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诠释，实际上表现在阎连科创作中的情形要比这种清晰的梳理复杂得多。他一方面对于连长指导员出于土地的压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给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宽容乃至鼓励，这无疑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瑶沟人”的儿子的农民军旅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军人深切的爱与知；而另一方面，来自土地的“引力”——来自深厚乡土中所孕育了数千年的善良、正义、亲情等等民族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归土地。《中士还乡》和《寻找土地》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白无误地指示了这种倾向。中士旗旗为了同情一个“手骨关节粗大”像父亲一样的老农民，在关键时候放走了一个“贼”，同时也就放走了立功入党提干——“逃离土地”梦想成真的宝贵机会，但沟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战友们无言的谴责又使他不得不皈依农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规范。个人利益和集体（农民）道德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终无功而返（乡）的悲剧。这是一次纪律向人情的妥协，是一次历史向道德的媾和，也是阎连科内心矛盾的一次表露。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乡土文明的一次胜利，是对那些连长指导员不择手段“逃离土地”方式的一次批判。但这种批判又是何等地苍白无力——中士还多以后，不仅订了亲的对象避而不见，就连妹妹在内的亲人也骂他“窝囊”，他将怎样重建他的人生呢？为了一种情感上的平衡而自甘于龟缩在黄土上扒日子，这是不是符合中士的性格逻辑？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有点太传统太不现代了？
这与其说是中士的矛盾，还莫如说是作家自身的矛盾。对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反叛与认同，就构成了阎连科农民军入主题全部创作的最大悖论。这是他的矛盾所在，困惑所在，也是他的深刻所在，他真诚而坦率地描述并承认这一切——“我们谁都想从那泥潭走出来……朝着我们向往的粉红色的境界走过去，洒脱地走过去……可是，我们始终还是走不出那泥潭。”
六
当然，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要指出他们的稚嫩或缺憾之处是毫不困难的。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细节的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混淆，同情与妥协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悖反关系同时也将自己置人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见的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至于他们在艺术形式上还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那是另一个专门话题，这里只能付之阙如了）等等、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出现与努力，毕竟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回顾前文的描述，可以比较清晰地望见，农民军人形象经过80年代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
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就不可回避地要面临一个急迫而重大的课题：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民军人”这一文学主题的深度创作与研究，加强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与理解。原因很简单，正像本文开篇所阐释过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中国军队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可以说，不了解乡土（文明）就不了解农民，而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尽管今天的中国远非昔日可比，尤其是都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借助改革开放的翅膀挣脱了土地的禁锢，翱翔在现代化的自由空气之中，但是亦如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它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尤其在当今的社会分隔被打破之后，农民和军人常常出现大幅度的频繁的“角色”互换，从而使得军队成为观测真实中国的一个“活动窗口”。我们只有立足于“乡土一农民一军人”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考察，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与描写好农民军人。而真正写好了农民军人，就不仅能反映出军队的本质，也能通过或一侧面反映出整个当代社会的本质，反映出中国历史变革的艰难与沉重和时代更迭的浪花与潜流——这或许就是“农民军人”文学主题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据此，我再趁机修正我在80年代提出过的一个观点——80年代，我曾根据农民子弟军旅作家和军人子弟军旅作家（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等）一度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创作态势，预言军旅文学将由这两类作家互补同构，共同推进。现在，我愿意把更大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军人这一面。
跋
我就要五十岁了。五十岁在人生长旅中无疑是一个重要驿站。驻足回望，自己这大半辈子中，用心最多、用情最专、用时最长的还是文学，而在文学中做得稍稍成功一点的又是理论批评。因此，我选了一本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来为前半生的文学追求画一个省略号。
不无宿命意味的巧合是，“四”这个年份的秋天，往往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突转之时——1974年秋，二十岁的我在《福建日报》发表了处女作（一首散文诗），并因此引起注意，频频被借调到军、师报道组、创作组工作，获得了比同时代士兵远为优越的学习条件；1984年秋，三十岁的我从原福州军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投身于徐怀中先生门下，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意思，并且渐次从文学创作转入理论批评，开始了我比较专心学习、研究并执教于文学的最好的十年时光；1994年秋，四十岁的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一个班、组长都未担任过的文职教员一夜之间变成了上校军官，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执着，并且从此开始了尝试兼顾熊掌和鱼的艰苦努力，至今踉踉跄跄又走过了十年。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我首先想说说，由于以上“发现”，使我对“四”有了一份敬畏或格外的注意，甚至影响到了本书的编辑。本书现编为四辑，第一辑“作家论”，第二辑“作品论”，第三辑“评论”，第四辑“理论”。显而易见，这个分法有一点问题。从理论上说，评论是一个大于作家论、作品论的概念，或者说，作家论、作品论是涵盖于评论之下的子概念，将它们并列明显有悖于逻辑。但从实际情况看，现编入“评论”辑中的文章，既非作家论又非作品论，但确确实实又是评论，思来想去，只好犯一回低级错误，将“评论”另立门户。而更重要的是，“四分”法又和我的命运之数有了一种沟连，如此契合，岂非天意？
有了以上暗示，接下去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本来要从十数年的近二百万字文章中作甄选，也是够犯难的。但一分四辑，框架即出：每辑十篇，共辑四十篇，四十余万字。如此一来，割爱是前提，同时也意味着遗“珠”之憾。比较突出的遗憾是，一旦考虑到整体分量和学术含量诸因素，报纸文章首先就被大量淘汰。而在整个80年代后期，我的所谓“崛起”和“活跃”的主要平台恰恰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几家大报。现在收入的文章多为90年代所写，除了《人民日报》两篇之外，那个时段的报纸文章一概阙如，诚为一憾。
其次有一点值得一说，也算是此书编辑中的又一个“发现”。多年以来，人们习惯称我为“军旅文学批评家”，其中包含了一个双重定位：一是批评者的身份——军旅的批评家，二是被批评者的范围——军旅的文学。如此定位的正面是特色，反面是局限。因此，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3年《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发表以后，不少地方同仁建议我“转转向吧”，大多是好意，希望我能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批评前景。我自己倒没有过分在意军旅或非军旅批评的得失利钝，所做研究和所写文章，基本上都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这倒也符合我一贯的无远大目标，“从不知道下一个球在哪里，永远只注意踢好脚下这个球”的作文风格。然而，“球”踢多了，难免有时候就“越位”，踢到军旅以外去了。甚至踢来踢去，把军旅非军旅的界线也踢模糊了，竟至于不知自己身在军旅。比如90年代中期前后，我就一连五年应邀为《中国青年报》写文坛年终专稿，面对的就是整个当代文学，毫无军旅色彩可言。事实上，这种“球”进入90年代以后就踢了不少。实话说，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倒是注意了自己的“军旅批评家”身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漏掉或尽量多选军旅方面的重要文章。料想不到的是，四十篇篇目敲定以后，无意中一细分，竟发现军旅文学和非军旅文学的文章从篇教到字数都差不多是对半开。这个结果让人深思。
联系前一点考虑，我觉得似乎是这样，就批评阵地而言，80年代我主要活跃在报纸，而90年代则逐渐转向刊物；就批评范围而言，80年代我专攻军旅，90年代则兼及当代。前者是否说明批评深度在逐渐加强，后者是否说明学术视野在不断扩张，总体呈现一种良性发展的势头？于此，我又想起1994年秋天，在我的任命宣布的当天，时任院长的傅庚辰先生找我谈话时我的两点表态：一是感到意外，但也因此更感谢组织的信任；二是感到遗憾，因为我自己的学术事业正处在爬坡期，虽然吃力，但在上升。而军人又必须以服从为天职，工作与学术，这是个两难。怎么办？我提一个要求，允许我半天坐班，半天在家搞研究……“可以”，老院长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答复我，“但是你要兼顾好工作。”老院长的气量至今还让我感动，但当时却让我无话可说。
记得我践行和老院长的“约定”最多不过半个月，很快就被请示、报告、公文、电话彻底拽进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从此再也没有拔出来且越陷越深。可我慢慢地学会适应在办公室凌乱繁杂的环境中阅读、思考，并更加紧迫地利用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在办公室写作。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日光灯会伤害眼睛，不出两年，我的眼睛便过早地出现了老花。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业余时间的写作热情，尽管此后我的工作和职务几经变动，但我一连六年保持了年均发表12万字理论评论的写作量，以至有评论界同仁戏谑我为“劳动模范”。如此直到1999年10月3日凌晨2点，为赶《当代》一篇长稿连续熬夜，导致右耳突发性耳聋，医生严厉警告说，这是长期超负荷工作所造成，必须调整。从2000年始，我重新热爱上了乒乓球……
如今回头去看，我对后六年（1994—2000）的写作量，觉得差可自慰，它验证了1996年我坐办公室以后出第一本评论集《沉入生命》时在“跋”中写到的三点：“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在成天会议、大量公务并兼及教学的前提下，仅靠节假日和熬夜能写出这么些文章，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但是就质而言，就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了。因为，这是一种透支的写作，甚至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写作。事实上，为了自己潜定的年写作量，我不光紧赶慢赶地完成计划，而且还常常咬牙接下新的题目。如此一来，写得糙是难免的了，而且仅有的一点时间都花在“写”上面，有限的读也都是为写而读。渐渐地就有了一种被淘空的感觉、而不复《沉入生命.跋》中描述过的“火花明灭，观点碰撞，有一种表达的强烈欲望与激情。”望着办公室书橱上摞得像小山坡一样的未曾拆封的赠阅刊物，眼前总是禁不住一阵阵掠过“滑坡”的意象，而多年以前曾有过的“批评从此休矣”的念头再次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
顺着此念发问：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选”会不会成为一个句号，并以此和文学理论批评挥手作别呢？
我不知道。
明年，2004年——我应该“知天命”的时候，在我的文学小径上，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景观吗？
我静候着。
是为跋
朱向前
癸未年仲夏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