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端午是土城历史上的第一任村支书。
吕老汉今年八十有四,身体还算硬朗,除了咳嗽,别无大碍。
他文化程度不高,解放后才扫的盲,但颇有悟性,甚喜读书,见解常有独到之处。
钟锐来土城后,与老人多次碰面,尚无一次深谈。
这天有了机会。他吃过午饭,闲来无事,村外蹓跶时,遇见老人沟渠边放羊,两人席地而坐,攀扯起来,且一谈之下,甚为投机,不觉互相欣赏,彼此亲近,撤掉心底藩篱,彻底敞开胸怀,无所顾忌地畅谈起来。
钟锐问起了土城村的过去。
吕老汉吸着自卷的纸烟,眯缝起双眼,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思绪穿回到那遥远的岁月——
仔细推算起来,土城村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至今不过七十余年,其成因极其特殊,乃抗日战争时期,偶然因素之下形成的一个村落,在数学上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算得上中国农村的一个特例。
栖山县一带曾经流传过一个顺口溜:
王老汉,种西瓜,
一根瓜藤往外爬,
爬了一省还不算,
四个省里都有它。
这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这个土城村,道明了土城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土城村在形成之初还有一个别名:三姓庄。这个庄最早只有三个人:吕端午、田大嘴、杨铁锤。
在三姓庄之前,叫大荒洼;在大荒洼之前,叫黄河故道。古老的黄河水曾经浩浩荡荡地流经土城村数千年,想一想都惊心动魄。
吕端午原是渭南人,1938年春天刚满十四岁,每日替有钱人家在野外放羊和拾粪,没有一天吃得饱,一日山下过部队,他丢下羊鞭,跑下山,帮人家推炮车,从此吃上军粮,当了一名娃娃兵。那时个头儿刚赶上枪杆儿高。
田大嘴是通辽人,比吕端午大十岁整,原是街头上说书卖唱的,东北沦陷最早,田大嘴被小鬼子抓去修筑铁路,做了劳工,九死一生,逃了出来,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杨铁锤是豫西人,年岁跟田大嘴差不多,本是铁匠,被“遭殃军”抓了壮丁,迫不得已当了兵。
1938年1月至6月,国共联合抗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徐州大会战。中国方面共投入12个集团军约60万人,日军动用了8个师团、5个旅团共24万人。战争在苏鲁豫皖地区持续了五个月之久。
1938年夏初,吕端午也随部参加了徐州大会战。战役在徐州北的栖山县地面上打响。那场战役极其惨烈,也极其混乱。吕端午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了,他落了单,握着一杆大枪不知该往哪儿冲。头顶上不停有鬼子的飞机呼啸着往下丢炸弹,到处是震耳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身边流弹不断,脚下死尸遍地,吕端午吓坏了。他本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当兵时间又不长,胆子还没练出来,此刻吓得趴在一片废墟上尿湿了裤子。他看到有人丢掉手里的枪脱下军装,掉转身来往庄稼地里跑,他也照着做。穿过一片高梁地,蹚过一道小河,跃上一条宽阔的大路,没命地一路往北逃窜,一心只想离那枪炮声远一点,再远一点,其余的什么也不想,动物性生存本能主宰了一切。他没头没脑地跑了一夜,跑进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荒洼,耳朵里听不见枪声了,炮声也变得遥远了,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他刚停下步子,就一头栽倒了。他太累了。
他倒在草丛里昏睡了一阵,爬起来找水喝,遇到了同是庄稼汉装束的杨铁锤和田大嘴。
三个差点死于战争的男人,不愿再回到战争中去,乃结伴在大荒洼居留下来。
此时的大荒洼呈现出一派天地初生时的模样,榛莽遍地,野树蔽日,群狼逡巡,人迹罕至。
三人结成异姓兄弟,垦荒拓地,架梁起屋,远离了外界的纷纷扰扰,过起了老百姓的太平日月。这就是土城村最初的雏形,始称“三姓庄”。
当时地方上并不宁静,各种势力,不停拉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更兼草寇流匪时常窜扰,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而三姓庄得之于地势的荒僻之利,而能偏安一隅。
周围的富室之家,因在本乡不堪其扰,乃收拾了细软,赶着骡车,率领家人投奔三姓庄;也有一些穷人,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也携妻挈子,来投三姓庄,共同开荒垦地;也有一些流浪汉和叫花子,浪迹到此处,发现有地可耕,有食可守,遂也留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村村民的最初来源。彼时的景象颇有点“避秦时乱”的世外桃源之概。
程小石的爷爷程从礼,正是当年逃奔三姓庄的财主之一。
三姓庄不断扩大,开始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村落。
为了对付逃兵、土匪的偷袭和抢掠,三姓庄在庄子四周筑土为城,外围又挖沟引水成护城河,城之四角各置土楼一座,日夜派人持火铳守卫。大家躲在城内小心翼翼地过日子。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城了。
三姓庄由此更名土城。
当时本地人管绑票抢劫的匪帮叫“大马子”。土城的武装也只能抵挡一下乌合之众的“大马子”而已,遭遇大股日伪军来扫荡,只好倾城而逃,逃往北面鱼台地界的千亩湖荡之中。
村里最早主事的是田大嘴。田大嘴不亏是说书的,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一张口能把死人说活。但大伙很快就不待见他了,因他只会纸上谈兵,出了不少馊主意,让大家吃了许多苦头。
这时来了程从礼,迅速成为一村的主心骨,田大嘴靠了边。
程从礼读过私塾,肚里有墨水;人又坦坦荡荡,颇有君子之风;处理起事情,杀伐果决,干净利落;村里起了争端,他不问亲疏,不分远近,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两只眼睛只认得一个“理”字,众人不服都不行。他虽是个财主,却并不当自己有钱人,从不拿自己高人一等,即使遇到讨饭的,也会先退一步,把路让给人家先走。——其实他那时也算不上有钱人了,为了土城的耕织生产,他已散尽家资,跟穷人一般光景了。
土城村是1948年淮海战役后获得解放的。
在1948年之前,土城属于村民自治阶段,程从礼的带头大哥的身份,只是一种民间地位,并没得到官方认可。
1953年上级普查阶级成分,程从礼被划为地主成分,被觉醒的革命群众所抛弃。吕端午因在群众中口碑最佳,而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填补了程从礼之后的权力空白。
吕端午乃土城官方意义上的第一任村领导。
同时吕端午也是土城历史上主政时间最长的,从1954年持续到1983年,长达30年,历经无数次运动而不倒,被称为土城的“不倒翁”。
吕端午的这个支书,不太像个支书,跟普通村民没啥差别,在那个大集体时代,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出大力流大汗,拿同样的工分。衣食住行,完全同等。
吕端午没多少私心,但也没多少魄力,既犯不了多大的错儿,也干不出多大的事儿。他一辈子循规蹈矩,只会横平竖直地过日子。性格就像书法中的正楷一般,方方正正,四平八稳。
吕端午在回顾到自己的领导生涯时,自我评价非常低。他向钟锐说:“俗话讲,慈不掌财,义不掌兵。我生来心慈面软,根本不是做干部的料。”
他的“不倒翁”的运气,皆是来源于他的平庸。
吕端午退位后,换了杨铁锤的儿子杨云高当支书。
杨云高绰号“杨大叫驴”,此人生得黑金刚一般,脾气暴躁异常,动不动吵破天,村民无一不怕,见之如避瘟神。
杨云高干了十一年,因霸占妇女被判入狱。
1994年,田大嘴的儿子田国栋接替村支书至今。
田国栋性格倒还平和,不像杨大叫驴似的爱骂人,但这人爱心里做事,面上一丝不露,人送外号“鬼难猜”。
他曾是全县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被公社书记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洗净泥脚杆跨进了浒州师范学院的大门,不料半年后突然在政审时,被查出其父田大嘴有历史问题,没有二话,立马被开回老家。
田国栋回村后,跟老爹划清界限,带头揭发和批斗老爹,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用皮带猛抽那位潜藏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敌人。田国栋大义灭亲的壮举感动了县革委会,认为他完全被革命群众挽救回来了,乃是一个可造之材,决定特批他入党,并当上了土城村民兵营长,为日后荣任村支书铺平了道路。
田国栋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田来元,小儿子田来宝。
1997年,田支书大刀阔斧办村企。这也是及时响应阳屯乡领导“企业强村”的号召。(彼时阳屯已由公社改为乡,不久后又升格为镇)。他以村委会的名义贷款搞了一个水泥预制厂,并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大儿子田来元为经理,大儿媳金彩娥为会计。当时建筑行业异常火爆,因此预制厂的生意非常红火。但账面上老是显示亏损。2000年,预制厂宣告破产。在村民的一片谴责声中,田来元带领着金彩娥落荒而逃,无颜多留土城一刻。据田国栋说,两人流落到南京迈皋桥贩小青菜去了,勉强糊两只嘴巴。但也有传说两人在松江县舒舒服服做寓公的。
在吕端午的全部回忆中,最令他留恋的,并非他当支书的那三十年,而是最初开垦大荒洼的那段时期。他说:“那时,日子是苦的,精神上还是很愉快的,因为大家一条心,个个单纯得要死,没有哪个藏奸耍滑,团结得就像一家人……越是困难时候,人心越是能拴在一块儿,等到真正过上了安稳日子,人就慢慢变喽——所以人这种动物,天生不能过好日子,一旦过上好日子,就一刻不停地生事儿,一刻不停地瞎折腾。在我看来,人天生就是个贱命。”
钟锐请教土城村当今之计如何办。
吕端午长叹:“不好办了,人心已散,拢不一起了。”
钟锐也学会了一点土城人的口音:“这人心问题,咋个弄哩?”
吕端午并不顺着他的话讲,而转到另一个更宏大的话题上:“我琢磨着吧,整个人类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越来越多的贪欲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
钟锐认为吕端午大错特错,他说:“人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人类所独具的自省能力,决不会放任贪欲无限发展。”
这时吕端午讲了一句话,如同几个月前舅舅的秘书老孙对钟锐讲过的那句话一模一样,他说:“你还是太年轻啊。”
钟锐不服气,急道:“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不是惟一的本性,‘善’也是人的本性呀。孔子不是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吗?”
钟锐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善与恶集于一身。善与恶的关系,如翘翘板之两端,是一个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过程。
两人正谈得投入,忽然听到村头传来吕明玉柔柔细细的甜美的嗓音,在唤吕端午回家:“爷爷——回家吃饭了——”
深秋的天气,白昼短了许多,不知不觉暮色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