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战火缘起朝鲜半岛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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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他的对于这场战争的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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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663年，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在朝鲜半岛的白江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争霸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五比一：日本兵团五万人；中国兵团只有一万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任何人都以为中国会战败，决战结果是日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全军覆没，中国兵团取得了完全胜利！
中华帝国当时正处于唐王朝时期，中华民族在李世民父子的英明统治下，跃升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那时的日本民族则是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十个日本人的力量抵不上一个中国人！
白江惨败后，日本民族痛定思痛，决定向战胜自己的敌人中华帝国学习，作中国人最谦恭的学生。日本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来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军事技术和思想文化，研究中华帝国一夜间强大的秘诀。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朝野掀起了”中国化运动”（大化改新），全盘照搬中华帝国的制度和文化，把处于草昧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缩小了，学生一步步地赶上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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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名与”白村江之战”有关吗？
我们知道”白村江之战”是在663年，令人惊讶的是此后不久，被中国称呼了六七百年的倭国突然改称”日本”，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呢？
《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
《新唐书东夷传》则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是将倭国和日本分开来描述的（倭国者，古倭奴国也。—–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旧唐书》中关于倭国的记载终止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而在《新唐书》中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修订《新唐书》的欧阳修、宋祁都是博古通今、治学严谨之人，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就是认为日本与倭国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
《新唐书》、《旧唐书》的东夷传与刘仁轨传还有如下记载：龙朔二年（662年），”（百济）扶余丰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麟德二年（665年），”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可见”白村江之战”前后，还是称为倭国的。《新唐书》将倭国改名为日本说成是在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之后，但具体又是什么时候改的呢？《新唐书》与《旧唐书》共同记载了”长安三年（703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虽然两书并未说明此时倭国已经改称日本，但是据《续日本纪》记载，朝臣真人到达唐朝楚州盐城县时，回答当地人的问话，就宣称自己是日本国的使者。据此推理，倭国改名为日本，当在670年至703年之间（估计就在天武天皇时代），距”白村江之战”不到四十年。
为什么倭国会在这一时期改名为日本呢？很可能是与”白村江之战”有关。我们知道”白村江之战”是倭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锋。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设置乐浪郡，倭人就开始与中国王朝交往，”以岁时来献见”（《汉书》）。此后虽然两国的交往时断时续，但始终保持着朝贡与册封的关系。《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即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梁书倭传》记载天监元年（502年），梁朝建立之时，倭王武进号安东大将军。这标志着倭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外臣转为内臣（获得将军号）。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倭国一直是比较信赖的，以至在654年，唐高宗破天荒地”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也就是说，直到此时，中国王朝还是信赖倭国的。然而”白村江之战”无疑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倭国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时的倭国正急于全面引进最先进的唐朝所拥有的文化、技术与制度，那么修复和改善受损的形象，恢复中国王朝的信任无疑就成为当务之急。倭国选在这时改称”日本”，是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呢？也许正是因为更改国号是出于这种难以明言的动机，所以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记载的那样，日本使者在向中国王朝解释理由时才遮遮掩掩，”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旧唐书》）”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
当然，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所记载，更改国号也有可能是因为”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旧唐书》）”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新唐书》）也就是说不仅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倭国在文明得以发展之后，给自己取了个正式的庄重的国号。倭国这种命名国号的方法，倒是与我们中国有些相似，很可能就是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身处四方的中央，在四夷之中，所以称”中国”。倭国则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而称”日本”。然而不管怎样看，倭国在”白村江之战”后不久就更改国号为”日本”，令人感觉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在介绍完”白村江之战”及其对倭国的影响之后，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唐朝没有乘胜追击攻打倭国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唐朝的外交战略中，倭国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白村江之战”，中国史料的记载远比日本史料简略。《旧唐书》与《新唐书》都将其记入东夷百济传和刘仁轨传，而没有放到东夷倭国传日本传中。《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东夷百济传与《新唐书》高宗记中在讲到”白村江之战”时，甚至只提到扶余丰或者百济，而没有提倭人。只是在《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刘仁轨（裴娄）传中，才有”（仁轨）遇倭兵（人）于白江（之）口”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唐朝看来，”白村江之战”不过是百济战争中的一部分，唐朝与新罗联军主要是与百济军作战，而不是与倭人作战。可以想见，当时如日中天、强盛无比的唐朝，需要的是万国来朝突显其大国风范。所以并没有去攻击倭国，甚至还主动派遣使者前往倭国。在倭国派遣使者修好之后，唐朝也就没有再去追究了。
综上所述，倭国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朝击败，大约在天武天皇时代改称”日本”，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方针。此后，认识到自身不足的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遣唐僧，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以律令国家为目标大力进行改革。主动自觉地向强国学习出色的文化、技术、政治制度，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是日本特有的国民性。从这一角度来说，”白村江之战”无疑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