”吗？史书明表如此，实则不然。表面是崔祐甫的力荐，实质是德宗的主张。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年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德宗为什么要起用杨炎，还得从德宗和元载的关系说起。德宗的母亲沈氏，是个普通的宫女。德宗只是由于是代宗的长子，加以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是代宗的重要助手，并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了东都洛阳，立有战功。因此，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才被立为太子。但是，在封建王朝，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往往是当时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争夺权利的集中表现。德宗从被立为太子，到登上皇帝宝座，毫不例外地有过一段曲折经历。
代宗大历年间，德宗居东宫。当时有个代宗宠信的独孤贵妃，生了个儿子叫韩王李回，受到代宗的宠爱。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清潭合谋，打算拥立韩王李回当太子，把德宗废掉。这个计谋遭到元载的反对。元载对代宗说，德宗是长子，非常贤良，又立过大功，怎么能废掉呢？无党的另一宰相王缙也表示反对，支持元载的意见。这样，德宗才保住了太子的地位。《新唐书·元载传》记述，“帝（指德宗）为太子，实用载议”。那么，连当初德宗被立为太子，也是元载的提议了。
德宗即位以后，饮水思源，自然想起了元载拥立之功。但这时元载已死，因而重用杨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由于元载任相时，贪赃枉法，买卖官爵，名声太坏，民间甚至流传“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的歌谣，所以德宗又待了几年，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才公开为元载平反，“诏复其官，听改葬”，连同时以元党罪名被杀的“故吏许初、杨皎、纪滔等，合赀以葬”，也一律平反了。
可以说，拜杨炎为相就是为元载平反的开始。
但是，德宗不仅仅是为图报元载的拥立之功而重用杨炎。《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还记述：“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杨）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其本质还在于德宗雅知其名，欣赏其才，崔祐甫对此洞察尽悉，举推荐杨炎为相。德宗和崔祐甫可谓君臣相知，两相互宜。
当时德宗召回的元党不止杨炎一人，但独任杨炎为相，并非由于他是元党，而是欣赏杨炎的才华和能力。
元载亲信、元党骨干杨炎拜相，但此人争强好胜，脾气大，易动怒，心胸窄，善报复，刘晏能有好日子过吗？
杨炎初登相位，心中十分明白，为元载复仇，报复刘晏，为时尚早。他更清楚，德宗皇帝正拭目以待，需要他拿出几项治政措施，彻底改变大唐王朝的经济面貌，迅速复现贞观永徽之治。
新相杨炎第一次上朝了。他胸怀两税法的腹案暂且不表，竟不顾冒犯龙颜，矛头直指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的问题。
这是系及皇帝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是众多大臣想说又不敢说的问题，更是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安史之乱后，社稷动荡，人口剧减，财政困难，府库空虚。本来国家财赋收入均存于国库——左藏库，后来京师豪将求取无节，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无法禁止，就将国家公赋全部解入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由宫禁宦官掌握，借以逃避豪将索取。但这样做流弊更大，皇帝随意取用，支出无度，管理无律，况且施行多年，人员浮冗，财政支出多为照顾关系，谁也搞不清府库的丰俭盈虚。
天子德宗登殿，群臣早朝礼毕。德宗目视杨炎，特意问道：“爱卿初及相位，有何进言？”
杨炎迅捷上前：“陛下：臣以为，国家财赋收支，乃治国安邦大本，犹如生人之喉命，轻重系及贫富治乱。先朝权制流弊，以宫中宦官领职，躁掌邦国之柄，国库丰俭盈虚，虽大臣而不得知，怎能为陛下计义天下之利害。”
（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进而他向德宗进谏，“国库私库，理应界线清楚，泾渭分明。臣以为，公赋仍应归左藏库，宫中经费悉数拨交大盈内库掌管。乞望陛下纳言拨正。”
杨炎上台伊始，初试锋芒，说干就干，直言进谏。反正自己的绿袍木简正束之以待。
寒元殿内寂静无语。群臣万没想到，新相锋芒毕露，竟敢直言进谏大盈内库这个敏感问题，也不由暗自钦佩杨炎敢作敢为的侠义风骨。人们不约将目光投向德宗，期待皇帝善纳如流，一改弊端。
德宗此时尚锐意进取，高兴地采纳其议：“这都是先朝积弊。依卿所言，国库私库按先祖太宗遗训划分。”
一个如此棘手问题竞如此简单解决了。新相一举而就，皇帝一言定夺，朝野深受鼓舞，同列“属望贤相”，人们期待杨炎能成为一代贤相。
第二天，杨炎又再接再励，上疏德宗，创立两税法，代替租庸调。
仿佛一夜之间的突变，唐王朝的赋税制度来了个急转弯。两税法大力推行，租庸调寿终正寝，新法代旧法，创新变革，历史对杨炎停步注目。
两税法突如其来，如同天降，果真如此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预立，皆有基础，皆有准备。杨炎确立的两税法也决非例外。细细体察，不难发现，唐王朝均田制的破坏，孕育两税法的诞生；刘晏和第五琦所进行的税制整顿，打下了两税法的实施基础，做好了两税法的出台准备。
杨炎在两税法实施中，高屋建瓴，历数旧法弊端，明显忽视了刘晏在确立两税法准备工作中的功绩。
然而，历史没有忽视。
注释：
（1）《文苑英华》卷800《河西节度使厅壁记》。
（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