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在上海住了一阵，就耐不住了，提出要到苏区去。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她便第二次与外公分别。她同何叔衡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出发，经过汕头——大埔的秘密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来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永定虎岗。尔后，何叔衡继续前往现金，外婆即留在闽西苏维埃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
繁忙中几个月过去了，意外地，外婆与外公在虎岗重逢。原来，外公被王明集团撤了职，所以从上海来到了苏区，身份是团中央巡视员。外公当初并不知道外婆去了哪个苏区，这意外的遇会，两人十分惊喜，这是他们婚后第二次别后重逢。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敌人接近虎岗时，外公与外婆随闽西苏维埃向西边深山转移，到了长汀的四都。第三次“围剿”被红军粉碎，闽西苏维埃进驻长汀城，他们也随同到了长汀。江西、福建两个苏区打通后，变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他们住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旁边，这个大祠堂，就是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址。1931年12月30日，外婆在这里分娩，生下一女孩，取名“叶坪”。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委直接指挥师，并把原军医处改称为总卫生部，原属各科改称局，其中之一是药材局，专门负责药材的生产和供应。外婆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总卫生部为了解决药品奇缺的问题，决定创办卫生材料厂，并由药材局担负建厂工作，外婆亲自兼任卫生材料厂厂长。
卫生材料厂在瑞金的朱坊镇创办起来，职工一百多人。不久，厂址又迁至胜利县平安区琵琶龙乡（现江西于都县银坑乡境内的平安寨）。这里离瑞金八十余里，外婆带着孩子走马上任，从此，她与外公很少见面了。
在当时条件下，办厂所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药品、食盐、布、棉等物资封锁最严。苏区人民吃的是由自己熬的硝盐，红军部队药品奇缺，连纱布、消毒棉花都没有，当时部队卫生员手里几乎只有一种药品——****。连碘酒、奎宁、治痢疾用的常用药都很难见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靠自力更生来解决。
厂子筹办起来了，但问题却很多。一是没有设备，二是没有材料来源，三是职工文化水平低。在困难面前，外婆充分显示出了她的智慧和组织才干。她带领工人爬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她还在厂里成立技术研究会，试制成安福消肿膏、龙丸、八桂丹等中草药，供应红军和苏区人民。全厂上下团结一致，生产热气腾腾。后来这个厂子发展成为有五个车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制药车间，利用中草药按西药型制做中成药品；敷料车间，可以生产医用纱布、脱脂棉和急救包等；酒精车间，利用蒸馏烧酒的方法制造酒精；水剂车间，生产急救水、龙胆酊、碘酒等；器材车间，能制造手术刀、镊子、钳子等器械。这样，使得在药材品种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前线的需要。1934年，每个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到长征开始时，主要依靠这个厂子的产品，给部队配足了三个月的药材用量。卫生材料厂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表扬和称赞。外婆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的一个日子里，外婆突然接到外公从瑞金寄来的一封信。外公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寄出这封信后，他已立即单独上路了。
外婆将信读了好几遍，然后将信默默的收起。她知道外公是冤屈的。早在前几期的《青年实话》中，她就读到了好几篇批判外公所谓“****机会主义”的文章，还指责他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领导了反联共反国际的小组织，等等。这说明王明集团还在算老帐，对不同意见者施以报复打击。所以外婆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在心里默默的遥祝亲人一路平安。
这是外公与外婆结婚以后的第三次分别。
不久，卫生材料厂搬回到瑞金县城郊区。她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但对此除了愤慨，她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她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性，她的行为表明了这一点，有一件事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由卫兵押着从批斗会回禁闭室的******。此时******被指控为“罗明路线”的追随者和“富农路线”的执行者，被撤了职，正在遭受审查和批斗，人也变得瘦弱憔悴。外婆关心他，同情他，便拦往他问询他的境况。******对她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外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和心酸。之后她立即用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并亲手做好，然后捎信给卫兵，要他们带******到她那里吃鸡。******一顿吃完了一只鸡，剩下的一只她又让他带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这看起来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外婆不怕连累自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公开关心、支持受王明路线打击的人，同时也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她的一颗心，就是这样象水晶般透明、纯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表明外婆在爱情上忠贞不渝、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
一天，一阵由远而近的“得得得得”的马蹄声叩响在进厂的石子路上——一位大人物突然下到厂子里“视察”来了。
这位“大人物”高头大马，从者侍卫。他是王明集团的要员，从苏联回国后春风得意，青云直上，身居显要。
他来干什么，真的是视察吗？然而，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找外婆“谈话”的，开口就说：“你知道吗，陆定一逃跑了！党和团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和党籍。”怕外婆不相信，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本新出的《青年实话》：“看吧，千真万确，登了报了，全国都知道了！”
外婆果然看到，在这份苏区团中央局的机关刊物上，白纸黑字，赫然刊登着“大人物”所说的那份“决定”：
开除团籍的决定
据上海来电：
陆定一，江苏人，一九二五年入团兼党团员，在这次破坏中，他知道的机关不去通知，因而苏区的三个代表失踪。在他从自己的机关中离开时不将党和团的文件拿走，只拿走自己私人的物件。事后分配他的工作不执行，未得组织允许，自动逃跑回家。
在这次破坏中完全暴露他的张惶失措。党和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党籍。
党团中央
二月二十四
外婆将这则“决定”反复看了几遍。但她目光沉着，神态如常，开口平静地说：“我不相信定一会逃跑回家。”
“什么？你、你不相信？”“大人物”感到吃惊，随后变得气急，“他当逃兵，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团中央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稍稍停顿，他又说：“陆定一是不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你……你就嫁给我吧！”
他终于急不可奈地道出了心中的图谋。外婆听后，投去厌恶的目光，不加思索地说：
“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你死了那份心吧！我坚决等他。我相信他，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即使不能走，他爬也会爬回来的。我相信他！”
说完，她转身走了，留下“大人物”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无可奈何地丧气而去。
夜深人静的时分，外婆哄睡了孩子，欠起身，打开床头上放着的一个用美孚行油桶壳改制成的小箱子，从里面找出她珍藏着的一张外公带着博士帽拍的毕业照，她久久地端详着照片中年轻英俊的面容，想着上海发生的大破坏，她的心提了起来，胸中涌起对亲爱的人的痛苦、焦灼的思念、牵挂和耽心，不禁泪如雨下。
她借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挥泪在照片的边缘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天上人间——定一呀！
事实证明外婆的判断是何等正确，又是何等勇敢！后来外公经过一番艰难辗转，果然回到了苏区，捏造他逃跑的“事实”不攻自破，却证明了一位女性对爱的忠贞和赤诚！
这是他们婚后离聚生活中的第三次重逢，是经历了严峻考验后的刻骨铭心的爱的盛会。
“我应该怎样称呼义贞呢？”外公晚年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依然感动不已，“应该称她‘知己’！我们一年不能通迅，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逃跑回家，开除党籍团籍’，是党团的决议（决议呀），赫然登在报上，你不相信，岂不‘****’？而你竟敢不怕‘****’，不怕由此而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深知我心，你敢这样么？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一世忘不了这样的知己。”
患难之中见真情。这一段磨难考验中的爱的经历，不亚于任何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第三节断肠的生离
外公与外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是在1934年10月。
外公虽然恢复了团籍，却没有给他安排职务，被博古叫去为《斗争》杂志当“刻字匠”，整天坐在沙洲坝的一间潮湿异常的农家小屋里刻钢板。当长征的决定做出并秘密紧张的部署着的时候，没职没权、当“刻字匠”的外公却一无所知。
那一个傍晚，当外婆骑马从厂子里匆匆赶到沙洲坝，叩响他那间小屋的门时，外公还正坐在桌前，伏身埋头，专心致志地握运铁笔“咯咯叽叽”地刻钢板呢。
对于外婆的到来，外公感到意外和惊讶，因为平时总是他在星期天去厂子里看望她和女儿的，今天，她怎么急匆匆……况且，她还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外婆已是第二次怀孕。她要他到屋外去说话。
他们并肩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初秋的风带着稻谷的芳香，凉爽宜人；夕阳在落山的最后一刻大放奇彩，给金秋的田野镀上一层红灿灿的光霞，象是要在这一刻着意将南国的田园风光渲染一番……
外婆久久没有开声，她不忍心……她多想就这样默默地走下去，因为、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
但她终于不得不开口告诉他：她是来向他告别的。厂里已接到随中央红军转移的命令，并开了动员会，决定了哪些人跟大部队走，哪些人留下。她因为重孕在身，行动不便，已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直到这时，外公才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外公的心倏地象铁砣般垂了下去，变得万分沉重。他想到，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必定要扫荡清乡，血洗革命根据地。地主会回来组织武装，党内也难保不出现叛徒，留下来的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况且她很快就要分娩——在哪里分娩、生下的孩子怎么办？还有未满三岁的女儿也无法带在身边了，该怎样安置？……他想到这些，声音沙哑地对外婆说：“义贞呀，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
外婆，真是一位刚强的女性，在危难关头却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反倒来安慰外公：“不用为我担心。留下的还有一批女同志，有困难大家都会互相帮忙的。这里的群众很可靠，我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我也已想好了托养女儿叶坪的办法。怀着的孩子出生后，我也会安置妥当，你就放心随部队去吧！”
她说完这些，又要匆匆赶回厂里去。他想留她吃顿晚饭，但她没有时间，大转移在即，厂里有大量的事情等待她处理。
他扶她上了马背，但抓住缰绳的手却久久没有松开。他与她相对凝眸，千言万语在心头涌动……啊，这一别，还能有重逢之时吗？
她最后留给他的依然是沉着平静的神态——她把一切危险和困难都担当起来了，不想亲人为自己担忧。道一声“珍重”，她挥起了马鞭……
“挥手从兹去”，他们婚后五年中的这第四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外婆将三岁的女儿交给厂里的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去找可靠人家寄养。临行前，她将旧衣服拆了，为女儿赶制出几件可在不同年令阶段穿的小棉衣。骨肉分离的时候来临，外婆柔肠寸断，望着张德万背着孩子远去的身影，禁不住泪如泉涌。片刻后，却又咬紧嘴唇，擦干眼泪，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起初，外婆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中央办事处工作。不久，把持苏区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当权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又无辜开除了她的党籍。她含冤忍辱，继续默默的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11月初，外婆随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贺怡夫妇以及周月林、王淑振等人，从瑞金转移到长汀，一起在福建省委工作。
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来越小，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由于福建省委领导人对形势判断的错误，致使有限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疯狂的“围剿”面前，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根据地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只好实行精简。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外婆拖着笨重的身子，还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中去，以忘我的精神坚持斗争。
即使这样，她仍然经常遭受坚持“左”倾路线的当权者的歧视、怀疑和打击。有一次，铲共团在机关驻地附近杀死了一位红军伤员，领导未做认真的调查，便咬定是毛泽覃、贺怡和外婆勾通铲共团杀害的，把他们三人逮捕起来了，并且上了绑，准备枪毙了。后来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他们三人释放了。但外婆的党籍却一直没有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