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州，那年正赶上大旱灾，饥荒、瘟疫流行，百姓苦不堪言。苏东坡向朝廷奏请，要求减免本地区所应进献粮食的三分之一，所以米价没有上涨。他又得到朝廷所赐的100件僧人度牒（唐宋时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度牒作凭证，得以免地税、徭役；官府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他利用这些度牒换粮食救济饥民。第二年刚开春，又减价出售官府用以调整粮价的常平米，百姓才得以免除大旱之苦。这样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不仅解除了百姓的燃眉之急，还赢得了民心。
由于瘟疫，在杭州城内，到处是行乞求医的百姓。
苏东坡略懂医理，他靠近那些百姓，细细察看，得知是一种湿症，并不难治，只要用圣散子药，就可医好。回去后，他将这事告诉夫人王闰之：“我今日在市井上，见了许多行乞的百姓，身上染有湿症，怪可怜的。其实这种病症可用圣散子来治。只可惜患病的民众不少，药材需求量也大，光是购买药材就得花许多银子。”
王夫人向来菩萨心肠，说要救人，她是挺热心的，就把自己的首饰卖了，然后换成药材。
苏东坡买了药材，便开了间惠民药局，施舍圣散子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有疫病的贫苦百姓，络绎不绝来求医。但因为是免费的，买药材的钱很快用光了。
正巧城里有个大户，叫李百万，也得了湿症，虽然有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他得知苏东坡开的是惠民药局，可以治湿症，于是差仆人去索取药方。但是仆人却碰了个钉子，药方是苏太守秘藏的，什么人也不传，而且药铺子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情况药只送给穷人，对于大户，则需高价购买。所以李百万买每一帖药需要一百两银子才能买到。
李百万不愿出高价买药，但眼看用了其他药方都毫无起色，反而越来越严重。李百万的夫人急了，劝他先救命再说。李百万躺在床上琢磨了半天，终于点头同意。于是家仆一连买了六付药回来，给他服用，果然大有起色。
隔了两天，家仆听说别人家只服了三付药就全好，而李百万已服了六帖，却还没好，就质问药店。
正好，这时苏东坡的朋友参寥和尚也在座，苏东坡向他使使眼色，二人就配合演起双簧来了。说这家铺子开张至今，还未曾医死人，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怕是你家员外阳寿已尽，或有不善之症，这不善之症，得靠行善才能解脱。参寥顿了顿，又接着说，李百万发了大财，全是得天之助，然而却吝于施舍，不知回报上天的恩德，才会得此病，倘若员外趁此机会，捐银购药材济助贫病，那真是无量功德。如此天助人助，才有功效，否则病情会加重。家仆听了，三步并两步，急急忙忙跑回去禀告李百万。过了数日，李百万果然捐银一千两。
苏东坡拿了银子，又买了更多药材，医治了上千的穷苦百姓，总算控制了疫情。而那位李百万的病也治好了。
其实，上回那几付药吃不好，是因为分量轻了点的缘故。为了救治更多的人，苏东坡和参寥才想出来上面的计策。
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为感谢苏东坡的义行，就把惠民药局所在的巷子改名为惠民巷。
古代，由于医药不发达，瘟疫盛行，加之地方官吏鱼肉百姓，导致百姓大量死亡。作为地方长官，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施舍自己的财物，直至倾其所有，用于救治百姓的。而且，苏东坡还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医学知识，亲自救治百姓，这种仁德精神，就更加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