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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西就越是心灵靠近天堂的地方，便越远离尘世纷扰。在我们生息的最东部那个面临大海的特大城市，自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切功名利禄的逐猎场。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转眼白云苍狗的沧桑，使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极端，一个世俗尘世生活的极端，几乎所有人世间的丑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感官的享受都在这里达到极至。它，已成为一个形而下的象征，一个肉身的乐园。寻找灵魂的快乐与抚慰，我们只有向西，向西。灵魂的高度与山峰的高度一同上升。越过古老的中原，越过三秦大地，我们的灵魂经历着自商周以降的历史的洗礼，经历了自文化轴心时代以来的演化，也经历着一次灵魂的追溯。当我们越过雪山，在湛蓝的辽阔天空下，在静穆的喇嘛庙前，在风中听经幡猎猎作响时，难道不觉得灵魂与天堂已近在咫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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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以为过去的事情会越来越模糊，而正在发生的事最清晰。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恰恰相反。那些久远的往事在心中往往作为一件完整的事浮现出来，它的背景，它的点滴，好像被一束亮光照亮一般，清晰如现。而当下发生的事却相反，你只知道它的局部，它的片断，它的一人一物，而对整个事件的背景、向度，我们的认识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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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境界及其它。今天上午收到喻军华送来的《中国散文精品集》（2005年卷），内有他一文《像树一样活着》。读着，忽然觉得，散文应有不同的境界。如前段时间自己习作的若干短小文章，大多像一个过于匆匆地赶往目的地的过客，一开始就心无旁鹜，只有目的，只有终点，而一路的风景却根本没有进入自己的视线。这样，文章总是干巴巴的，少了些灵气与温润。而境界高的散文，如他的《像》一文，却并不是那么急匆匆，它从容地，一边行走一边思考，一边思考一边欣赏着人生路上的多彩生活，使文章生机盎然。
其实，这种境界之高下，又何止于作文？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急功近利。凡是没有目的，随性所至的事，好像都不足为提，不足为观，凡是无人生目的的事，都不愿去做，懒得去理。这样长此以往，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功利、生硬，缺少生机。而另有一种境界，它走到哪里，声音都会带到哪里，生活也就到了哪里，他虽不至于完全是无头苍蝇乱蹿，但他却不是处处围着某个狭隘的目的旋转。他一路走下去，一路的风景，移步换景，景随心生，因而生活旌旗飘飘，意趣横生。
旅游亦如此。心里老是想着目的地的壮丽风景，老是把当下的风景当作铺垫，等到了目的地，你一定会大失所望。其实，风景就在你踏上旅途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人生贵在过程。放弃过程，人生只有两件事，出生与死亡。放弃过程，作文只有标题和一个中心思想，散文就取消了，因为散文就是展示过程之美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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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地知道自己或某事物走向灭亡与没落，你却无法阻止无法改变它，这就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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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境况，往往像一场雪，来的时候热热闹闹，沸沸扬扬，最后却在污秽不堪中悄悄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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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慢》，糅合了现实与历史，既有小说叙事的舒缓、急疾的节奏变化，又有随笔笔法的深刻与丰富；既引用、对照了另一部作品，又创造了新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随笔，像他的很多作品一样，完全可以当随笔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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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的欢愉短暂而强烈，理性的欢愉持久而缓慢，创造的欢愉深刻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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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让生活返回到了本身，还生活以真面目。人的生活在梭罗这里剥离到了最简洁的程度，舍弃了不必要的东西，却留下了精神方面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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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顺生论》。张中行《顺生论》，乃哲人论世、世事练达之人论世，看得穿，说得透。可惜，却缺少自己的文化立场，不过是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与一般知识的堆砌。水至清则无鱼，耋耄之年的张中行，是否对人生太过彻悟以至无语？张自云：“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这是他写作的信条。我则以为，他前半句是真，后半句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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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犁散文选》。孙犁散文，我所读到的其解放前的作品，大多读之无味。自60年代始有一定思想深度。自《黄鹂》之后大多可读。用笔洗练，渐见功力，才显其真特色。不知其小说何以更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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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在我读过的作品中，至今没有任何一人的作品能像鲁迅那样给我以深刻而持久的满足。那种痛快淋漓，那么深入心灵。他的忧愤，他的孤独，他的疾俗，他的敢于担当，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之痛与丑，实在让人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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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思考者、一个对人之普遍的生存状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来说，活着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而是一件需要顽强的意志才能完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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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的消极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以绝望，让你认识生命本身的困境，并且又学会不去与困境妥协，它让你孤独而绝望。这样的作品对于那些过于骄傲自大、不可一世却又不知生命意义的人来说，不愧为一支清醒剂。可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来说，只会加重他的厌世主义情绪以致于无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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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鲁迅的作品像是撒在人生伤口上的盐，让人陡增数倍的痛苦，可它却有消毒的功能。当一个人的伤口本已痛苦难耐之时，在伤口上撒盐又算得了什么呢？它催悲观者绝望，但它却是必需的。我有时甚至觉得，没有鲁迅带来的绝望的痛苦之水，不足以解人生痛苦之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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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一些不痒不痛的文字，我才发现自己已彻底离不开鲁迅了。尽管我有时认为鲁迅输入给我的并非都是积极的影响。没有鲁迅，人生必定变得昏庸，有了鲁迅，虽有痛苦却清醒。这是任何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提供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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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思考常将人引入哲学。但一旦进入哲学，其枯燥艰涩又让人回到文学。文学滋润而丰富，哲学艰涩而深刻。我常常在二者之间来回游走，是互相驱赶也是互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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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欧阳修《杂记三首》。欧阳公竟以为蚯蚓有声。我少时玩耍过蚯蚓，从未听说过蚯蚓有声。从生物学来说，也不会有声的。又有，修不知铜制成鼓才有声，竟以为声音由来不可捉摸与辩解。当时的大才子，在今天的科学面前，尚不如小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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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是风俗画。人物是风俗意义上的人物，情节是风俗意义上的情节。在展示一方风俗的独特以及对逝去的乡村生活场景的描摹上，他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是令人叹服的。这些生活是“世界化”之前的状态，即使也写了这个独特世界在战争以及各种外来力量冲击下的破裂，它也是对这个独特世界的赞美。作者的视点沉浸在这个世界之中，他从这个世界看到了民众的最具体的生活与变故。他所津津乐道的是这个世界的风俗。
他笔下的人物因此是浮在行动上的，没有心理的、平面的人物。但正是这样才有中国“中世纪”的人物性格的特点。没有激烈的“我是谁”、“是生还是死”之类的矛盾与困惑。他们的困惑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典型的“实用理性”下的人物。人物的心里是简单的、明朗的、清澈见底的，因而也显得唯美，甚至其甜甜的风俗常让人陶醉。
风俗中的人物都是现象的、行动的，而不是存在的。他的人物没有达到“存在”意义上的高度。他在1987年出版的自选集自序中写道：“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正是一语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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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形式感确实是诱人的，它所表现出的创造的欢愉深深地吸引着写作者，让写作者在写作途中看到一处处灿烂的风景，使人留恋而不知返。
然而，这塞妊的歌声也是个陷阱，初学者如果沉迷于形式，忽略对事物的表现力，道路是危险的。正确的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练笔在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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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经验大于历史的经验。散文写作如果没有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难以有大突破。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