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台诗案后，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谪居黄州时的苏东坡，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有罪。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心情相当复杂，一方面是充满了对执政者的憎恨，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正操纵在一群小人手中，他更加关心国事，更加忧心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政治作为，总是想尽办法打听着从朝廷里传来的信息。
这一时期，朝廷政治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势力闪亮登场，远在黄州的苏东坡对国事心忧如焚。
黄州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与朝廷信息交流不便。为了打听朝廷动向，他既与旧党的故交如滕元发、王巩等不断通信，也与新党人物章淳、李琮等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作《代滕甫论西夏书》言边事，又有《答李琮书》为朝廷对西南夷用兵而设谋划策，且作《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等，这些政治上的作为，表明他依然关心政事，依然忧国忧民忧君。
在面临困境时，他依然特别关心神宗的所作所为及思想变化。为了真实了解这一切，他时常通过王巩去了解神宗的动态。
王巩是故相王旦的孙子，亲旧满朝，消息灵通。他本人虽被苏东坡的诗案所连累，远贬南方，但侄子王震却在神宗身边预闻机要，很了解神宗的思想动态。于是，苏东坡就抓住了王巩这条渠道，以得到神宗的一些所作所为，对神宗这一时期的政治作为与思想动向有了整体把握。
王巩《闻见近录》云：
按宋军五路攻西夏，丧师于灵州，事在元丰四年，神宗改革官制，则自三年起酝酿，至五年行下。则拟任苏东坡著作郎，当在四年。
史载神宗拟改官制，除了要正名外，还有借此机会弥合新、旧两党，参互用之的意思，故欲起任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引起宰相王畦的害怕，欲设法阻挠。
王巩又记：
苏子瞻既贬黄州，神宗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复有旨起苏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持正、张粹明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力也……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由此可见，王畦（字禹玉）袭用李定之流的故伎，屡次阻止神宗起用苏东坡。王畦是个几乎没有什么政见的人，他阻止司马光、苏东坡入朝，未必因为他赞同新党的主张，只是为了保住禄位，不欲局面有所变动罢了。但他的这份心思，被新党的蔡确看穿，加以利用，诱哄他去劝导神宗用兵西夏，如此战事一起，神宗调和两党的计划必被延搁，则王畦的相位可保。在王畦等人的安排下，宋神宗效法唐太宗威震四夷的梦想，便被付诸实施，两次集合军队大举进攻西夏，结果有了元丰四年的灵州大溃，与元丰五年的永乐城大败，丧师几十万，损失不可胜数。神宗之梦破产，痛哭流涕，不得不与西夏讲和。史称，从此以后，神宗便悔悟往事，欲起司马光、吕公著辅佐太子，未及而崩。
苏东坡从这些文字的往来中，看到神宗皇帝对自己的态度，更看到了朝中奸佞小人为保住权位，唆使神宗对西夏用兵，结果导致了国家在军事上的惨败。这使身在黄州的苏东坡，对国事的忧心更加的严重。
除了王震、王巩这条途径外，苏东坡还从多方面去打听朝廷动向，以图搜集到准确的信息。当时正在执政的章淳也是苏东坡的朋友，他与章淳有书信往来，从中也时常获得一些朝廷的消息。
苏东坡虽然身处贬谪之所，忧国忧君忧民的心情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身遭宋神宗的贬谪，心情还处在最为复杂与痛苦的阶段，但他能抛弃个人的情感恩怨，一心为君主为朝廷为国家着想，忧心国家命运，这种品质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古代士子不计个人荣辱安危，忧君忧民的高尚情操的写照。苏东坡也是如此，尽管他一生多次受到政治的迫害与打击，多次遭贬，但无论何时，他始终都不以己悲，始终一如继往地关怀社稷，忧心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