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初春的一个周末下午，听说江校长访问日本回来了，要给全校师生作一次“访日报告”，人们奔走相告，早早地奔向大礼堂，里面密密匝匝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只好围坐在外面的空地上。报告开始后，秘书廖世伦搬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讲，江隆基却握着话筒对台下几千名师生员工说：“平常总是坐着讲，今天我要站着讲。为什么呢？”他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讲座。他坚持出海报时写成“讲座”而不写“报告”。“讲座”有“讲座”内容和方法，是漫谈式的，不像工作报告那样逻辑严密、条理分明。“为什么呢？我首先向大家讲一件我碰见的小事。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请我去演讲。这位校长已经七十多岁了，可他和他的学生们站着整整听了我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之后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位老校长说，你是教育专家，又是中国教育代表团的团长，我们尊敬教师，所以我们要站着听。今天来听我的讲座的有的已经是专家教授，更多的则是未来的专家教授，为了表示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要向日本同行学习，所以今天我要站着讲！”台下响起浪潮般的掌声，同时发出长长的感叹，真是耳目一新啊！那个年代，出国访问是件稀奇事，人们通常把它与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长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大西北，很难听说本单位的谁谁出国访问了。江隆基理解大家的好奇心，便缓缓道来，说由于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所以这个教育代表团是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代表团的名义出去的，那边负责接待的也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共产党。团长是科学院的张友渔，我是副团长，但到日本后张友渔生病提前回国了，我就成了代理团长。日本共产党很热情，安排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东京、横滨、奈良、神户等十三个城市，十六所大学，六所中小学，举行了十七场演讲，二十三场教育恳谈会。他说：“大革命失败后，我去日本留过学。几十年过去了，日本的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发展，就是因为日本重视教育，把教育看成强国之本……”谈到日本的经济，江隆基讲了些我们这代人当时闻所未闻也难以想象的事例，他说超市里商品极其丰富，你推个小车随便挑随便拣，最后出门才结账。我们这帮穷学生不知“超市”为何物，窃窃议论说，那怎么行，还不白拿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商场都是售货员给你什么样你就得拿什么样的，可以不买，但不准挑三拣四。王府井百货大楼有个专卖糖果的售货员张秉贵，一两二两抓得很准，服务态度很好，当了劳模还当了人大代表，要顾客随便挑选了还要张秉贵干什么？他讲东京的汽车很多交通非常拥挤，一次安排代表团去一所大学，距离不远，步行半小时可到，但日方热情非要安排乘车，结果因为堵车走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日本解决交通拥堵的办法是在两座高楼间架个桥，人在上边走，车在下边行，讲到此他也觉得滑稽，呵呵一笑。曾经两度出国留学的江隆基当时也说不上那就是后来在中国也普及了的“过街天桥”。谈到日本的教育，江校长说日本大学的专业设置文科比理科多，特别是金融财经类的专业各个大学都有，我们听着好奇，文科不就文史哲嘛，连法学也不要了，要那么多金融财经干吗？又窃窃议论，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重理轻文”，能不能改变一下呢？这个漫谈式的讲座整整一下午，全校师生听得津津有味，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江隆基也一改作工作报告的习惯，没有总结也没有布置任务，最后却说，日本几所大学赠送了一些他们的纪念章，有几十个，他都交给学生会了，看怎么分配下去，给咱们同学做个纪念。
要见证江隆基带领兰州大学创造的辉煌，现代物理系的发展壮大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是个新专业。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兰大的发展方向要瞄准尖端科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学科所承担的使命。
兰大现代物理系创建于1958年，是将原属物理系的理论物理原子核专门化、化学系的放射化学专门化及独立设置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室整合在一起成立的，原名原子能系，后改名现代物理系。当年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并从物理、化学系抽调部分插班生。徐躬耦教授一身兼两个系主任。
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满怀信心地讲：“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我们也要搞点原子弹”的原版。当时正在“******”，说干就干，大干快上，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原子能系立刻上马。当时教育部所属普通高校获准设此专业的只有三所，另两所是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中国的核技术及人才培养原来依赖于苏联老大哥。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1955年至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建设方面，中苏两国政府共签订了六个合作与援助协定。但后来发生的种种不愉快使“蜜月”关系降温。苏联答应1958年11月送达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装车后迟迟不予发运，赫鲁晓夫变了卦，召开会议决定叫停。拖到1959年6月2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准备起程赴苏就此事进行谈判，不料苏联大使馆转交给******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央的信，以日内瓦会议为借口，正式通知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核爆技术资料。这封信自然惹恼了****高层，在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并将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以示对苏共那封信的愤怒和还击。中苏友好以1960年8月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而告终，从此进入长达几十年的“交恶”期。
江隆基1959年1月到达兰大时，原子能系已有一定的基础，但条件还是很差。为保密起见，该系与校本部分开建设，单独一个校区，占地55亩，第一期建成12060平方米的教学用房，调试安装有120万伏高压倍加器，能开出一些基本实验课，但专业实验室几乎还是空白，必需的实验工厂还未建设，占地面积太小，经费紧张，人才紧缺，困难一大堆。系主任徐躬耦教授是个核物理专家，在“批白专”“拔白旗”和“反****”中受到严重冲击，情绪相当低落。身兼两个系主任，他向新到的江校长坦言该系的种种困难，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实验室建设无从谈起，想推出去了事。物理系是老系，已经有了理论物理、金属物理、磁学、半导体物理、无线电物理等专业，他的兴趣和精力在这些当时很吃香的专业上。江隆基得知这些情况后不怨不弃，反反复复做工作，政治帽子莫须有，给你平反了；两个系主任你都当着，一旦条件成熟了，一定给你卸下一副重担；工作一定很苦很累，但你是教授中为数不多的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吃苦在前；人手不够学校帮你调整，你提议段一士当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学校同意；派李珂同志担任物理系总支书记，他是北京支援兰大的干部，工作能力很强；再派童若兰同志当副主任，协助你处理行政事务。
在做这些稳定内部的工作的同时，江隆基还了解到，徐躬耦教授同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人生之旅和治学之路也是颇为曲折的。他出生在上海，七岁丧父，靠着母亲的坚强支撑考进上海名校南洋中学。“七七”事变后母亲带着全家逃难到贵州铜仁，进国立铜仁三中读书。1939年，十八岁的徐躬耦考进南迁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院长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毕业后进国民政府交通部，直接间接地在茅以升领导下从事铁路桥梁设计和建设工作，四年中有三年半在重庆。抗战胜利后本想利用和平环境为国家多修铁路多建桥，可国民政府挑动内战和极端腐败使他大失所望，不愿再为这样的政府卖命，于1947年毅然辞职，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中学时期有个交通大学毕业的物理老师对他影响很大，到伦敦大学后他放弃土木工程而改学更感兴趣的物理，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莫赛教授，用三年时间攻下了博士学位。论文《核力与原子核问题研究》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这是国际公认的最高级别的学术期刊。莫赛教授非常欣赏这位中国学生的物理才华，劝他留下来做博士后研究，但他被新华社不断播发的新中国的成就所鼓舞，感觉新中国事事新鲜，处处欣欣向荣，虽然留在国内的女朋友潘朝艳来信劝他可以再做两年博士后研究，然而他却归心似箭，便谢绝导师的好意，于1950年底回到广州。潘朝艳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才女，二人在重庆认识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出国前隆重举办订婚仪式。远渡重洋，此去经年，情谊绵绵，难舍难分，深明大义的未婚妻给他的临别赠言是“盼，信，爱，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回国第一件事便是与潘朝艳女士完婚，结成百年之好。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潘朝艳不仅内助徐躬耦成为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核反应过程的统计描述》《原子核反应理论》《原子核结构理论》等著作一版再版，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而且凭着“爱”的力量，承受住了生活中的巨大灾难与不幸（晚年不幸痛失两个儿子），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深深感动了同辈人，也教育了后辈人。
完婚后，夫妇双双到南京大学任教，徐躬耦担任物理系副主任，代主任；1955年，教育部一纸调令，又将夫妇二人同时调兰州大学。
苏联老大哥“变脸”，“596”工程步步“紧逼”，国家对高校核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虽然正值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但对“596”却是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几次非常深入的谈话让徐躬耦教授了解到国家面临的国防形势，也领悟到江隆基的远见卓识和人品风范。他责无旁贷地挑起专业规划、实验室建设、师资引进等具体工作；江校长则上下奔走，找教育部，找二机部，找军队，找有关企业，疏通关系，寻求支持。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61年，扩大了教学用地，建成放射化学等一批专业实验室和工厂，又建起新的教工住宅和学生宿舍楼。系名改为现代物理系，徐躬耦教授专任现代物理系主任，全身心地投入该系的建设和发展。
又三年，教育部决定将南开大学的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整体合并到兰州大学，包括全体专业教师、实验设备和部分学生，使该系的教师从1958年建系时的十多个人增加到一百多人，设置有实验核物理、理论核物理、核电子学、加速器、放射化学等五个专业，成为仅次于北大的原子能教学和科研基地。江隆基对南开过来的老师从工作到生活都非常关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在兰大工作。一次座谈会上，南开来的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邱陵教授打听哪里能买到擀面板，说家里没法做饭。江隆基听到并记在心里，会后自掏腰包买了块松木擀面板，叫通信员魏保禄送去。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邱陵教授感动不已。
南开的合并到兰大了，北京大学的也不得安宁，大大地折腾了一次。现代物理系的专业毫无疑问都是保密专业，“大三线”建设开始后，不仅一些国防工业或与国防有关联的工厂要内迁西北西南，而且一些大学的保密专业也要内迁。当年清华、北大、南开南迁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是为了打“日寇”，此时是为了对付“苏修”，准备打仗，“早打，大打”。北大三个保密系的内迁颇有传奇性。据说是周培源校长请的军事专家坐的直升机选的地址，标准是依山傍水的山弯，极其隐蔽，轰炸机俯冲不下来，北方射来的原子弹打不透。周培源一行在秦岭大巴山盘旋了几圈，最后选中了褒河入汉江口的一个山弯，背靠秦岭，面朝汉中盆地，地势隐蔽但交通方便，距汉中市区仅十五里。20世纪70年代初在那里建设起了一片现代化建筑，北大三个保密系整体搬迁过来，称之为褒城。“****”结束后又要搬回北京，原则是从北大来的回北京，新增人员留守由地方政府处理，陕西省利用其基础设施和留守人员又新建了一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