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种整体灌注象征寓意的小说输出的具象可感性信息流虽然有限，但它输出的意蕴浮升的顿悟性信息流却是无限的；而两者在象征的笼罩下，交替迭合无限展延，就使莫言小说蒸腾起一片辉耀着超越性的空灵、朦胧之光的美学氛围，从而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小说。
当我们在以上十个方面对莫言小说艺术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逡巡之后，照例该给他分分家，归归派，作出一个关于风格什么的概括。然而，我们认为，他既不像某一家，也无法归于那一派，莫言就是莫言。而且他现在也许根本就还无意于追求某种风格。恰恰相反，他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在持续的变化中发展。为此，我们可以说，莫言既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创造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大胆“使用一切手段，不管旧的还是新的，行之有素的，还是未经尝试的，来源于艺术的，还是来源于其它的，艺术化地交到人们于里就行”（布莱希特语）的开拓型作家。但他的“天马行空”也决不是独来独往的，他的全部经历都雄辩地证明：莫言小说艺术是一枝扎根于深广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外域文化的阳光雨露开出的花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莫言在继承与借鉴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把握得很有分寸。根据皮亚杰心理学和一般审美经验，我们认为，由于民族欣赏习惯等原因，不同民族和国度的读者都会形成一定的接受“图式”。作家们如果完全摈弃这个“图式”，作品将得不到“同化”，会失去读者；如果一味钳束于这个“图式”，艺术又难以发展。莫言创作好就好在既未脱离我们民族的审美“图式”，去搞全盘“洋化”，又没有拘泥于这个“图式”，把民族化变成自我封闭；而是既尊重“图式”，又发展“图式”，既“同化”读者，又“顺化”读者，在“图式”的边缘上突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这也许正是他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最后，我们对莫言小说艺术的缺陷也不想有丝毫隐讳。应该看到，他还缺乏一种雄深高远的美学熔铸能力。对于继承与借鉴，较多的是在微观方面表现出独具匠心的精工巧技，而他更需要的是在宏观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美学理想的试炼与艺术风格的建造。他的局部借鉴，有时也留下了过于明显的痕迹（如《球状闪电》中的“鸟老人”，与马尔克斯的《长翅膀的天使》何其相似，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他的艺术天平或许还应该往继承传统方面稍作倾斜，从中国小说美学（如结构、情节等）中作深层的开掘和出新。他的艺术感觉固然颇为特异，但缺乏节制，任其泛滥，有时反而会淹没更为重要的东西，并且造成重复与冗长，丧失部分缺乏耐心的读者。他的巧妙新奇的比喻已经因为用得过滥而开始显得陈旧了。勃兰兑斯早已就这一点尖刻地指出：“最容易变得陈腐的是比喻。无论暗喻或明喻，新出来总是迷人的，用了一两个世代以后，它就变成平凡了，再使用它简直成了作家的耻辱。”当然，我们相信莫言决不会容忍这种“耻辱”。因为他既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又有跬步以行的清醒与踏实；况且，他今年才二十九岁。尤其这后一点，对于他和我们大家来说，都同样是意味深长而又弥足珍贵的。
5.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柳建伟创作道路的回溯与前瞻
任何比喻都可能是蹩脚的，可人类永远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比喻。推土机就是我对那些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作家的一种比喻。这个比喻恐怕也是蹩脚的，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公布出来。我的意思是说，长篇小说的反映对象往往是整体的、开阔的、长河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画卷，而中短篇则更多地截取横断面、某些局部乃至细部的人物、场景，是生活长河中的一道涟漪、一个漩涡或几朵浪花。因此，中短篇作家总是以灵巧、精致和速度取胜，而长篇作家则必须依靠力量、吨位和气势擅长。准此，则还可以把中、短篇小说作家比喻成漂亮的中巴和轿车。如果顺此思路再作发挥，把一个时代的文学比作一座都市的话，那么，推土机类的作家创造了都市的主体框架，中巴和轿车类作家，则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落乃至一个民族文学水平的重要准绳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基础、一种高度、一种标志性建筑。
关于推土机，不用再多说了，因为任何比喻要求的都是意会。也许有人会说契诃夫、梅里美、欧.亨利、鲁迅这些轿车型的大师也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学世界的标志性建筑，指责我不能自圆其说。我不争辩，只想说一句：中外文学史也只有这么几个特例，或者依我个人偏爱，这个队伍里大约还可以加上一位茨威格。声明一下，本文这种说法不涉及诗人。
这个比喻，我在柳建伟《北方城郭》研讨会上公开了出来，这次因做给柳建伟的创作定位的文章，就顺理成章地用了出来。把这个比喻放在开篇，无非是为了吁请中国多出现一批推土机型的作家。谁都能感觉到，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都市里，中巴和轿车已经发展太多了，早就车满为患，亟需推土机奋力拓展都市的生存空间，使这个都市早日能与国际接轨。
言归正传吧。
两栖作战：在创作和批评中寻寻觅觅
（一）
1989年春到1990年春约有一年的时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停笔了，评论颗粒无收，倒是围棋的棋力长了约有两子。教学工作当然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着，生存第一嘛。第三届学员入校后，我和后来成为军旅文学农家军歌领唱人的阎连科等学员交往密切起来。1990年春节过后，阎连科交给我一篇署名柳建伟的稿子，说是他一个朋友写的一篇评论，想请我鉴定一下。文章的名字叫《伟大的夭折》，内容是解剖80年代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古船》的得与失。论点放在承继与借鉴上，批评话语老到熟练，洋洋一万五千言从头至尾笔力不衰，常有别人批评文章中看不见的独特刀法刺人眼目。实话说，我颇感意外，并有所触动。不久，我又在《昆仑》杂志上看到了柳建伟的万字长文《瞄准生死劫》。这篇谈论军旅文学困境的论文，立意宏阔，切中当时创作时弊，很见作者的理论基本功和独到的尖利眼光。
这是一个能在批评方面浮出水面的作者，我对他产生了第一个判断。就在这年春天，我给远在四川大邑苦苦操练文学剑术的柳建伟发出一封劝他报考军艺的长信。劝他来北京读书，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文学系教师，看到一个可有大造就的苗子，应该主动伸手扶他一把；二是军队文学界批评队伍严重萎缩，年龄逐步老化、后继无人之虑已迫在眉睫，需要培养新人。这样，1991年秋天，柳建伟就成了军艺文学系第四届学员。徐怀中创办军艺文学系距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其间已有六届学员两百来人从这里毕业，文学系的牛业生已经成了中国文坛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我做了一届学生，当了五届学生的老师，对文学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了如指掌。在这两百多个学生中，柳建伟是惟一一个被老师劝来就读文学系的学生。
钩沉这段往事，是为了给柳建伟寻找第一个定位的坐标：可以成就一个相当出色的批评家。这也是作为他师友的我对他的期待。
（二）
我接着再谈谈柳建伟的评论。
八年过去了，柳建伟在评论上应该算是有成绩的。三十余篇文章，二十余万字，在中国当下文坛，也可以博得一个青年批评家的名头了。从质量上讲，他的评论大都在相当的水准上，关键是他的评论在现象论、作品论、作家论方面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瞄准生死劫》、《长篇小说中的哲学观念与结构》、《五十年光荣与梦想》这些研究创作现象的文章，视野开阔，气势不凡，涉及军旅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型体裁作品在中国的全方位存在境况等方方面面，都力求与创作不隔，对操作富有启发意义。作品论有《伟大的夭折》、《关于〈马桥词典〉的若干词条》这种找到一个突破点，穷追猛问直到把最深层的真实披露给公众的毫不留情面的小刀型文章。这类作品论因略嫌其不够厚道，素不被我重视，但却未因此而忽略文章独特切入视角背后的才情。他的作家论也富有个性和挑战性，常因切入视角的险峻和对论点的反复强调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他的这些文章采取的擒贼擒王方略与我的套路庶儿相似，故从个人喜好上我对它们有偏爱。《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立足本土的艰难远行》可视为这类文章的代表。后两篇文章分别评说军旅文学两个不同时期丰将朱苏进和阎连科的创作，发出后颇有反响。他对朱苏进创作道路的解构，虽不能全面说服我，但我不能不说柳建伟关于朱苏进的创作存在“一突出”说确实言人所未言。他的对周连科从本质上回归本土的呼唤，确实也看到了阎连科创作的深层危机。阎连科在内在精神和具体操作上全面向西方现代主义靠拢，在当今的文坛引起广泛注意和一片叫好，并为他赢得了真正的全国性声誉，但这条路真的能把他带进大师的聚义厅吗？柳建伟对他这种呼唤是必要的。《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是他借研究我的批评对新时期军旅文学史的一次重读，切人当然也极为独特。因涉及到我个人，这里不好详做评介。它问世后被军队文学界称为一篇奇文，自有它的过人之处。
凭以上这些成绩，柳建伟基本上完成了军队评论界接班人的形象塑造。可能是因为缺乏竞争吧，他在这个位置还能坐一段时间。因为就我的视野，军队还没发现比柳建伟更为年轻的实力派评论家。然而我对他的这一点成绩很不满意。先人曰：弟子不必不如师。我则认为只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弟子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柳建伟在这方面让我感到失望。作为一个军旅批评家，他还生活在我们这一代批评家的阴影之下，和全国新进的批评家摩罗、吴义勤、谢有顺们相比，他的影响力也无法望其项背。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是因为他才力不逮，不够刻苦，而是因为他的精力分散了。
以柳建伟的聪明和早熟，他该明白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的道理，然而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采取两栖作战的方针，创作和批评都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
（三）
接着，该说说柳建伟的中短篇小说了。
自1985年到现在，柳建伟共发表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六篇，也有六七十万字。这些作品我基本都读过，有一点发言权。他的短篇小说基本上乏善可陈，放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只能属于刚过了发表线的三四流水平，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他的中篇小说倒是值得一提的，主要作品有《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都市里的生产队》、《苍茫冬日》和《九哥是一片风景》，这些作品刊发在《当代》、《收获》、《昆仑》等重要刊物上，也曾被选刊选载，并收人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中篇小说年选中。应该说这些作品还是产生过相当影响的。
为写这篇文章，我又集中阅读了他的这些中篇小说，印象比单发时深多了。上述几篇作品都能经得起重读，这一点很重要。近年来，已有很多名噪一时的小说今天已不堪卒读了，这种现象值得文学界研究和反思。柳建伟这几部作品都是着力写人物的。那个利用军规不断结婚、离婚，把一个个农村优秀的女青年带进都市的可怜又可敬的王金栓；那个早年被人陷害入狱，后来又因私设公堂再度入狱的可悲可叹的生产队长张东升；那个穷其大半生精力，只做娶妻这件事却一直没能做成的九哥；那个在一座神秘的阁楼里为一种念想活了一生的奇女子曼丽，都能显示出一个趋于成熟作家的功力。这些文学人物放在新时期的文学人物画廊里，应该说是血肉丰满的。这次重读，引起我很多思索。思索的焦点之一，就是十多年来流行的批评，是不是过分注重对现象和思潮的关注了。以军旅文学为例，平心而论，能和王金栓的概括力和生命力相若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太多，而《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很有限。总的来讲，目前，柳建伟的中篇小说还算不上最优秀的。他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家，在文坛处在一种将出线未出线的尴尬状态中。1997年以前，我发表的百万字批评文章中，几乎没有涉及对柳建伟中篇小说的定量分析。他没有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也是自然的事情。
对柳建伟中篇小说的遗漏，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十二部作品，分散在十年时间发出，数量上也无法引起关注。他的这些作品题材过于广泛，根本形不成优势兵力的打击力。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没有出现一个喷发的阶段，批评家对他的创作力自然也就没有信心。90年代在军队小说创作中浮出水面的阎连科、陈怀国、赵琪，都是因为有井喷式的创作阶段才引起注意的。因此，柳建伟1997年前在创作上默默无闻，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文运不佳，同样是精力分散。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