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和各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没有改变垄断资产阶级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其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弊病趋于严重。战争结束不久，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大规模的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和扩大政治权利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等国还发生过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游行斗争。70年代前后，由于垄断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泛滥，社会运动时起时落，但从未间断过。进入80年代后，有的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失业增加、福利减少、收入下降等原因，工潮又出现了复苏势头。除此之外，近一二十年间，在西方国家又兴起了一股被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的斗争。这类运动直接导源于六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陆续严重起来的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日益加重的核战争危险等。这些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它们皆属于社会改良主义范畴，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利益，是当代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可克服的一种实际表现。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不同，其阶级基础更为广泛，并极力淡化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间的对抗关系；组织形式更为分散，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也没有统一的纲领和统一的行动；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得新社会运动显现出其无政府主义的本色；其活动范围越来越国际化，不再像传统社会运动那样以民族国家为范围；其运动方式方法具有非暴力和文明抗衡的特点；与传统社会运动强调集体、集团和阶级利益的价值取向不同，新社会运动在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个人为价值本位，要求摆脱个体压抑，恢复个体自由的日常生活。一般认为，新社会运动发端于60年代风靡西方的造反运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形成于70年代，80年代获得大发展，进入90年代，受苏东剧变的影响，西方传统左翼运动受到重创，新社会运动经过调整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已经成为西方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运动之一。
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社会运动反映在社会思想领域，形成了各色各样的批评资本主义弊端，甚至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探寻新条件下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形成了一些新的见解。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条件，积极鼓吹并推行其改良主义思潮体系和纲领政策——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弊病，主张实行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其多数来说，基本倾向不是无产阶级的，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纷纷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说明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广大民众的向往和追求。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
1.生态运动和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运动的起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大规模大范围地干预了地球生态的演进过程，由此带来的生态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新技术革命通过创立新的物种，通过建立与环境的新的协调，影响了生态进程，建立了人类与自然的某种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对自然界的强大干预，导致了人类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对自然的干预，造成了物种灭绝、土地沙化、植被破坏、地球升温、臭氧层耗竭、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能源枯竭、水资源污染、酸雨肆虐……脆弱失衡的生态使得人类生存的环境严重退化，人类被惊醒了。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就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以意大利人奥雷利奥·贝切伊（1908-1984年）为创始人的“罗马俱乐部”，是1968年4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非官方性、非意识形态的，结构松散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也是关注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其基本观点是：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全球时代，人类的失控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即所谓“全球性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工业化资金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行动。“罗马俱乐部”的目标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上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行动方向。“罗马俱乐部”成立后，围绕着人类生态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生态意识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该俱乐部的著述和活动直接触发了西方世界70年代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运动。
生态运动的发展壮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一浪高过一浪的生态运动为民间生态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绿色运动”、“环境保护绿色运动”、“地球之友”等组织在西欧、北美、大洋洲纷纷涌现。在绿色运动的大本营联邦德国，1972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拥有1000多个自发组织，约30万成员，到1985年时，已发展到拥有150万以上的追随者。世界上第一个绿党西德绿党诞生于1981年的德国法兰克福。随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相继建立了绿党，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并开始进入各国议会。各国绿党的活动在70年代中后期就已出现了国际联合的趋向，到80年代，欧洲9个国家的11个绿党在比利时发起成立了“欧洲绿党”。除了这种地区联合外，各国绿党还在努力谋求实现南北绿党间的对话，协调彼此的运动。1987年8月，由瑞典环境党——生态党倡议，召开了国际绿党大会，2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绿色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得到了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回应，民间运动开始具有了政府行为，并很快扩展为国际行动。联合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功不可没，尤其是1992年6月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聚集了17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原则声明》，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里约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环境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也是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次积极探索。
生态运动的基本理论和主张。生态运动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的特点，但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望。绿色生态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政治主张，学术界把它称作“绿色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西德绿党的联盟纲领对绿色政治学是这样定义的“人以及我们的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包括在生态系统的生活循环之中，我们与我们的行动发生冲突，反过来，这些冲突又会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我们绝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见，绿色政治学就是维护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政治学，它是绿色生态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多元主义的绿色生态运动各个政治派别的思想基础。为了纠正传统政治学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政治、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军力、国力和GNP作为衡量发展指标的发展观，绿色政治学强调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要求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彻底否定剥削经济的同时，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掠夺，反对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针对传统经济学追求经济和消费的日益膨胀而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的生态灾难，绿色政治学提出建立“生存经济学”主张，即“健全的、人道的和生态的”新经济学。强调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公正、人类各种需要的满足、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护环境。
随着生态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到了80年代，各国绿党的政治倾向出现了一些变化。德国绿党首先打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则提出了“红绿联盟”的主张。到了90年代，生态运动分化为“红色绿党”，即“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绿党”，即生态主义两大派别。
红色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探求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其主要观点有：第一，认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认为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削弱生态系统，制造社会不公正，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人的需要，反对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的目的。他们自称以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为理论指导，强调要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第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建立正常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他们认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的恶果。要真正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多年来形成的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基础上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
绿色绿党的生态主义主要观点有：第一，生态高于一切。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生态运动反对一切暴力，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把维护生态与破坏生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这样便认不清资本主义剥削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因而提不出根本改革社会的理论和纲领。第三，生态运动反对一切代议制的议会制度，主张实行基层直接民主，实行权力分散化和基层自治，主张“没有官员的网络系统思想”，而不必改变整个资产阶级国家上层建筑，认为只要通过“以宽容对待不宽容”和“人民的不服从”以及“非暴力对抗”，就可达到改变资本主义的目的。第四，生态运动主张用建立“生物区”来取代“民族国家”，用“欧洲生态共同体”来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要求成立保护自然的“世界政府”，提出“忘掉祖先的纠纷，忘掉意识形态的竞争，共同超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抗”，这显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由于痛恨大生产破坏了环境和生态，生态运动主张用手工劳动和分散的小生产取代现代化大生产，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极度发展而造成的社会恶果而提出的理论和主张，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但是生态运动主张回到原始状态，过一种“更朴素的生活”的主张，却暴露了其保守的、消极的、倒退的社会历史观。
2.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理论和主张。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而分裂为两大流派。原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继承者们为了否定和批判苏维埃俄国的暴力革命和集权统治，而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称作“民主社会主义”，以强调他们同“非民主”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原则的尊重。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它的出现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资本主义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脆弱且缺乏弹性机制，一方面是资本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欺诈，另一方面是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的每况愈下和暴力反抗。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其他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和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称自己为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者，有时也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另外，在法德等国，也有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提出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表示要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同，这些自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和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主张。
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时，欧洲工人运动刚刚摆脱了长期的沉寂，思想上行动上很涣散，甚至极易被统治集团所利用。马克思缔造的第一国际极大地唤起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促进了工人运动思想理论的统一和独立政党的筹建。第一国际的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日益传播开来，并逐步在国际工人运动或工人政党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时期是同义语。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多数国家社会党的右派领袖背叛了第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国内工人运动分裂。第二国际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就由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被他们控制的党也开始蜕化变质。在这种历史关头，列宁站出来提议并动员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同右派控制的党实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彻底决裂，提出恢复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把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依照列宁的提议，正式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随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纷纷从原组织中分化出来，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建立了新党，都取名共产党。至此，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成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同义语。
第三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和中派的主要活动家、理论家极力宣传它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其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国家政权是“不民主的、恐怖的专制”，是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他们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民主的。有时候他们也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调整顺序叫“民主社会主义”，以突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并非简单地指“民主”加上“社会主义”，它是一个以对抗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显著特征的有确定内涵的概念。
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积极同共产党一道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有所扩大，组织和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45年底，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从战前的500多万人，增加到800多万人，在组织恢复和力量迅速壮大的基础上，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认为重建社会党的国际组织条件已经具备了。在各国社会党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3月，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会议。会议以维利·勃兰特等人于1942年起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和平目标》为基础，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草拟了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同年6月30日至7月3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八次党代表会议（1946年5月在英国的克拉克顿召开的第一次社会党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战后重建什么样的国际组织问题）。大会通过了重建社会党国际决议，并把这次会议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至此，社会党国际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简称《法兰克福宣言》的纲领，明确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行动目标和运动宗旨。大会还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国际等方面一整套社会改良主义的具体纲领和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党国际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民主。而民主就不应该只有一种思想。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宣称：“对于社会党来说，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多元主义的，而多元主义为民主的活力和创造性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法兰克福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即为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975-1985经济政治大纲》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仅仅把各种教会、宗教团体和有不同世界观的团体看作国家或社会行动的值得欢迎的伙伴，而且也期望在争取一个人道的社会的斗争中从他们中间得到支持。该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则指出：关于人类形象及其伦理要求的基督教学说、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伯恩斯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民主社会主义者强调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他们把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如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就占有重要地位。民主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可窥一斑了。
社会党国际口口声声讲1951年6月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组织是社会党国际的重建。他们自称社会党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正统承继者。勃兰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就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我们大家都是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上的。”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勃兰特又再次肯定了马克思的工作和理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思想中也只是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一些党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教义、康德的思想、黑格尔的思想等相提并论；有些党则主张摈弃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英国工党领袖、社会党国际第一任主席摩根·菲利普斯则讲道：“英国工人运动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荷兰工党向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文件中则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党来说是“天然的灾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但也正像1984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森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对分析资本主义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祸害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但它无权自命为构成社会党理论基础的完美无缺的学说。自称以“民主”为核心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其思想来源之一，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有些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一只是为了达到反对列宁主义的目的而已。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党国际把民主社会主义概括为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
所谓经济民主，即经济多元化。就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国有经济和其他性质的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建立由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问题上，社会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必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为前提，他们认为，所有制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准。《法兰克福宣言》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和私有制是可以相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只要私有制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要保护和促进其存在和发展。法国社会党认为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中更是公开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认为财产私人占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和问题所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在于主要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管理职能操纵在少数人手中，因而社会党只需把所有制的某些职能社会化就可以了。认为只要限制了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就能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社会党还主张在保持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国有经济。由于这种国有化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种国有经济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党更多地强调国家计划，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基于他们对市场调节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和局限性的认识。
所谓政治民主，就是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都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允许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必须承认政党的作用和多党制，必须保障各党的权利。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甚至把共产党和法西斯同论，攻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精髓，即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社会党的民主观，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抽象的“人人都能无条件享受”的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任何民主都是阶级的民主，即对本阶级实行民主而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任何民主都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体。
所谓社会民主，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方面的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实行“职工参与共决制”和“社会福利保障制”。职工参与共决制，是指由法律规定职工代表参加资方企业的决策机构，同资方代表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共决制在遏制资产阶级权力、保障工人就业、改进和改善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共决制”不可能最终消除劳资对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党认为，社会民主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全民福利”和“公平分配”。《法兰克福宣言》指出，“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在分配生产成果时必须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放在首位”，社会党人主张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主要有：工作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等等。社会党国际许多执政的党相继在本国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为实现工人的各项权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发达国家所实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但绝不是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又一种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根本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反，这种做法避开了所有制变革的实质性问题，在分配和福利这样的表面做文章，会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所谓国际民主，是指社会党国际在国际事务中主张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其宗旨一是反对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二是要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他们声称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一致的国际性运动。近年来社会党国际又将和平、发展、环保和人权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融入其国际性运动之中，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
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民主主要内容有：第一，主张裁军，反对战争，支持和平运动。社会党国际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认为“维护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强调“国际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以各国人民间的合作来替代各国间的冲突”。针对核扩散对人类和平造成的严重威胁，社会党国际在推动裁军问题上，尤其是在呼吁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摆脱军备竞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苏东剧变后，世界上新的地区冲突不断，社会党国际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为实现核不扩散、禁止核试验和大幅度削减常规武器而呼号。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社会党国际也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但又自相矛盾，一方面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弃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的势不两立，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加入西方集团，实行集体防务，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性。第二，主张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倡导南北对话。社会党国际认为应该将军备开支减少的部分用于经济的发展，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彻底改变穷国与富国的关系。社会党国际支持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用国民生产总值的0.7%支援不发达国家的决议。并建议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部官方债务。在提倡发达国家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同时，社会党国际特别强调发展经济是南方的首要任务。为此南方国家必须反对独裁，实行经济和社会民主。第三，积极参加和支持绿色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努力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普通民众以及第三世界中的影响。认为冷战时代结束后，全球性意识形态与军事对抗已不复存在，当今应以民众社会主义为指导，建立“全球安全，责任分担，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为此必须大力反对新保守主义，即极端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认为极端自由主义动摇了福利国家，损害了劳工运动多年来通过斗争取得的成果，势必扩大南北差距，使民众对民主制失去信心，而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地区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严重损害了国际和平与合作。因此，只有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才能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世界新秩序。
总之，社会党国际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建立在各种共同价值观念和团结一致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也就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党，按多元民主原则建立的一个交换情况、交流经验、各抒己见的松散的国际协调论坛机构。正是这种松散的民主的非权力性的机构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党加入到它的队伍之中。上世纪50年代，社会党国际刚成立时，奉行“欧洲中心主义”，60到70年代其组织扩展到亚非拉第三世界许多国家，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了。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有20个成员党，代表的选民有4300多万，而现在已增加到90多个，党员200多名，代表的选民已达到了2亿多。苏东剧变后科学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发展阶段，苏东地区的共产党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化倾向，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市场有所扩大。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的人道和伦理本质的改良主义发展理论，它只是追求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眼前的社会问题，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目的。“社会主义”只是他们道德上“从善”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后的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指导思想上，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基础之上，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公开声称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尤其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惟一指导思想。在奋斗目标上，科学社会主义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发展前景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把自由、平等、民主、相助、人权等伦理原则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制度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制度特征，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消灭私有制的口号是错误的，主张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经济。在政治制度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必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政治多元化，即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实行三权分立，反对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鼓吹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认为“民主高于一切”，反对一切专政，极力抹煞民主和专政的阶级属性。在党的性质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社会党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是人民的党、全民的党、改良的党，否定党的阶级性，反对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必然妨碍个性自由，必然导致党内独裁。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同时不拒绝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通过民主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取得议会多数，然后上台执政，并以此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
3.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欧美地区出现的一种与列宁主义不同但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有别于列宁主义的“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那些游离于政党之外的学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a.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出现的时候，其斗争矛头直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随着第二国际逐渐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变成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点逐步转向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力图使自己成为有别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卢卡奇、原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柯尔施。1923年，卢卡奇发表了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书中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同时，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不同于或部分不同于列宁甚至也不同于恩格斯的主张。比如，他认为现实是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既包括客观物质，也包括劳动主体，如果强调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就必然会抹煞活生生的人的因素。关于辩证法，卢卡奇认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不是客观的物质规律，没有了人也就没有辩证法，并且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卢卡奇认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认为经济的首要性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理论意识，不是反映客观状况的，而是构成革命过程本身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柯尔施也在这一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表达了和卢卡奇相似的观点。这些观点一经发表，立即遭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尖锐批判，指责他们犯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的错误。一些不同意共产国际政策和做法的人却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很快流传开来。到了5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劳·庞蒂在他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第二章，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并概括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征：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科学主义的理解，认为只有彻底的批判行动才能实现彻底的变革。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有自发论倾向。即明确反对共产国际的唯意志论的先锋队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唤醒无产阶级，增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并认为马克思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坚持研究黑格尔和早年马克思都非常重视的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叫做“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总的来看，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是欧洲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它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机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虽然某些时候和某些观点上不同于列宁主义，但并没有达到仇恨列宁主义的程度，且能在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点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实践、只关注哲学学术研究有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大变化，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由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扩展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集合体。企图寻找列宁、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对立之处，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同时主张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b.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的高潮已经成为过去，60年代风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已经烟消云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解，步入稳定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已往只注重哲学思辨领域的传统，开始关注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领域的问题来。我们把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其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危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但资本的基本运动及其固有的矛盾不仅仍在起作用，而且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呈现出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表明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是国际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正在日益接近的中心目标。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传统，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晚期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由于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丰富和优化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关系方面，由于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发展，出现了以股份公司普遍化和股份分散化、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由于以“经济计划”为中心的运行机制改革，强化了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功能，特别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强化，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和新趋势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因为生产关系方面的私有制没有改变，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增强了，但晚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他认为，正是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这些根本的矛盾，才出现多方面的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动因危机。这“四重危机”，互为因果，共同作用，是全面的普遍的危机。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却也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所分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而且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这一点；二是以重复性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表现得很激进，他们甚至在研究无产阶级如何进行暴力革命的问题。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持肯定态度，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合理。比较早地提倡“市场社会主义”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他既否定苏联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也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在有计划的经济中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到了8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出版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引发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诺夫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行不通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无效率和畸形发展，因此他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比利时经济学家恩斯特·曼德尔则认为，苏联的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本身，而在于实行计划的方式不对。他认为如果能变官僚计划为民主计划，那么，计划经济不仅可行，而且肯定优越于市场经济。因此，曼德尔主张建立公有制+中央计划+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合一结构。80年代中期，在英国工党的支持下，英国一些经济学家合作出版了《市场社会主义》一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要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市场经济就属于资本主义中要继承和保留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优点是提供激励因素；很快很高效地处理各种信息；鼓励技术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分散经济权力，促进民主、自由和平等。当然，他们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弊端，但又认为这些弊端与市场本身无关，而与资本主义和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有关。为了保持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起点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能在市场失控时进行干预和调节，改善竞争条件并防止出现新的垄断。市场社会主义也需要计划，并把它作为市场这一资源主要配置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不是把它当作替代市场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领域积极自由的均等化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的得失基础上提出的。这种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有很大启发。但是，他们把社会主义只看作是一种伦理道德，而不是制度性的东西，这一点则是不可取的。
第三，关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力求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72年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威廉·莱斯出版了他的《自然的控制》一书，提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着人们，使人类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从而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张，最终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所以必须对统治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解释。莱斯认为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1976年，莱斯在他的另一著作《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认为，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建立一种“稳态”经济，采取一种较分散的、减低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为此就需要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并扩大国家的调节作用，以便控制对稀有资源的消耗。莱斯认为必须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面对能源危机，他甚至主张实行一种新的禁欲主义，使人的满足由消费活动转向生产活动。
另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发展了莱斯的观点，他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加剧了人的异化现象，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生态危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比前大大增强了，因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比前也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性。使得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难以实现。阿格尔提出，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领域的危机，这是他的危机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阿格尔还提出了“消费异化”的概念，认为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消费”，就是人们试图通过获得大量的商品来弥补单调乏味的劳动生活的不足。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的惟一乐趣，为消费而消费，而不是为了真正的需要而消费。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由异化劳动导致的，反过来异化消费又刺激了异化劳动，减轻甚至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蚀了人们的斗志，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必须铲除异化消费进而才能铲除异化劳动，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和莱斯特持一样的观点，阿格尔也主张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把资源的消耗限制在既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又能有效利用的限度内，必要时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以便维持人类的长期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并主张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许多观点符合人们追求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潮流。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消费异化当作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第四，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是造成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于1966年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剥削压迫他国的国家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组成，这两类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压迫造成了后者的不发达。美籍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冈德·弗兰克是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宗主——卫星”模式。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根源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是宗主国，不发达国家是卫星国，宗主国不断从卫星国攫取经济剩余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但却限制了卫星国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不发达状态，就必须改变这种“宗主——卫星”结构，割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为此首先必须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依附理论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来实现的，不平等交换和剥削是贯穿资本主义体系和各种关系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中心部分的资本主义”；二是由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外围部分的资本主义”。这种“中心——外围”结构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平等交换。阿明认为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殖民主义阶段；第二是替代进口工业化阶段；第三是自力更生阶段。前两个阶段都属依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摆脱依附的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外围地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立自己新的社会结构。
依附理论关注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思考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问题很有启发。但是依附理论提出要割断外国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显然不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开放的潮流。
4.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欧洲共产主义”，简称“欧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它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根据本国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其含义可以用已故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的一段话来概括：“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出发，寻求社会主义道路。它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模式。”“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家通过民主途径，寻求所有社会主义工人力量、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圣·卡里略在一次讲话中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现有倾向之外的一种倾向，其特征是主张搞民主和独立的社会主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提出适应我们大陆情况的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它的根本点就在于各国共产党要独立于苏联，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表明一条真正的民主道路。意大利共产党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包括两条主要内容：一是不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指导党，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心；二是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政治民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法共总书记马歇1982年访华时说：我们的经验有两条，一是每个党都应根据本国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不存在什么“模式”；二是每个党都是独立的，它只能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
可见，“欧洲共产主义”首先源于发达国家共产党人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社会阶级关系以及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的认识；其次源于对西欧各国共产党曾经错误地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和“惟一模式”的历史的反思；当然主要还是源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缺乏民主和法制，搞大党主义、霸权主义，严重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等错误的反思和批判。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欧洲共产主义者一般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是“欧共”各党必须遵循的。但他们又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欧共”各党大多采用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提法。“欧共”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大不相同，列宁主义中的某些概念和提法，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起义的道路”、“职业革命家党”等，显然已经过时了，不适合西欧各国的情况。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独特的民主道路”。“欧共”从当代西欧国家国情出发，认为苏联式的暴力革命道路、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道路都行不通，他们提出了通过“独特的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形式上，“欧共”主张以和平方式为主，但不排除必要时候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欧共”认为，一方面由于西欧国家有较发达的民主制传统，人民群众深受议会民主制影响，因而开展武装斗争缺乏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高度发展，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阶级力量，加之整个世界已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使得通过战争、武力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越来越没有市场。
第二，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问题上，“欧共”主张用“结构改革”来代替传统的“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提法和做法。“欧共”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镇压职能，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充当社会经济和文化管理者的角色，所以，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全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只要社会主义力量上台执政，就可以改变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
第三，在走“独特的民主道路”的具体政策上，“欧共”强调必须把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单纯的议会道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扩大工人阶级联盟体系，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一切社会民主力量的反垄断的民主联盟。同时还要加强共产党同社会党以及基督教等政治力量的联盟，使四分五裂的工人运动团结起来联合发挥作用。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阶段问题上，“欧共”把民主道路区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认为西欧各国现在正处于以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新阶段，其任务就是要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革新改造，争取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拥有广泛人民群众基础的新型民主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
关于“欧共”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欧共”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内容有：第一，在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上，提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意大利共产党用“无产阶级领导权”，西班牙共产党则提“建立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欧共”各党都回避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第二，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欧共”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经济模式”。允许公有经济、合作社所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对私有经济进行限制和调节，并逐步把它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行经济民主，强调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调动各类性质企业和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保证国内经济平衡发展和独立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第三，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问题上，“欧共”首先强调要实行多党轮流执政。认为只有实行多党联盟，轮流执政，才有可能防止僵化和一党专制。为此，“欧共”主张必须允许多党独立自主地存在，并保证反对党的活动自由。共产党通过“多党制联盟”来实现其领导。各政党必须遵照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原则，可以组成多数派和少数派，通过普选由多数派轮流执政。“欧共”主张党政分开，反对把国家和政党“合二为一”，强调要发挥议会民主制的“中心环节”作用，实行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防止滥用权力。要充分保障和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允许强行统一的意识形态。针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讲民主”的缺陷，“欧共”认为，只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建立高度全面的政治民主，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欧共”主张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共”理论和实践，在维护世界和平、谋求民主、发展、进步，维护民族独立和捍卫劳动者的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欧共”各党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各党在议会选举中连连失利，在民众中威望下降；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党内派别斗争升温，导致组织上分裂。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欧共”各党对资本主义各国进入长期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认识不清醒，急于通过民主革新来改变资本主义，这种“速胜论”在实践中行不通。当然还有自己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尤其是“欧共”长期主要依靠的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越来越少，同时传统的中间阶层在减少，新中间阶层在增加，但“欧共”却没有及时制定出吸引广大新中间阶层的好政策，在争夺左翼群众力量的较量中，“欧共”败给了社会党和绿色运动组织，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和苏联的“老子党”的干扰破坏也是“欧共”各党不能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欧共”的理论和实践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一些党易名改旗，比如资本主义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欧共”党——意大利共产党，经过激烈的内部争论，在1991年1月的“二十大”上，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改建为“左翼民主党”，并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有82年斗争历史的荷兰共产党于1991年改名为“民主左翼”组织。当然也有一些党顶住了反共逆流，稳住了阵脚，继续坚持“欧共”主张，比如法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
不管形势怎样变化，“欧共”作为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