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株待兔”的成语出自《韩非子？五蠹》。文中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说的是战国时的宋国有一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遇到好年景，刚刚吃饱穿暖，一遇灾荒，就要忍饥挨饿了。他想改善生活，但又太懒，胆子又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是希望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正当他在田里干活，周围有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没命地奔跑。突然，一只兔子慌不择路，不偏不倚撞死在他田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根上。当天，他捡到这一意外之物后，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有了这次意外收获，从此，他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着奇迹的再次出现。该成语本义是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不劳而获。但在军事上作为一种策略，并非完全消极的，而是具有积极进攻的意义。该战术系指善于发现敌人的活动规律，隐蔽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当敌人钻进口袋后，伺机集中兵力发起猛烈攻击，歼灭敌人。
这种战法，在《草庐经略？守险》中叙及，“倘若交锋，不宜浪战，须乘高居险，出奇匿伏。”意指如果双方交战，不可随意交战；而应当选择居高临下险要的地形，引诱敌人进入埋伏圈，突然袭击敌人。揭暄在《兵经百篇》中也提出：“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阱，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其意也是，制伏敌人在危险困难的时候，扼守敌人在极度绝境，引诱敌人在埋伏圈内，布设机关，设置陷阱，估计敌人不能逃脱了，然后发起攻击。设伏是军事家经常使用的战法，特别是军力处于弱势的一方，借助于有利地形埋伏隐蔽，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圈，然后收紧袋口，对敌人出其不意发起攻击，往往可以取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效。
在历史上，军事家使用“守株待兔”战术，使用伏击取胜的事例不胜枚举。晋、秦争霸战中，晋襄王崤山隘道之战、齐魏马陵之战等著名战例在使用其他计谋的同时也使用了“守株待兔”的伏击战。另外，唐朝李尽忠也曾多次使用“守株待兔”之计。在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擅政，激起唐宗室李冲、李贞等举兵反叛，也引起熟悉唐朝内情的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等，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公开举兵反唐。李尽忠自称元尚可汗，令其妻兄孙万荣为大将，领兵出掠，所向皆下，10天内兵至数万，号称10万大军。武则天为安定边疆，即于左鹰杨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李多诈、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将，率军进讨。
七月十一日，又增派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踌为其副，出镇渝关（今河北山海关）以备策应。唐官兵于八月进攻李尽忠部队。李尽忠预设伏兵于西峡石谷，然后通过释放俘虏之口，传出契丹难以自存，待军官到后就会前去投降的情报，又派老弱士兵佯装迎降，还故意将老牛瘦马弃于路旁。进攻李尽忠的官兵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舍弃步兵，督促骑兵轻进。八月二十八日，官兵进入李尽忠在西峡石谷的预设伏击区，突然鼓号齐鸣，喊声震天，张玄遇、曹仁师率兵顿时慌了手脚，毫无抵抗之力，玄遇、仁师同时被俘。李尽忠又用缴获的军印，诈作谍书逼张玄遇署名，送与唐后军总管燕匪石、宋怀昌等，促其昼夜兼程急进，前来救援。后军总管燕匪石等不知是计，遵令速速赶来。李尽忠又将途中设下伏兵。正当燕匪石兵马疲惫不堪、途经李尽忠的埋伏圈时，李尽忠部又以战胜张玄遇之法再次将后军总管燕匪石一网打尽。李尽忠以“守株待兔”的战法，巧施欺诈之术，诱敌深入，多次以小胜多，接连大败唐军，创造了历史上“守株待兔”取胜的典型战例。
在公元前73年，罗马元老院执法官普布列？瓦伦涅率领两个军团1万多人，包围了斯巴达克的起义部队。斯巴达克率领英勇善战的起义军，采用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暗夜将死尸绑在营前伪装成哨兵，再点燃熊熊篝火，又留下几个号兵定时吹号，伪装军营毫无异常，麻痹了瓦伦涅率领的军队。实际上斯巴达克利用半夜夜深人静时，已经率领义军突破了瓦伦涅军团的重围。并且在突围后，马上休整部队，迅速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反过来伺机伏击瓦伦涅的部队。瓦伦涅的部队发现斯巴达克的部队已成功突围，气急败坏，立即组织大军寻踪追击。结果正好中了“守株待兔”的斯巴达克指挥的部队之计，待瓦伦涅部队进了斯巴达克埋伏的布袋里后，神勇的斯巴达克义军全线出击，瓦伦涅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丢盔弃甲，连他的战马与卫队悉数被俘。斯巴达克运用“守株待兔”战术获得了重大胜利。
在近代我军的历史上，也有不少指挥员在作战中成功地运用过守株待兔的战术。其中，抗日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的七瓦村重叠伏击战可称是其中精彩的一例。1937年10月26日，日寇向我山西境内的娘子关方向进犯，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七瓦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一个伏击战，敌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第一次伏击战后，刘伯承考虑再三，按照“用兵不复”的中国古代兵法的基本原则，军事指挥员不会在相同的地方重复使用同一种战术对付相同的敌人。据此，谙熟此法的日军指挥员也会陷入“八路军不会再在七瓦村打伏击”的惯性思维。于是，刘伯承决定反兵法之常道，又一次在七瓦村“守株待兔”，布下重兵再打一次伏击。果不出所料，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瓦村地带，就在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上一次挨打的地方100米远，又一次被我军痛击，损失惨重，伤亡100多人后狼狈逃窜。战后，国民党将领杜聿名称赞此役是“用兵的典范”。
在现代战争中，“守株待兔”战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既有“料敌于先”的“善料”智谋，又有“敢于一搏”的勇气。现代战争波诡云谲，需要善于分析，找出敌人行动规律，预设战场，预设伏击敌人阵地，精心伪装，欺骗迷惑敌人，以静制动，使敢于来犯之敌钻进圈套，实行突然打击，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驻军在台湾桃园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依仗飞行高度在24000米以上，比我国当时最先进的歼击机升限还高出6000米左右，而导弹部队又不能全面设防，且该型号飞机续航时间特别长，可达8小时以上，电子设备又十分先进，能全天候拍摄地面军事目标，故U-2飞机经常肆无忌惮地深入我国国土直至罗布泊战略要地侦察照相。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了地对空代号为543的导弹部队，利用掌握的U-2侦察机规律，采用“守株待兔”的战术。首先在敌机去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侦察经过的航路上，预设埋伏防空导弹部队。1962年9月9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天，早上6时，美制U-2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2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像往常一样，如入无人之境，以江西向塘为检查点，大摇大摆向内陆飞去。但这一次令U-2飞行员始料不及的是等待它的却是埋伏已久的地面导弹部队，当敌机钻进圈套后，我543部队突然发射3枚导弹攻击，打得敌机凌空爆炸。
从此之后，到1967年9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导弹部队又分别在不同地点，采用机动埋伏的守株待兔战术，每每见效，共5次击落U-2飞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导弹部队实力的增加，大陆国土上布满了对付U-2飞机的天罗地网，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入侵大陆纵深领空从事侦察任务。
在商战中，“守株待兔”也不乏其例。1928年民族资本家李锐在汉口创办了义端商行，主要经营桐油出口业务。当时，有一个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其来洋行，利用其拥有的万吨桐油提炼和存储设备，成了油市老大。义端商行为了与其竞争，根据长江航运冬季水枯、运输条件困难、运输成本增加、托运费用较高、不便外运的特点，采取在桐油主产地重庆、万县购置存储、提炼设备，每当桐油果实秋冬上市时节，就地大量收购，而其来洋行由于在重庆、万县产地没有存储加工设备，每年的枯水期外运至武汉又不方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义端商行廉价收购，守株待兔，囤货待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最终义端商行击败了美商的其来洋行，基本垄断了国内桐油市场。时至1937年，义端商行出口美国桐油已占我国出口美国桐油的50％总量。义端商行应用“守株待兔”、囤货待沽的策略获取商战胜利。
在股市博弈，选准入市时机，选准投资对象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的事。即使那些说起投资理论头头是道的投资专家，也少不了马失前蹄的教训。特别是散户与机构大户股市博弈，二者资金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散户无疑处于弱者地位，稍有不慎，散户就成了机构的抬轿人。散户为了避免投资损失，也如兵战、商战一样可以采取以静制动、守株待兔的策略。采用这种策略，投资者可对股票进行全面分析，挑选几只净资产高、动态市盈率低、成长性好、股性比较活跃等基本面优良的股票作为投资候选对象，然后对候选的股票进行充分比较，挑选有上涨潜质，但行情尚未起动的股票，或者刚刚开始上涨而上涨不多的股票，即与同档次其他股票相比，寻找比价相对较低的股票进行投资。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真理。只要是优质的股票，总有一天会涨上去的。我们不妨在股价比价相对低位时提前一些时间购入，采取打提前量、“守株待兔”、持股待涨的方法。因为，“守株待兔”的办法，我们损失的是时间，赚来的是金钱。
相反，若采取跟风炒作，追随机构大户，抢购那些正在疯涨的热门股票，跟得适时，还有所斩获，若把握不住机会，进入强弩之末的股票，就会成了机构的抬轿人，就会掉进机构大户构造的陷阱，进退维谷，就会追悔莫及。股票投资的高手，被誉为股神的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李兆基都是对认定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在未涨之前提前介入，采取中长线投资，一旦该股启动发力上涨，即能获取巨大效益。对有作为的投资大户尚且崇尚“守株待兔”持股上涨的中长线投资策略，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散户更应秉承选好个股，“守株待兔”，长期持有，等候上涨，获取厚报。
在股市操作战术上，“守株待兔”也是常用之道。最常用的是见诸股票买入卖出时采用的挂单买卖方法。当投资者准备卖出所持股票时，股票价格少不了上下波动。投资者根据该股票波动幅度，结合自己心理价位，在股票波动区间的上部设定卖出的价格，预先在交易系统挂单，一旦价格波动触及挂单的价格，即可获得高价的成交。在买入股票时，则在股票波动区间的下部设定买入的价格，预先挂单在交易系统，一旦价格波动触及买单预先埋伏的价位，即可获得低价的股票买入。如此预先价格设伏的方法，可以降低持仓成本提高卖出价格，增加投资收益，亦不失为一种投资操作策略。
8.4欲取先与
《老子》三十六章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老子的意思是说：想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想要废弃它，必须暂且振兴它，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叫做微妙的明智。老子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大家，《老子》一书中许多论述，充满朴素辩证法的哲理，对后世影响很深。其哲理也常被后人运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欲取先与”，是古代军事上一种短暂让步、待机索取的兵战策略，被历代军事家广泛应用于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的谋略之一，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表述。如《战国策》第二十二卷中说：“将欲败之，必故辅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其意是，“想要战胜敌人，必须采取骄纵敌人。想要得到它，必须采取给点利益引诱它。”后来的《三十六计》第十六“欲擒故纵”也有“欲取先与”的含义，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
“欲擒故纵”一般是强势状况下故意放纵对手，以使对手彻底认输、服败的谋略；而“欲取先与”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偏弱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因为不可能一口吃掉它，而故意给敌方一点利益，使敌方产生麻痹情绪，然后战胜它的一种谋略。从文字上来说，“欲取先与”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故意给予敌方一点利益；“欲擒故纵”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故意对敌方进行骄纵。二者对敌方采取措施上也有差别。
在《韩非子？说林》中，也记录了“欲取先与”的战例。在春秋末期的晋国，以国君皇室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与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当时，晋国存在着赵、魏、韩、智、范、中行六个卿大夫。他们都在各自国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强大的士大夫连国君都不放在眼里。国君成了傀儡。但是，这六个卿大夫，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矛盾十分尖锐。范、中行两家势力相对较弱，首先被赵、魏、韩、智四家并吞瓜分。留下来的四家，又是尔虞我诈，不得安分。当时的智伯士大夫在瓜分了范、中行后，又向魏宣子士大夫伸手，提出割让领地的要求。魏宣子的谋士任章向魏宣子献计说：“请不要正面拒绝智伯的要求，甚至可以先满足他的要求。待他得到甜头后，必然会扬扬自得，自认为力量强大，会更加贪得无厌，四处伸手。到那时，其他士大夫都会痛恨他，共同的利益会促使大家联合起来与他作斗争。试想，几家集合兵力难道打败不了孤立的智伯吗？他的性命一定难保。”魏宣子听了任章的计谋，称赞此计甚妙，立即照办，划出了一些土地归智伯士大夫所有。智伯从魏宣子那里夺得土地后，果然又向赵、韩提出并吞土地的要求，激起了公愤。他们联合起来消灭了智伯。魏宣子不但收回了划给智伯那部分土地，并且还分得了更多的土地。这就是“欲取先与”获得的结果。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经济濒临破产，旧军队处于瓦解，而新的红军尚未完整建立，可是在国际上又面临着与德国、奥地利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当时列宁审时度势，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主张不惜代价，与德国签订和约，以局部的损失保护全局的利益，以暂时的痛苦换取最后的胜利，也就是使用“欲取先与”的策略。以小的局部、暂时的损失，实现缓兵之计，以图东山再起。在1917年12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开始了停战协定谈判，苏方提出两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体面和约，而德方却提出苏俄割地15万平方公里、赔款30亿卢布再缔约的条件。对德方的苛刻要求，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反对向德国妥协，主张拒签和约，继续进行战争。苏方的谈判代表托洛茨基采取“不战不和”的态度，和约迟迟未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