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降，佛教输入中国。国内贤智之士，纷纷留学印度，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这次留学运动，前后绵延将近500年时间。
据近人梁启超的研究统计，有姓名可考的留学者105人，佚名者82人。最早留学印度，有姓名者为颍川人朱士行，在三国末年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西行求法，为第一人。
最终的西行留学者为唐中叶京兆云阳人悟空，本名车奉朝，在唐玄宗天宝十年至德宗贞元五年（751—789）年间随中使西行，历游印度诸国40年，归时年已60余岁。
按照年代区分，公元3世纪后半期西行留学2人，4世纪5人，5世纪61人，6世纪14人，7世纪56人，8世纪前半期31人。其中三四世纪西游者，实际仅至西域，即我国新疆地区，其中个别人曾到过阿富汗境，但并未真正到印度。留学运动最兴盛的时期是公元5世纪和7世纪。
这108人中，除了北魏熙平中（516—517），宋云、慧生等5人，为奉敕由朝廷派往外，其余都是自己自费前往留学的。其中刘宋时的道普和唐代的玄照也是先自动西游，归国后又敕派再游的。《西游记》小说中奉敕西行的玄奘，其实也是私自随饥民度陇，偷渡出游的。这些留学者中，有籍贯可考者65人，按照今天的省份可分为：甘肃10人，河南8人，山西7人，两广7人，四川6人，湖北5人，河北4人，陕西4人，山东4人，新疆4人，辽宁4人，湖南3人。奇怪的是，佛教传入最早发育、形成诸大宗派的江浙一带，竟然无一人西游留学！梁启超认为，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江南人坚忍冒险的精神不逮北人；一是当时南北朝对峙，西域交通为北方所专，南方交通不便。
这些留学者西游的行踪和生死情形是，已到印度学成后，安然返回中国者42人；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16人；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以确指；已到印度，不堪忍受艰苦和因病随即折回者，2人；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31人；留学中病死者6人；学成归国死于道路者5人；归国后第二次出游6人，其中再出游死于道路1人，欲归不得1人，留外不归1人，其余3人是否再归不可考；留而不归者7人；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以上统计可见，学成后平安归国的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留学生数的1/4；死于道路者亦占1/4；中途折回者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人数颇少。
留学时间最久的为唐代和尚悟空，留学40年；玄奘17年；一般都在七八年。留学者多为一人孤征，玄奘的独往独来，可以代表其精神。以团体方式行动的也不少，如东晋法显的10人团，可以看作我国最早的探险队。此外，15人、28人等为团前往的也有。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公元964年—976年），才由朝廷官费派遣继业等300名和尚入印度求舍利和梵书。这种官费留学，较前述自费留学已经晚了200年。
这次留学运动，除了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佛教在中土的弘扬传播外，直接的副产物是地理学方面的游记著作甚为丰富。其中法显《历游天竺记传》，玄奘《大唐西域记》等都十分著名。
此外，西方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也通过留学运动，输入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