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离开创造人物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生活的本身，去争论“能不能写英雄的缺点”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但讨论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只写人物的正面和优点，人物形象不容易刻画得生动深刻，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章品，作者写了他的主观、自满，反而使他的性格更加突出。又有同志认为：“创造英雄人物，要写他的主要的本质，非主要的本质和缺点可以不写。”冯雪峰认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缺点，而在于作品中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对待自己缺点的态度；如果写一个英雄有毅力克服自己的缺点，那就不是写不写缺点的问题，而正是表现了这个英雄的高贵品质。同时，讨论中认为：不能把缺点与个性混为一谈，每个人物有他自己性格的特征，文学作品应该塑造出人物的性格，但并不是一定要写些缺点，才能把人物写“活”。韶华说：创造新英雄人物，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研究具体的英雄人物出发，而不能先从概念出发规定一个框子。比如说，英雄的性格是坚强的，因此，当他的同志或爱人牺牲了，也不敢掉一滴泪；又如说，英雄对工作是积极的，于是总是写他三天三夜不睡觉，或者安排一个恋爱的情节，使英雄一再为了工作而不结婚。当然，一般英雄都具有这些特点，这是英雄的共性；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共性来创造人物，必须观察研究具体的英雄人物的个性，这样才能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写真实，从现实生活出发创造新人物，是不是就等于“现实中是怎样，就怎样写”呢？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生活中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就写多少，不必夸大。”另有一位同志说：真人真事也可以夸大，但对死了的英雄和活着的英雄应有不同，死了的多夸张一些不要紧，活着的不能夸张得太多。冯雪峰、沙汀在发言中指出：应该把写真人真事和文学创作区别开来，只要不是写传记，创造人物典型完全不必拘泥于真人真事上，描写活着的英雄同样可以夸张，不必有什么顾虑。
讨论中还有同志提出这样的情况，过去自己创作时，存在一种害怕的心理：按照真实写吧，害怕别人批评“歪曲劳动人民形象”；把人物的优点集中起来吧，又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于是就不敢进行创作了。最近一年多，主要写真人真事，自己又感到写得不够动人，需要“提高”，但存在一种“但求无过”的心理，这样作品就写不好。还有一位同志在创造英雄人物时不敢想象，“怕一谈想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了”，因此“没有真人在前，不敢动笔”。很多同志指出，现实与理想是统一的，结合着的；现实本身就存在着理想，理想就是从现实出发的，脱离现实的理想，只是幻想。因此，只要是从现实出发，想象、夸张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
与创造人物不能分开的另一问题，即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指出，有些作家回避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以至创作上存在“无冲突论”的倾向；也有些作家把丰富复杂的现实斗争简单化了，用人为的矛盾代替现实生活中深刻的真实的矛盾，这样当然就不能表现出伟大广阔、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作品不能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由于作家对现实生活还缺乏深刻的了解，或者是因为战斗性不强而存在“但求无过”的心理。有一位同志说：描写敌对阶级的矛盾是比较明确的、激烈的，而对人民内部的坚定与动摇、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却写不出来。自己看到过革命队伍中动摇叛变的分子，也看到过由于保守落后而掉队的人，但是因为生活不够深入，还不完全理解这些人物，因此也就不敢表现这种矛盾斗争。另外一位同志写了一个批评官僚主义的电影剧本，领导上曾经讨论审查了几次，这位作者说：“写这样的剧本，真是捏着一把汗。”还有人这样说：写工人存在资本主义思想，怕损害工人阶级的形象；写领导干部有缺点，怕人责问：“难道我们的党是这样的吗？”因此，邵子南说：有些作家是向着抵抗力最小的方向前进。
狭隘地、简单化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在作家中间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位同志听了周总理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以后，认为农民中间对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怀疑与争论，只要政府有物质准备，马上就可以实行的。这就是把贯彻总路线这样艰巨、复杂的任务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斗争是严重的，我们要去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决不是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另外．更多的同志还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张顺有事件”能不能写，写了会不会被批评为“把我们的各级党委写得一团糟？”香港、澳门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爱国主义斗争能不能写，因为有人说：这与国家工业化联系不起来。还有人提出，现在官僚主义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很严重的，但希望领导在大会上号召一下，大家就有勇气写。讨论中，大家认为：生活是无限丰富的，虽然并不是任何角落的生活对于人民都有同样的意义，但是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和题材，从多方面来反映出我们时代的全貌。同时，应该明确：我们必须深入到人民对于敌人、阻碍生活前进的保守、落后力量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到人民为着建设新生活的火热斗争中去；但也不能认为只有描写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才算表现了矛盾斗争，要认识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可以深刻地表现出生活的矛盾和冲突。
关于如何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可不可以写民族内部的矛盾，能不能描写团结兄弟民族的上层人物等等。白桦说：问题的中心，不是能不能写，而是如何真实地去反映。他说：过去我在写作时，有意避免接触一些复杂的方面，也就是真实的生动的方面，把生活中的矛盾简单化，甚至是抹煞了，主要是怕犯错误。西南少数民族代表李乔说：我们要很好地了解研究边疆地区的实际生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且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因为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了解我国人民生活的钥匙。这样我们就能真实地反映边疆地区的生活。
1953年9—10月
附记：本文开头的“前言”、“相关论述”和“关键词”系笔者2014年5月10日加注。
在丰富的现实生活里
1952年12月间全国文协组织了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这些作家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参加了实际斗争，在深入生活、了解人物方面都有了比较实际的感受和体会。
这些作家现在分散在工厂、农村、部队各个部门，有的做着党的工作，有的担任区、村干部，一般的都是以积极的战斗的姿态投入了生活，他们的生活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比如卞之琳现在浙江新登城岭区的一个生产合作社里工作，虽然他这次计划下乡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但是他认识到毛主席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长期地”不能离开“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而孤立起来了解。他说：我下去不管住十天或半个月，都应该抱着住十年八年的态度，不存做客思想。这样他就能多少扎下了根，群众有事也来找他商量，俨然变成了那个村子、那个生产合作社的一员了。到辽东“曙光”集体农庄生活的崔璇，就参加了试办集体农庄的整个过程。试办农庄这个任务本身就使得她非常高兴，在试办的工作过程中，就有一种一定要把它办好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她变成实际斗争中的一个成员。她对于这个农庄就逐渐发生了感情，关心它，爱护它，盼望它的巩固和发展，也就慢慢地树立了主人翁的感觉。
有些同志是在不断的自我斗争中克服了做客思想、旁观态度的。卞之琳下乡工作确是很积极的，但有时做客思想还会袭来。他来信说：“有时我翻翻日历本，算算还有多少天好住，这时候我的责任感就无形中削弱了。往往以单纯完成任务不出偏差为满足，对于周围群众在前进道路上，在生产工作上的成功失败、忧喜甘苦，即使还不见得是不关痛痒，至少感到像隔了一层，这样我也就从生活中浮起来了，轻飘飘的。”然而他经常警惕自己，能够自我控制，坚持把工作做好。
也有些同志是通过生活实践才改变了主观主义的生活态度的。如到山西武乡生活的张万一，在下乡前听到看到关于新人新事的报告、报道、传说，脑子里就已经画出了新人新事的形象；同时又觉得武乡是先进地区，一定有许多新鲜事物，尤其是新的典型人物一定容易找到。他带着这种想法和凭着主观臆测而制造出来的“形象”，到了自认为人熟地熟的武乡，结果却在实践中碰了壁。因为当时武乡正在纠正盲目冒进的偏向，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这里也检查，那里也纠正，群众怨言纷纷，干部意见很多，听到的多半是不满、牢骚、埋怨的声音，使我觉得像坐在大河边上，几个浪头冲得头晕眼花，看不到主流，满眼是浪花；至于原来想象的‘新人新事’，连影子也不见了。我的主观想象破产了，面临的是客观实际。这才使我死心塌地地参加到具体工作中与生产活动中慢慢深入。”
下到陕西兴平县生活的王丕祥，下乡前自以为熟悉农村，因为他生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与农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下乡也很能和农民处得来，并且在思想感情上也很热爱农村，过去在老区农村里又有许多熟人和朋友，因此自信能够体会到农民的思想感情。但这次他下去以后才大吃一惊，许多事情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土改时羞羞答答、初露头角的姑娘和媳妇今天都成了速成识字班的学员，她们在更深夜静时念书，轻松愉快地唱着歌；往日的文盲今天能写信、看报、写爱国公约了。在工作上他也感到非常生疏，因为不了解互助组和合作社中的新问题，因此接近农民也感到了困难。他说：“对于向前发展的现实，决不可凭过去的经验和无根据的想象来推断；一时一刻的停滞就会使你掉队。”这样，就使得他开始丢掉“熟悉农村”的包袱，老老实实地工作。
这些作家深入生活以后，在参加实际工作的同时，也注意观察、了解各种人物，尤其是新的英雄人物。如张万一在原来主观臆断的新人物形象幻灭以后，就固定住在一个村子工作，接近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从地头、饭场、路上、会议上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样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各种人物的活生生的形象。他认识农业合作社的一个年轻的劳动小组长，这小组长工作很积极、愉快，劲头顶大。但见了他，老是摇头说“难啊！”一次，这小组长对他说：“大家信任咱，才把十来户，几十口人的担子给咱搁上。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本来毛主席的互助合作政策是和群众利益串在一起的，如果从咱身上给弄断了，咱能对得起谁？这担子我老觉得太重，压人，可是用上吃奶的劲也愿担……”
他又从这劳动小组长的母亲和他女人那里了解到：从前劳动上一天，晚上躺倒就打鼾，如今常是翻转调转睡不着；从前总得娘叫他才能醒，如今窗上一发白就爬起来了；群众也被他鼓舞得很爱动，很团结，地里光边净堰，全苗实垄。张万一从这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看到农民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这青年有他的苦闷和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带动群众克服困难的精神。张万一说：“这些活的新人物与我刚下来时主观想象的‘人物’，是截然两样的。这使我的‘有农村生活经验，不必长期深入生活’的思想和开始形成了的主观臆测的创作方法起了一种变化。”
到河北雄县生活的秦兆阳，下乡后曾写了好几篇反映新人新事的《农村散记》，他来信谈道：乡村中的新人物是不少的，了解新人物固然决定于自己的工作深入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思想品质必须跟他们一致，甚至要更高，要与新人物共命运，一起去改造现实。他说，观察新人物，不能脱离生活的进程，也就是不能脱离作者对于每一件发展着的事情的认识，要善于看出某一点进步的因素，从发展的观点加以衡量，这才能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发现有血有肉的新人物。
不少作家在生活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从矛盾与冲突中去认识新事物，新人物都是在与困难做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到河南黄泛区国营农场生活的白危在他的来信中描绘了几个正面人物的轮廓，接着说道：“正因为这些人物具有坚强的事业心，因此他们才能不断克服困难，奋勇前进。虽然在工作上也难免有些错误，但这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本身要求进步，这就使得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有可能不断克服自己的落后意识，排除前进的障碍。”张万一、王丕祥在叙述到他们怎样观察、研究新人物时，也同样认为新人物的产生和成长，是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分不开的，这就又一次证明了只有作家本人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才能深刻了解到新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