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历经坎坷磨难。但正是这种苦难,造就了苏东坡的伟大人格,造就了他幽默、豁达、豪放的胸襟,造就了他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更造就了他仁者爱人的平民精神。他在灾难中超越了自我,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的伟业。在文化上,他勇于革新,大胆开拓词的境界,使词能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他的词取材于人生百态,表现出更加深广的内容。他的词,是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更是时代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他自由挥洒、浪漫豪放的风格。苏东坡也像那些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那样,对词的创作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出精品,在诗词的创作上经历百般磨练,终于把自己造就成一代文化巨人。
苏氏家族早在苏东坡的祖父苏序时代,就进入了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领域。苏序率先教子读书求学,参加科举。他的这种明智之举,为后代开辟了广阔的人生之路,同时也给社会培养了优秀的人才。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则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孩子少小不学,老大发愤的艰难,让他们引以为戒,同时,还从高起点出发教育儿子。因为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在文学上与政治上都很有成就,苏洵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共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成员。
到了苏东坡,他也像祖父、父亲一样认真培养、教育子孙,使苏氏家族的教育传统发扬下去。
苏东坡共有三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苏迈是苏东坡的前妻王弗所生,次子和三子都是第二个妻子王闰之所生。其中苏过聪明好学,能够继承父辈的才学。但苏东坡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尽力为他们的成材创造条件。
苏东坡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大约在苏迈三四岁时,就得到系统的文化教育了。
在黄州时,苏迈写出两句诗:“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自己感到很得意,可是苏东坡见了,笑话他是官诗。苏迈才气不如父亲,但由于良好的家教,长大后学识广博,文笔工整,儒雅有礼,自有书香门第的风范。见到的人都说:到底是苏家子弟,与别人家就是不一样。在黄州,苏迈曾与父亲联句作诗,苏东坡夸奖他:“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短诗膝上成,聊以慰怀祖。”杜甫的儿子名宗武,杜甫诗中曾夸儿子聪明好学,可继承杜家诗学。苏东坡说苏迈超过杜宗武,是对儿子的鼓励。
次子苏迨生于汴京,到黄州时11岁;幼子苏过,生于杭州,到黄州时8岁,都在受教育的年龄,苏东坡亲自执教。到了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眉山故人巢谷来访,这位先生很有学问,苏东坡便留他住在学堂,做两个孩子的老师。
像祖父苏序、父亲苏洵一样,苏东坡并不把取得功名作为人生惟一的目标教给后代,决不允许子弟因不能求取到功名就放任自流,自甘平庸。看到子弟在学问诗文上有所成就时,苏东坡就欢欣鼓舞,溢于言表。有一回苏迈作诗,苏远(苏轼的侄子)唱和,两人的诗都粲然可观。苏辙见后,给苏东坡去信作诗相庆,苏东坡也赋诗一篇,寄给各位子侄。诗中称赞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要求他们:“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苏东坡也经常用自己平生曲折坎坷的经历,教育子孙用洒脱豁达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得失逆顺。他说自己早年不得志,中年参与国政,取得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可是内心并不感到如意。如今退居一室,却感到了平生所没有的乐趣。所以他要求儿孙们淡泊名利,也希望他们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苏过、苏远深受父辈的教育熏陶,很早就开始写作诗文,与长辈和同辈之间,唱和不断。更让苏东坡感到高兴的是,孙辈也渐渐长大,能够写作诗歌文章,加入了苏氏家族的唱和之中。苏东坡的长孙苏符,从小跟随祖父,有一段时间,随父亲苏迈住在惠州。苏轼有“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孙子苏符的喜爱和想念。
苏过生于熙宁五年(1072年)。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做杭州太守时,苏过参加并通过了两浙路的进士考试,元祐七年(1092年)任承务郎。苏东坡贬谪惠州时,苏过22岁,从此一直过着漂泊沉沦的生活。
苏过跟随父亲从惠州到达海南后,写了一篇赋体文《志隐》,文章颇有宏通博达的气象。苏东坡看后高兴地说:我可以安居在海岛上了。苏过也善于绘画书法,苏东坡为他画的枯木竹石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小坡”指苏过,由于苏过的才气过人,颇有乃父之风,很早就有了一个小东坡的别号,苏东坡也喜欢用“小坡”来称呼他。苏氏子弟中,苏过与苏辙的小儿子苏远、苏迈的儿子苏符,都以书法著称。当时的人称他们是苏氏三虎,其中苏过的书法造诣最高。人们说:苏氏三虎,叔党最怒。
随父贬谪海南期间,苏过一直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同时也在努力地增进学业,而且受父亲的影响,注意观察了解社会,分析政治的得失成败。他调查了解海南黎人的状况和宋王朝对待黎人的政策,写成了《论海南黎事书》。
苏过在《论海南黎事书》中,首先指出如今天下被称作能吏的,只不过是严守条令、廉洁奉公而已。最突出的,能让老百姓像对鬼神一样地尊敬他,像听到雷霆一样地害怕他,就可以说能干了。但这样上情不能通报,下情不能上达,对利与害的实际情况,从哪里得知呢?他认为要知道黎人问题的实质,就必须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苏过建议采用自治的方法来解决黎人反抗的问题:一方面严格约束汉商,保护黎人的利益;一方面任命黎族官员来管理黎人,朝廷付出少量官俸,就可省去调动军队镇压的巨额费用。
苏过由于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不能参加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可是他对于黎事的议论,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论海南黎事书》以天下之利害入题,用了大半篇幅分析用兵、用刑和绝商的利害得失,落脚却在主张平等对待黎人上。在材料的引用中始终突出父老言,强调平民百姓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既不是奢谈仁义,也不是言不及义,显示出了苏过高超的政治见识。
在苏东坡的影响下,苏过继承并发展了苏氏家族通达务实的思想传统,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远见。所以苏门弟子晁说之认为,苏东坡能够立言,苏过则可以立功。
苏东坡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这话说在苏东坡临终之前,当是对孩子们的最后遗言,有劝勉他们存善心,为善事之意。这是对他们进行道德的最后说教,也是苏东坡一生对孩子教育的思想精华。
尽管苏东坡的子女们没有像苏东坡一样成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但也成了对社会很有用的人,这是苏东坡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