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当代前期中篇小说萎缩的近背景和显因素。如前所述，新中国之初，由于作家队伍的重组与分化，由于部分现代作家的逐渐淡出和一批当代作家（不少工农兵作者）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小说体裁取向，5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始出现了长篇繁荣、短篇活跃而中篇式微的小说景观。在那个动辄以题材、主题、思想取胜的年代，对于中篇小说这种特定体裁的艺术规律的认识与研究基本上无人问津。相比较各大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对于长篇小说（作者）的扶植，和以《人民文学》领衔的数十家（各省、市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对于短篇小说的培养而言，全国惟一的一家足以容纳中篇小说的大型期刊《收获》就格外显得形只影单。从创作到出版，从作家到读者，中篇小说冷落在当代文学的边缘踽踽独行，以至于这种在现代文学中一度兴旺而终未成大器的文学体裁渐渐进入了一个长长的了无生机的“冬眠期”，并且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三
准确地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长达十年的窒息思想的“**********”结束已经三年，而1978年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如春风吹拂文化的原野，坚冰解陈，万物复苏，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思考权和话语权，实现了从政治高压和文化桎梏下的“失语”状态向自由、自主表达的“知识分子话语转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回顾当时的一段话就很有概括性——“很多很多盏晚上不灭的灯，很多很多张在小路上徘徊的脸，很多苦恼、很多疑问、很多告别、很多结束、很多狂喜组合在一起，在短短几年里面最后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这种新的精神状态觉得可以与别人交流，可以带动其他人一起来迎接我们民族的新时代，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显露出来了。这个话语的转换是全民性质的、是民族精神的常态恢复。这也为类似的文章找到了以前很难有的、广泛的接受面。”
学者的“话语转换”成果“显露”为论文或专著，而小说家们的“成果”当然“显露”为小说了，而且主要是中篇小说。这是因为作家们对于祖国、民族、家庭、个人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莽荡沉浮、聚散离舍，有着太多沉痛的回忆、深刻的反思、愤怒的鞭挞、热烈的欢呼、明亮的憧憬……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五万字的中篇则恰好，讲述一个故事、一段经历，笔墨淋漓而篇幅适中，十天半月甚至一周就可一气呵成，心情急迫而运思从容。尤有意味的是，与作家们这种倾诉情境构成对应关系的读者们的倾听情境——读短篇尚不过瘾，读长篇还耐不得烦，一个晚上读完一个中篇，刚刚好。有鉴于此，独具慧眼的编辑家们又推波助澜，烈火烹油，相继创办了《十月》、《当代》、《钟山》、《花城》、《中国作家》、《昆仑》、《小说家》、《小说界》、《中篇小说选刊》等数十家以刊发或选发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期刊，和作家与读者一道，同构共荣了中篇小说的繁荣景象，顿使中篇小说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大潮的主打和当代文学的新宠。客观而言，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夜走红，并非当代中国作家中篇文体意识的自觉，而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正如古人所云：“佳篇合为时而著”，时也，势也。此中篇之福，作家之幸，乃时代之需，人民之选也。
时至1979年，已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名作面世。待到1980年，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宗璞的《三生石》、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开拓者》等优秀作品声威大振，使方兴未艾的中篇小说势头更加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初，中篇小说的年产量已达数百部之多，甚至超过了前三十年的总和，而且不断持续增长，到80年代中期，年产量已突破了干部大关。与此同时，中篇小说作家和中篇小说文体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共同走向成熟。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以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终于在80年代迎来了中篇小说的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以此修正了当代中国小说世界的长期失重，真正奠定了短、中、长篇小说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中篇小说的热潮，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旗号呼啸前行，滚动发展，推出了一批批新人新作，直至9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热卷土重来，中篇小说的旺势始见弱化而趋于平缓。
四
相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蹦”，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召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向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5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如果说，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以长篇小说为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笔者曾经对80年代军旅小说的总体成就作过一个概括性评价，在此用来评价中篇小说也庶几相当——
“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破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的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达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造方面有上佳表演的主要作家有：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朱苏进（《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莫言（《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金发婴儿》）、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黄豆生北国》）、乔良（《大冰河》、《远天的风》、《灵旗》）、苗长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周梅森（《军歌》、《大捷》、《国殇》）、徐怀中（《阮氏丁香》、《一个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彭荆风（《师长在向士兵敬礼》、《云里雾里》）、韩静霆（《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朱春雨（《沙海的绿荫》）、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张廷竹（《支那河》、《黑太阳》）、唐栋（《沉默的冰山》、《愤怒的冰山》）、李镜（《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周大新（《走廊》、《铜戟》）、王树增（《黑峡》、《鸽哨》、《红鱼》）、李本深（《沙漠蜃楼》、《吼狮》）、崔京生（《他和他的倒影》、《神岗四分队》、《第六部门》）、简嘉（《没有翅膀的鹰》）等。而女性作家成平的《干杯，女兵们》、刘宏伟的《白云的微笑，和从前一样》、王海鸰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于劲的《绵亘红土地》、毕淑敏的《昆仑殇》、张欣的《遗落在总谱外的乐章》等清丽、柔婉之作，也不失为80年代军旅中篇方阵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
五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英雄无语》、《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长篇军旅小说继“前十七年”之后的再度繁荣。不过，在这支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家队伍之中，依然还有不少执著于中篇创作者，譬如张卫明（《英雄圈》、《双兔傍地走》）、何继青（《兵道》、《军营里的股民》）、黄国荣（《履带》、《尴尬人》）等人都写出了新的中篇代表作。而非军旅作家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大妈》）、尤凤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等人的加盟，亦在另一侧面支撑了军旅中篇小说阵容。此外，一些女性军旅作家不断地超越自我，也在中篇创作上有所作为，譬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曹岩的《棕色雪天》、裘山山的《结婚》等，也都是90年代的可观之作。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这批小说新人最初的出道或成名之作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其“首发阵容”是——阎连科（《乡难》、《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毛雪》、《农家军歌》、《黄土地，绿军装》）、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苍茫组歌》、《穷阵》）、徐贵祥（《潇洒行军》、《弹道无痕》、《决战》）、张惠生（《旱舟》、《少小离家》）、石钟山（《大风口》、《父母大人》）、柳建伟（《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陶纯（《坐到天亮》、《营地之光》）、陆颖墨（《白色潮汐》、《战争寓言》）、刘静（《父母爱情》、《寻找大爷》）、衣向东（《老营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