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中国上海，尚称不上国际大都会。但十里洋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还是迷乱了一个18岁少年的眼睛。他这是第一次随父亲来上海，一眼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心要把宁波老家的漂染行开到上海来。
这个少年叫邵玉轩。
十一年后，邵玉轩29岁。这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他并没有忘记父亲在世时的叮嘱：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守在家乡。但他更没有忘记自己18岁时的梦，并决意要把这个梦变成现实。他举家从宁波搬到上海，把一块“邵氏锦泰昌”的招牌，稳稳地悬挂在黄浦江附近的一间屋前，开始了在上海的打拼。
“锦泰昌”是家漂染行，很快就被邵玉轩经营得风生水起，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同时，他还关心时政，同情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以致1920年他在上海病逝时，康有为、虞洽卿等许多名重一时的风云人物，均为其题词致哀。
邵玉轩血液里的不安定因素，决定了邵氏家族后来的辉煌。他的开明、活跃、求新务实精神，通过血脉，延续到了他的后人身上。
邵玉轩的故事还没讲完。
一天邵玉轩和朋友出去玩，一起看了场电影。电影没有声音，也没有色彩，是黑白默片。但当时电影刚传入中国，属于新鲜事物，众人皆惊叹不已。看去就是一块普通的白布，可是灯暗下来，再打开机器，白布上就有了人在走动，有了花草树木，有了飞禽走兽，实在神奇。
邵玉轩在大家啧啧称奇的时候，迅速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另外一些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新兴事物所蕴涵的商机。他多方探询拷贝的价格，计算一部影片可以放多少场，一场大约多少观众，刨去成本可以盈利多少。最终的计算结果令他惊喜，他认为倘若经营得法，这是远比染料行更有前途的事业。遗憾的是，邵玉轩生前，并没有实现这一心愿。
1907年，邵玉轩的第六个孩子在宁波镇海县的祖庭降生。邵玉轩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将完成并光大他进军电影业的宏愿。
邵玉轩为这个孩子起名邵仁楞。因排行第六，大家习惯叫他“老六”。及至后来声誉渐隆，人们仍然很少称呼他的名字和职务，都是尊称一声“六叔”。邵仁楞长到18岁，与父兄商量，为自己起了一个号：逸夫。从此，他以此号行走江湖。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号，邵逸夫如是作答：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而这大事就是经商，注定了忙碌；我取名逸夫，是想闹中求静，安安逸逸度过一生。
邵玉轩一共有五男三女八个孩子。邵氏兄弟为“仁”字辈，老大仁杰，自号醉翁，老二仁棣，自号村人，老三仁枚，自号山客，以及老六仁楞，老八仁葆。这些颇具归隐之意的名号，大约代表了他们内心的向往。但有趣的是，这几兄弟后来均干出了一番事业，从而注定了他们一生都在奋斗中，不得清闲。五兄弟无一继承父业，全部进入了娱乐圈。想邵玉轩遗憾之余，亦当欣慰。他生前的心愿，终于被他的后人完成，更被六子邵逸夫发扬光大。
邵逸夫从小就常听父亲和哥哥们分享看电影的快乐和心得，还不时畅谈创办电影公司的构想。“电影”两个字，很早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但真正引领他走上电影这条路的，是他的大哥邵仁杰。
邵仁杰，号醉翁，被圈里人尊为“邵老大”。邵醉翁原本学的是法律专业，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做了几年律师之后，转入金融界，任中法镇兴银行经理。从父辈那里承袭下来的不安现状的性格，使他不甘守着稳定职业安稳度日，而是选择了经商。时不利兮，此次经商以他的工厂倒闭告终。
失败并没有令他一蹶不振，相反，邵醉翁的头脑愈发清醒，思路也更加明晰。他意识到经商并非自己的强项。这时，一直关注演艺圈动态的邵玉轩，在长子经商失败之后，告诉邵醉翁：上海的一家娱乐场所“小舞台”，因为经营不善，正准备抵押出卖。
父子俩不谋而合。
邵醉翁早已留意到这家开在法租界的娱乐场所，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出它经营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能让这家苟延残喘的场所，重新焕发出鲜活的光彩。
在父亲的支持下，邵醉翁和上海演艺圈的几个朋友一商量，决定收购“小舞台”。
1920年，邵玉轩逝世。他没有正式进军电影业，却对邵氏家族在电影界的叱咤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1年，邵醉翁正式收购了“小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