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父母兄弟进城来，都乐于向我讲起村里的事情。村干部在村民心中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啦、开发区建设规划已到了邻村啦、谁家的小孩迷上赌博输掉全家的积蓄啦、谁的儿子在广东打工八年没回家啦、现在村里已不再种棉花啦——这些事情，就是从他们口中知道的。每每听到家乡的人事变故，我就会忆起那个有着我温馨童年的小村庄。
我们村位于江南的红壤小山包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村子不大，四五十户人家，不过二三百人。矮矮的小山包，算不上是山，却又算不上是平原。疏松的红壤堆就的山包缓缓起伏，显出优美的曲线。山包上多生杂木，马尾松、油茶、楮树、苦楝树、乌桕和一些灌木。山竹是常见的。我经常想，如果从高空往下看，村子一定显得非常谦逊地踞在一个小山包的东南一角，周围则是大片的田地，长着绿油油的庄稼。
村庄水田环绕。春天，水田蓄满了水，稻苗还没有栽下，在阳光下明晃晃地照亮了整个村子。水稻成熟时，晨雾中金色的阳光照着，又映得整个村子黄灿灿的。收割季节，打禾机（一种人力水稻脱粒机）沉闷的声音从一个田冈传向另一个田冈，响彻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村后是一大片树林，高大的乔木多是常青的松树，矮小的灌木多是油茶，密密匝匝。只可惜，在九十年代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业大开发中，树林日益缩小，最终全都辟为花生地了。裸露的红壤上，夏天长着绿油油的花生，一垄一垄，间或有几棵残留的油茶，在旷野里显得格外突兀。一到冬季，一畦畦荞麦花开，似一层厚雪覆盖，勾画出山丘胴体一般优美的线条。等来年油菜花开时，村子又成了金黄的海洋中的一只小渔舟。
村中多树。不说房前屋后，桃树李树，板栗桑椹，桔树柿树，这是家家都种，户户都栽的。苦楝、楮树、樟树、枫树，乌桕，泡桐，全都是自生自灭，却长得比桃李还多还繁盛，将一户户人家，一幢幢瓦房遮掩在树荫之下。常在上学的时候，我从一个小山包走到了另一个山包，隔着水田回望村庄：一丛簇拥的树林，独立在水田中央，屋舍隐约可见。
村中散落着十余棵苍老的大树，腰杆粗壮，需三五人牵手方可抱下。问爷爷树的年龄，爷爷说，他们小时候树就是这样的，而几棵更大的，早年已砍去，用整段的树干做了油榨子。我常想，到底是先有这些树引得我们的先人驻足，从而在这里繁衍生息呢，还是树在村后，由开村的老祖宗亲手所栽？随着年代的变换，村里的房子不断拆旧建新，却始终都离不开这些大树。即使今天，我在城里，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树，连同那些在树下渡过的美好童年都历历浮现，哪一棵是楮树，哪一棵是枫树，什么时候落叶，什么时候会开出一树树的白色花，它们站立的姿势，风来时每棵树的飒飒声——我都能准确地想起来。而那树顶上的喜鹊窝，我与小伙伴是掏过的，底下的树洞，我们是捉过迷藏的——
山包与水田之间，一条小溪终年淙淙地流着，我们称之为“圳”。它绕着村庄转了半圈然后向东流去，像一只温柔的手臂，将整个村子揽在怀里。几个池塘点缀在绿色的稻田中央，像围棋中留下的一个个“活眼”。一些狭长的沟渠纵横相交，将池塘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一旱皆旱，一涝皆涝。圳边多柳、多竹、多木芙蓉。有种竹，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乡亲们都叫它“六竹”，也许叫“绿竹”（六与绿在家乡同音），一簇一簇生在水边，每年六月（农历）才会长出新竹，一竿竿高高地撑起，像一条条“绿丝绦”，又像是千军万马高高挑起的旌旗。秋天，木芙蓉开出硕大而艳丽的花，多粉红色，也有洁白与水红的。这是我童年中见过的最大的花，后来才知道花有单瓣与重瓣之分，这些都是重瓣的。我经常摘了快要开的花苞，头天晚上三五朵插在灌满水的小墨水瓶里，第二天一早起来，花全已盛开，紧紧地挤在一起，变成了粉红的一堆，足以使童年的我爱不释手好几天。
村子的历史是个迷。没有遗迹说明它的古老，也没有典籍记载它的昨天，甚至族谱也似是而非，它的历史已为时间所湮没，不易为人所知。但我相信它是承载着我的无数祖辈生息的地方，像承载过我的童年一样，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渴饮其水，饥食其粮，一辈又一辈，薪火相传。而今，古人已去，他们当年生活的场景却在祖辈留下的一个个地名中沉淀下来，像一道通往时光隧道的门，幻起今天我们的想象。村子里，每一个冈，每一条圳，每一口池塘，每一片林子，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我闭上双眼，一个个地名涌过来，在我的眼前闪过。麦土里，曾经可是一片金黄的麦子地？柿子树下，桐树下，今天已不见柿树与桐树了，但人们还这么叫，陌生人一听，以为这一定是柿树成林，桐树成荫吧？松里山上，塬里山上，昨天的森林已拓荒成了花生地了，苍翠的松树早已化作尘土。还有“三晋凌里”、“钟家井上”、“上坟”、“下坟”、“下江”“长茂圳里”“门口土里”、“虎上挂角”、“棕树下”、“韭菜园里”、“窑厂”、“乌龟坡里”等等。一个名字，就是一段历史，就是与祖先沟通的一道桥梁，就是祖先们的一个不曾带走的记忆！这些记载着他们生活的名字，始终活在乡亲们的心里。当我今天座在书桌前，默念着这些像鱼儿一样鲜活的名字时，村里的一沟一渠，一草一木，一条小道，一板木桥，都在我的眼前走马观灯似的活动起来。
这就是我的村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一个记录了我的童年的村庄，一个至今还在养育我的父母兄弟的村庄。
八年前，我离开了村庄移居城市。那天，我一个人背了包裹去搭班车，出了村子回望，成千上万只麻雀像一个个小黑点，密密匝匝地缀满了那条横过村庄的电线。我顾不了这是吉兆还是凶兆，从此一脚踏进了城市。
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一个荷尔蒙分泌过度的城市，处处显示着亢奋与急躁，一切丑恶的东西总是过快地被吸收，而一切深沉的、思想的、个性的、鲜活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无法长久地生长。在城市柏油铺就的坚硬的大街上，良心像霓红灯一样闪烁不定，迷糊着人们的眼睛。我常常漫步在路上，用双脚叩击着城市不见泥土的土地，看着大街上杂乱的脚步，一切都显得游移不定，我不知道这城市要将流向哪儿去，我将流向哪儿去。目标也许越来越清楚，而彼岸却一天天模糊。
这时，我才真正懂得我的村庄。那个位于红壤小丘上的村庄，有时仿佛被一道霞光突然间照亮一下，留在我的心里。因为有我的村庄，我才知道自己在这城市里并不是个孤单的人、无所依靠的人，并不是一个精神的浪子。那儿有我祖祖辈辈的生活之根，有我无忧的童年脚印，有我依然在土地上劳作着的父母与兄弟——我是谁？我来自我的村庄，我是个有根的人，有昨天，也有历史。
村子每天都在变化，母亲总是乐于将村里的变化告诉我，有好事，也有坏事，但近年却似乎多是不好的事。最近一次，母亲进城来了，她带着悲戚的神色说：我们的村子快要没了，开发区一个民办学校已经相中了我们村子这块地。我以前从母亲的口中知道，邻近的几个村，由于经济开发，整个村子已找不到一砖片瓦了，草木房屋、板桥沟渠、桃李竹桐，连同村子的历史，在推土机下荡然无存。若干年后，便在人们的心里也没有了。我感到我的村庄也在劫难逃。母亲在村子里生活了五十年，她非常留恋的是家里的几间老屋。母亲说，如果老屋都拆了，那就没哪可住，只能到城里来了。我听出了母亲话中的悲伤。在城里，我且常感无家可归，更何况母亲？
母亲回去时，我要她转告给尚在当村干部的父亲：万一要拆村，要努力争取三件事：一要留块地让每户人家做幢房子，这样村子还是一个村子。二要留下那十几棵古树。三要在开发区取路名时多采用村里原有的地名。母亲在座位上深沉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父亲这个小小的村干部能否挽救这一切。
这，不仅是挽救一个村庄，更是挽救一个人的心灵家园。
（2005-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