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有省委和工作组撑腰，李贵子便“黄袍加身”，一跃成为“学生领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率领一帮亲信肆无忌惮地大搞“打、砸、抢”和“逼、供、信”，丧心病狂地对兰大师生开始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得势以后，李贵子们觉得大字报不再是最好的“斗争武器”，批斗会也显得“软弱乏力”，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美其名曰“接力赛”。宿舍楼、教学楼的手纸篓统统搜罗起来，糊上白纸写上你的罪名和大名，扣在头上排队跑圈。手纸篓不够，又发明铁制的、木制的，给江隆基的一顶是铁丝特制的，最高的将近两米，里面拧有多根铁丝头，强摁下去，顿时满脸伤痕，鲜血直流。黑牌子也有铁皮、木板、纸板的多种形式，最重的十多斤。每天每天，以江隆基为首的“黑帮”“黑线”“牛鬼蛇神”“孝子贤孙”们就要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李贵子们的监督下排队跑圈“接力赛”；之后接受批斗；批斗之后还有跪搓板、跪凳子腿、跪尖桩等体罚形式叫你“老实交代”“坦白从宽”；“交代不老实”，便有拳打脚踢、搜查抄家、强迫劳动等手段。工作团有些同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便向省委如实反映，不料一位书记大人严厉批评工作团团长说：“兰大斗争火力不足，水没有烧到一百度，要继续加柴烧，把水烧到一百度，把锅盖冲开。”甚至当中央得知兰大的武斗体罚不断升级明令禁止后，那位副秘书长得命令之先，抢先单独约见李贵子秘密交底：“斗争的规模是大斗，现在不斗，以后政策下来就斗不成了。”有这样强硬的后台，李贵子“拿鸡毛当令箭”，更加肆无忌惮，迫害不但没有降温，反倒升温。
7月27日，“中央****小组”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并将派驻工作组宣布为“刘邓路线”，兰大又是紧急跟进，一********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兰大工作团。就在大会上，李贵子摇身一变，假惺惺地“揭发”了一通工作团的“****路线”，并将矛头直指团长省军区政委。就在这次会上，李贵子向********表达了“从校内打到校外，打到全国去”的雄心壮志！工作团一撤，李贵子们便信马由缰，为所欲为。要“打出甘肃打向全国”，首先要“从校内打到校外”，他们便组织人马冲击多所中学、中技中专、大专院校，用兰大的办法揪斗人家的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因铁一中、铁三中受害最大，8月5日，以铁路职工为主的大批工人、市民拥在兰大校门口，要找李贵子算账。省委得知后紧急派出一百多警察，驱散满腔义愤的群众。接着，省委一把手一周内四次亲自接见李贵子，公开表态支持李贵子的革命行动，指示他坐飞机去北京宣传造兰州铁路局“反”的理由和观点。此时的李贵子“日理万机”，实在太忙，还没成行，北京的红卫兵“杀”到兰州来了。北京的红卫兵因受毛主席的支持，也就胆大气粗，他们的矛头直指********，提出“要用******思想衡量甘肃省委”。在兰大的辩论会上，李贵子们不是对手，无力招架，随后在兰大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砸开甘肃省委铁盖子”“炮轰甘肃省委，火烧西北局”之类的大标语。深得省委赏识的李贵子眼见大势已去，决定仓皇出逃。命运不佳，飞机坐不成了，只能乘火车，但目标太大，担心被铁路职工认出，便认真地化装了一番，在几个亲信的陪同掩护下于8月20日登上一列火车，落荒而逃。
兰大历史上长达七十天的“白色恐怖”至此结束。
本书两作者当时一在陕西，一在山西，以上血淋淋的场面，绝不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是对史料的压缩。资料显示，在1966年6月8日至8月20日的“白色恐怖”时期，兰大师生员工被斗的统计数字为：学生658人，占25.5%；教职工380人，占32.8%；自杀学生2人，教职工4人；自杀未遂学生12人，教职工2人；逃跑学生31人，教职工7人；下落不明学生1人，教职工2人。党组织成员和党员被斗的数字为：党委委员13人，被斗12人；总支委员49人，被斗48人；支部委员106人，被斗90人；政治辅导员47人，被斗39人；当时在校的教工党员338人，被斗186人；学生党员135人，被斗104人。
在李贵子掀起的狂风恶浪中，首当其冲的是江隆基。
四年前江隆基亲眼看着落成并在里面多次主持大会的大礼堂现在成了斗争他的主战场。
“六八文告”发布后的第八天即6月16日，经过精心的策划准备，全校师生员工被集合到大礼堂。一看会场的阵势和布局，几千人顿时屏声静息，鸦雀无声，紧张地盯着主席台，阴森的空气像神秘的冥府。大会主持人李贵子铁青着瘦脸，目光像在喷火，扫视了一圈会场，用足底气高声宣布：“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隆基押上来——”
从“坚强造反派”中认真挑选出来的几名强壮大汉扭着江隆基的胳臂，一路小跑把他推到主席台前。一男一女播音员在扩音器里带头高呼“打倒江隆基”的口号，音量放大到极限，声浪如同山呼海啸，使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被架了“喷气式”弯腰九十度，挣扎了几次勉强抬起头看了一眼，发现陪斗自己的竟齐刷刷跪了三排：第一排是所谓的“八大保皇派”序列，即学校党政负责人，如副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总支书记等人；第二排是“牛鬼蛇神”序列，主要是系主任、教授、****等人；第三排是“黑干将”“黑爪牙”“黑苗子”，主要是团委学生会的干部……秃顶的，白发的，花白头发的，黑发的，男的，女的，大都低首垂头，看不清面孔，他想昂起头看清楚点，竟被两个彪形大汉一把摁倒，胳臂拧得“喀嚓”响，喝令：“放老实点！”“低头认罪！”
接着是批斗发言。内容凭空捏造，帽子大得吓人，他听不进去。李贵子发现他似乎没听，冲上来挥着拳头喝问：“江隆基，你是什么人？说！你是什么人？”
一只话筒戳在嘴边。他毫不犹豫，果决地答：“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这是一段最“台词化”的对答。台下的许多人不由想到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类似白公馆渣滓洞里的情景和画面，连那问话的内容和腔调，回答的语调和凛然之气，都惊人地相似，只是时间、地点、人物有所变化而已。
另一个“****”从后腰踹他几脚，之后绕到面前手指脑门呵斥道：“你马上说，我江隆基是****分子，黑帮头子！”
“你……你拿出证据来？”
“证据？我们当然有啦。”
“你的证据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真理。”
“打倒江隆基！”“砸烂江隆基的狗头！”
江隆基愤怒了。“我的脑袋就在这里伸着，你们摁着，你们这么多人，要砸就砸吧。但要我说一句违心的话，办不到！”
李贵子也愤怒了，带头呼起口号，杀声四起。一阵咆哮之后他打了个手势，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慢条斯理地问：“那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为什么要包庇重用****分子？为什么要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江隆基比他还沉着：“这些事情，这些道理，今天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清楚，但是过十年、二十年后，不用我讲，你们也会弄明白的。”
几个“****领袖”交头接耳。这么大的声势，这么浓的火药味，这么凶猛的轰击，居然煞不下江隆基的威风，他们有点挫败感、失落感，他们要使“撒手锏”了。一个待命的暴徒冲到台前，抢过话筒喊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都看清楚了，江隆基，这个死不悔改的****分子，花岗岩脑袋，到现在还这么嚣张，不肯低头认罪，我们就是要看看，是他的花岗岩脑袋硬，还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头硬，来啊——”他转身向后一挥手，几个打手抬上那个事先准备好的得意之作、用铁丝拧成并且露出许多铁丝头的将近两米高的“铁帽子”，猛地扣在江隆基已经严重谢顶的头上，猛力往下一摁，随着一声惨叫，一股股鲜血从脸颊流到脖颈，他失去控制跌倒在台上……
会场立刻鸦雀无声。敢怒而不敢言。多少人怒火中烧，多少人掩面而泣，多少人悲怆离去……
三十年后在深圳，一位已经做了一家大企业总裁的兰大校友回忆起亲身经历的那一幕，痛切地对电视剧《江隆基》制片人李保元说：“我是兰大学生，‘****’初期揪斗江校长，许多人卷入了，狂热至极。但自从那次听见他在批斗会上的几句话以后，我们冷静了，一下成熟了许多。他的形象，他的话，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唉——现在回想起来，毁掉这样一位领导，一位教育家，造孽啊！”
不到十天时间，这样的大型批斗会开了四次。不斗的时候干什么？在造反派的指挥棒下游街示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以江隆基为首，后面跟着“黑帮”“黑干将”“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校园里跑圈，边跑边喊“我是×××”（黑帽黑牌上的罪名），美其名曰“接力赛”。年龄大了跑不动怎么办？拳脚伺候；跌倒了怎么办？一句大批判的流行语：“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争辩几句怎么办？一句流行口号：“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一天跑完“接力赛”，六十一岁的江隆基已是精疲力竭，走路都跌跌撞撞，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叫：“江校长！江校长！”这种时刻还有谁敢这样称呼？回头一看，一个年轻老师摇晃着“苏修特务”的高帽子赶了上来，是他十年前在莫斯科结识的段一士！“你是谁？”“我段一士呀，你不认识我啦？”“我不认识你！你走！不要跟我说话！”“江校长，我走，我只说一句，现在这是胡整，你千万要顶住啊！”
江甩开他朝前走去，不明白他为何自找麻烦。
段愣怔在路上，不明白他为何不认“忘年交”。
6月18日第二次大会批斗后，江隆基又被叫去单独谈话，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家里无人，漆黑阴冷。“爸爸！”女儿亦曼从厨房出来，打开了所有的灯。“哦，是小曼，你怎么回来啦？”“爸，我偷着溜回来的，来看看你，大会结束了，怎么这时才回来？爸，没事吧？”“没事，工作团找我谈话。”“没事就好，我烧了壶开水，泡了杯热茶，先洗把脸吧。爸你坐着歇歇，我来——”她又进厨房拧出一条热毛巾，端来一杯热茶，随后亲手为爸爸擦脸。一张多么慈祥、多么亲热、多么红润明朗的脸啊，怎么才几天就变得这么憔悴而苍老？脸上斑斑血迹，身上块块墨迹，全身酥软没一点力气。亦曼强忍住泪水，扶爸爸躺在床上，替他换衣，擦拭，原来想好的安慰话竟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爸爸的表情十分严肃，沉默无语。人都说爸爸的面孔很严肃，不会笑，可女儿知道，爸爸在家常笑，而且笑得很灿烂，很阳光。一天中午，全家人都在，爸爸拎起包说要去北京开会，坐火车，可出门不多一会儿，又乐呵呵地回来了，脱着大衣笑说：“不到一个小时，爸爸就从北京回来了。”小召好奇，“这么快呀，爸爸坐什么车？”爸爸说：“坐火箭呀！”惹得全家都笑了。原来通信员魏保禄送票时把时间说错了，是晚上的车。小召立即说：“这个魏叔叔，工作不负责任，就该处分他。”爸爸说：“孩子你还小，不懂事，哪能随便处分一个职工呢？也怪我嘛，就没问清楚嘛，也没看车票嘛。”1963年廖世伦调动工作后，他再没用专职秘书，文件都是自己处理，跑腿打杂全靠通信员魏保禄，他和朱大妈一样，都像是自家人。亦曼回忆着这些愉快的往事，擦着爸爸受伤的手脸，眼泪不禁簌簌夺眶而出。
江隆基也深情地望着他的“小蛮子”。这孩子出生在战争时期的延安窑洞里，没有奶水，零零星星喝了些老乡的羊奶、米汤，好不容易会吃饭了，但艰苦的战争生活中又没有什么营养，个子没长高，但艰苦的生活却历练了坚强的性格，所以他昵称她“小蛮子”。现在“小蛮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大会上看爸爸挨批斗，回班上挨同学批斗。那些平日文文静静的窈窕淑女有的现在也发疯，也张狂，给她床上糊满了大字报，叫她上下床“钻狗洞”，还挥着拳头骂着脏话逼着她揭发父亲的罪行。她实在揭发不出来，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某校领导有生活作风问题。“最高指示”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张大字报给那位领导帮了大忙，反戈一击，从“靠边站”摇身一变为“革命领导干部”，“****”中再没受过任何冲击。为此，“小蛮子”遭到造反派的大字报围攻，说她转移斗争大方向，勒令她自备高帽子游街，吓得她躲在一块田地里，整夜不敢回宿舍。
江隆基喝了口热茶，双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缓地说：“孩子，你走吧，在家待的时间久了，回去怎么交代？他们会说你和我划不清界限，以后……以后就别来了，我的事我心里最明白，不是我的错，我绝不会承认，也决不会检讨……”
“爸……”亦曼抬起脸望着父亲，想着尽可能地给点安慰，“这是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
“爸爸是入党四十年的老党员了，扪心自问，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以前的不说了，来兰大七年，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硬的也好，软的也罢，要我出卖自己的灵魂，给他们低头认罪，”他摇摇头，决然说，“办不到！”
“爸爸，这么硬碰硬，要吃大亏的，我真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