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万象人生
新世纪的这几年里，随着煤炭需求量的持续升温，煤炭价格不断攀高，直接受益的煤老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关于煤老板的新鲜事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且故事永远是那么的富有传奇色彩。
在矿区，人们讨论煤老板话题的频率甚高，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煤产量突破27亿吨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产煤大国的关注。而反映和体现我国煤矿开采前沿技术和煤炭行业重要地位的重量级新闻，也远远比不上煤老板们频频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对人们的巨大吸引力。
小煤窑、煤老板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的眼球，触动着人的神经。煤老板的小道消息，经常被去头掐尾，传播出去：张老板大方豪爽，一顿饭“吃了300多万”，吃完还喊着不过瘾；汪老板艳福不浅，一起车祸葬送了性命后，竟有5个“老婆”披麻送葬；李老板出手不凡，为乡亲过河方便，连修两座黄河大桥眉头都不皱一下……煤老板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开来，并且愈发神秘了。没有人不向往财富，煤老板也因为他们的财富成为了人们的热议对象，他们头上那层神秘的面纱也因财富而更加虚幻莫测。
煤老板的奢华生活是他们遭受非议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
走在榆林两个采煤大县神木、府谷街头，经常能看到一辆辆世界名车疾驶而过，当地人说这都是煤老板的。“在我们县，奔驰宝马没啥稀奇的，悍马、保时捷都很常见，我见过最牛的是价值700多万的迈巴赫，整个西北地区也没有几辆。”这是当地一位腰缠万贯的修车店老板说的。
众多的陕北煤老板们都有多套房子，全国各地都有，这在陕北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它流行的原因竟是挣了钱后不知怎么花！有钱花不出去，不知是不是一种悲哀。
造成这种悲哀，是暴富之后的煤老板社会价值、自身价值的缺位，对于生活追求的盲目使得他们在财富面前迷失了。不止在陕北，全国各地以搞小煤窑起家的富翁普遍文化程度偏低，文盲也不在少数。用当地农民的话说，胆大不考虑后果的人都开煤窑发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政策，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等待观望的人反而成不了大事业。
煤老板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有国家政策的引导，有机遇和运气，有人与人处理问题在方式方法的差异，又面对机遇的胆量和勇气。在煤炭开采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知识和能力、财富不成比例。这一点在社会心理层面普遍失衡。
煤老板这个暴富的阶层，他们不会上网查信息，不懂得股票是什么东西，对于其它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更是缺乏投资意识和自信，开始没有钱他们向往着钱，等成了百万、亿万富翁之后，又觉得钱多了没有什么意思。
有个煤老板说，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选择了旅游，花了6年时间和家人把地球转了个遍，回来村里有人问他，你旅游这么多国家有什么感受？回答：“飞机坐美哩！外国就是好，都不想回来哩！”然后再就没有词了，而旅游又能花煤老板几个钱，连他财产的几百分之一都不到。
有相当一部分的煤老板把投资的取向盯在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地产上，市场规律他们不懂，他们仍然是靠个人喜好、凭感觉和感情用事，觉得哪个城市好就买哪里的房。与前些年温州炒房团以牟利为目标的专业性炒房相比，这些煤老板们买房完全是拿着钱不知道怎么花，想法设法的花钱。而他们就这样将一个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玩”向高潮。
从来也没有去过北京的张老板，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说起现在攒房子能赚钱，小城市买房子赚小钱，大城市买房子赚大钱，如果能在北京买房子那过不了几年就是天价。张老板经不起诱惑，心想咱有钱，放银行能有几个利息，所以头脑一热，让朋友去了顺便给他捎上几套。价格他不懂，地理位置呢，北京他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就这样他花了300多万元，听说在三环内买了3套房子，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
府谷县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其中一宗7.96亩的商业用地拍出5000万元的高价，每亩均价达628万元。这个价格是陕西省各县拍卖单宗土地中的最高价。
买走这块土地的就是府谷最有名的高老板。“他对那块地势很看好，要是有人叫价，他还会出更高的价，现在高老板差不多快把府谷黄金地段的地都买去了。”参加当日拍卖会的人士说。
西安的房价一路走高，民间认为：房价都是从榆林来的暴发户购买力急剧增加，炒起来的。在榆林市委工作的丁先生说，他2005年在政府新开发的桃花源小区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平方1009.6元，而且该小区从2003年开发一直就是这个价。可到了2006年煤老板的炒房热开始了，这些人买房从来不搞价钱，还都是一栋栋的买，小区的房价不到半年时间涨到每平方4200元，至今降不下来。曾经有一段时间，神木、府谷这两个产煤大县的楼盘均价也在4000元左右，与西安相差无几。
很多煤老板认为房子就是自己的产业，没有人去计算利润空间，反正自己有钱，想买就买。全国有多少煤老板，没人知道，但晋陕蒙三省交汇地区相对集中。这里的煤老板互相都有联系，这样非理性的置业，往往一人动了，一批人就会跟随，很容易导致房价的飙升。
目前陕北煤老板虽然已经感觉到煤矿经营会越来越艰难，前景渺茫，但是他们普遍还是把投资取向放在煤矿上，要么就是与煤有关的产业，也有一部分在西安、北京等地开酒店。尤其是在30岁～40岁之间的青年企业家，他们有文化，能接受新事物，在投资上比较理性，在企业经营上考虑较为长远，而且选择的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还是我自己文化程度低。”一直声称煤矿办不下去了，制约的因素太多，要想办法干其它行业的齐老板说，除了煤矿，自己对其他行业都缺乏了解。他说资源是有限的，总有挖完的时候，转产是必然，只是早晚的事情。究竟往那里转，他们这些人都很渺茫，政府应该帮助，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涉足更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和项目，把钱都留在当地，这样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持久稳步增长。
产煤大县府谷，一直在探讨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为繁荣地方经济作贡献，同时也使煤老板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他们针对煤老板普遍家乡观念浓厚，文化素质偏低，在外投资创业难的现状，冷静分析，科学决策，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在政府的统一引导下，以资本为纽带，让煤老板联合起来，走集团化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鼓励政策利县、利民，也让煤老板的财富得到利用和发挥，受到煤老板的普遍响应。目前该县境内的125家乡镇煤矿和有一定实力的民营煤炭企业为主体，注册资金6亿元成立煤业集团，一切均按照发展规划在紧张的实施中。
府谷县对此充满信心，有关领导在成立时说：煤业集团的成立，将会优化组合我县民营企业的资源和资本，改变煤炭企业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的现状，将发挥联合优势，实施资本运营，重点进行生产项目投资，按民营化、专业化、集约化、集团化发展目标，集结企业群体，依靠科技进步，加速资本扩张，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
但实际运行效果如何？有关经济界人士对这一做法持观望态度。他们说，一是政府缺乏对市场的科学预测，煤的运输和就地转化没有从根本问题上解决，项目相对比较盲目。二是像这样一个经济成分复杂的集团，持有股份的人员层次参差不齐，是否能达到预想的那么完善，很难说。
季老板感到精神空虚
季老板是1989年从政府机关下海办煤矿，他有文化，有管理企业的经验。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他的小煤窑和榆林的所有小煤窑一样，虽然受政策和煤炭市场价格跌宕的影响，关关停停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可季老板有丰富的经营头脑，还有较超前的预见性，总是把不利的因素消化在运营过程中。再加上季老板注重过程和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多少年来，煤矿没有发生过任何伤亡事故。所以季老板的煤矿被县上定为免检产品，样板矿井。
季老板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看书学习。他不抽烟、不喝酒，特别厌烦社会上狗扯连环的不良风气，讨厌相互之间的消耗钱财伤身体，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吃大喝。他参加各种会议，凡是会议安排宴请和会议后私人聚餐，都是想方设法溜号走人。
一次在榆林办事，吃饭时间，路过一家大饭店门前，想透过玻璃看看，谁知车还未停稳，守门的礼仪小姐就开门将季老板迎下车，服务员前呼后应，热情得让人难以拒绝。点菜时，季老板说来碗洋芋擦擦就行了。服务员马上板下了脸，扭头就走，让季老板很尴尬。后来连季老板也说不清楚当时的心情，到底想透过窗子看什么？由此给人们留下了话柄，他也得了个“铁公鸡”的外号。
这都是小事，季老板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恼的是煤矿已经开了这么多年，划定的资源范围已经没有多少了。
他的煤田和国有大矿只是一线之隔，地下那么大，只要稍微动一下心眼，也能维持几年。季老板守法经营，从来不像其他小煤窑有越界开采国有大矿煤田的非分想法，他也没有购买炒作煤矿的欲望，觉得那是在冒险发横财，不实在，即使赚了钱，拿着心里也不踏实。
曾经在1999年，就有一家资源储量相当丰富的煤矿受煤炭市场价格和交通不方便的影响，经营不善，老板赔血本找到他要转让，季老板也看好这块资源，超不过两年就是万利。可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在别人经营困难时期，这样做是乘人之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不起他父亲在他二叔最困难时期，低价收购了二叔唯一生存的几亩水田一样，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季老板没有这样做，说你转让给谁都行，可我不能要。而现在他的煤矿资源枯竭，估计再能开采一年左右。季老板说，我经营煤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事，现在没有资源了，只能延续半年时间。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干，钱也花不完。最后悔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心思全用在煤矿上了，把子女的前程给耽误了。
季老板千方百计琢磨着要给孩子们留条后路。给子女们在银行分别存上几百万，吃利息吧。可根据现在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他算了一笔账，现在的100万元，20年后很可能成了1.5万元，改革开放时期的万元户现在是什么样子，季老板是过来人，心里最清楚。那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上，多买几套房子攒着也行啊。但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后谁还愿意挤在城里住，吸汽车排出的尾气。季老板又断言，20年后城里的房送人都送不出去。投入股票市场吧，更不着谱了。不说子女，就连自己都搞不懂，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知识和素质……
是啊。人没有钱不行，有了钱之后，不具备驾驭财富的能力，也是一种痛苦。季老板之所以受财富的困扰，根本的问题还是精神上的空虚。衍生出的一连串的烦恼，不仅是困扰季老板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富起来的煤老板普遍遇到的难题。
赵老板说：“煤矿不是人干的”
赵老板说他只上了3年学，3年都是一年级，小时候留了一级，家里穷，就没上二年级。“后来有了儿子，陪儿子又上了一年一年级，孩子坐前排，我坐后排，孩子答不上来的问题，我回答。”
赵老板说，他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没有文化别人瞧不起的尴尬滋味，他非常崇拜有文化的人。他之所以陪读孩子上一年级，就是要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他们那里的教育太落后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260户人家，只考上了一个大专生。不过赵老板说他儿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般，可在他村上却是最优秀的，孩子很用功，去年参加了高考，离二本线差一些，本来出点钱就能上，孩子不愿意啊！说怕到学校同学老师说闲话，没考上拿钱买的，让人瞧不起。本来可以上三本，咱也有钱，孩子还是说那是出钱的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
最后孩子选择了一所铁路大专学校，主要是从就业考虑，孩子说这个学校能学技术，毕业后可以留在大城市管理地铁。
赵老板说：“本来我是想叫他考个好学校，毕业后在政府工作，吃公家饭，他执意不领情，说他从书上看得多了，对当官没兴趣，就想干技术活，将来凭本事吃饭，所以执意要上铁路大专。也行，不管咋样，只要不回来就行，我绝对不想叫他再干煤矿。”
“煤矿就不是人干的，谁都看不起，没有地位和尊严，人家唯一向往的就是你的钱。这几年煤矿确实挣钱，但是风险太大了，尤其是安全，出了事故，就会被打回原形。弄不好还有牢狱之灾。搞煤矿的人最怕晚上来电话，晚上的电话一是恐吓诈钱，二是煤矿出事故。前几年矿上死一个人20万元就能打发的了，现在50万元死者家属才会和你谈判。就这还不算各种应酬和罚款，凡是能到你煤矿上来的人，可以说谁都能管住你，你谁都惹不起，全都是‘爷’，来‘打秋风’，20万元能打发走，还算给足了面子。”赵老板粗声粗气地说，却一脸的无奈。
“我们也想让你们记者宣传宣传，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加点社会知名度，可我们不敢让报纸登，像我这样地域偏僻、产量很小的煤矿，外界知道的不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相对少一些，一旦报纸登了，他们都来要钱了。什么要求赞助专题宣传的，什么修路的，什么慈善捐款的，这样那样没名堂的要钱，应接不暇，还都是狮子大张口，几万几万的要。”
赵老板说，从事煤炭行业现在尽管很赚钱，可心理压力太大了，怕矿上出事故、怕村民闹事、怕煤炭行情不好，还怕上面政策改变。尤其是一旦出了事故，一是煤矿可能被关停，损失惨重不说，自己还得蹲监狱；二是自己也是穷苦家庭出身，对那些下井挖煤的工人有同情心，真正出了事故，自己从良心道德上也承受不了，人家也是人啊！也是父母养大的！人们都说煤矿是高危行业，不光井下生产是高危行业，经营者承担的责任也是高危行业。赵老板说：“我一只脚踩在煤矿的钱堆里，另一只脚踩在法院监狱的门坎上。”
赵老板并没有否认自己奢华的消费方式，但他说很多都是人情交际，煤矿发展的需要。“现在开煤矿，首先要把各个层面上的关系都维持住，不然寸步难行。有些钱必须花，每一个神都必须敬到，哪个庙，只要和我有联系，不管大小，只要是庙，必须恭恭敬敬地烧好香。要是一步想不到、做不到，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和麻烦。”
还有一位高老板也深有感触，高老板说他打牌的手艺很高明，可自从经营煤矿后，打牌从来就没有赢过，不是手气差，而是明知道能赢也要故意输，不敢胡牌，“和我打牌的都是对我有用的人，我咋敢赢呢！”
神秘的刘老板
90年代中期，在这个后来以煤而崛起的工业重镇，没有人不知道刘老板的，却很少有人见过他，就连刘老板同村的人、他的亲属也说不清楚他的去向，只知道他在省城西安买了房子，全家都搬走了，可谁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住。
刘老板到底有多少钱，说法不一，也可能受90年代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有人说100万，有人说300万，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多，但在那个万元户就代表富裕阶层的年代百万可是一笔巨款。甚至有人说刘老板是全县的首富。“他经常神出鬼没，不像其他煤老板那样，有点钱就烧得不行，盖房子、买车子，到处夸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钱多，甚至有时还雇用黑社会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刘老板是个有自己想法的人，根本不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人家只干自己的事情。”镇上开花店的刘师傅是这样评价刘老板的。
刘老板确实是个不寻常的煤老板，真正让他出名的不是他有多少钱，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担任村主任期间，利用村子地下的煤炭资源优势，带领全村人迅速脱贫致富，几乎打造了一个陕西版华西村的传奇故事。
这些事广为流传后，刘老板就被“神话”了。
“早在1988年，我们村就成了延安地区第一个家家通电话的电话村。电话在那时候可是奢侈品，光初装费就要2500块，但对我们村根本不算啥。我们村家家都有人在村办煤矿上班，人均收入早都超过了万元。而周围那些村子当年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元，比我们差远了。90年代华西村不是很有名嘛，我们就找来华西村的图纸，建设了规划统一的新村庄，一排排新房齐刷刷的，可壮观了。”村里一位曹姓村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掩饰不住满脸的骄傲。
能和刘老板这个“神秘”人物接触纯属一种巧合。
朋友在当地办了一个婚庆公司，由于手艺好，尤其是摄像做光盘，非常地细心，又有自己独特的创意，一传十、十传百，在当地也就小有名气了。在90年代后期，凡是镇上有名望、有身份人家红白喜事的摄像，大部分都出于朋友之手，刘老板的外爷过世要摄像制碟，朋友自然是首选了。
谁知，在光盘后期制作期间，朋友可能是对刘老板的思路和要求不太清楚，连续做了两次，刘老板都感觉不太满意，返了回来，要求重做。
面对这种顾客，朋友很是恼火，说就是不挣你的钱也不再返工了。在这种情况下，刘老板忽然在一天晚上带着口罩装扮严密，敲开了朋友家的门，让朋友按照他的思路重新排版制作。我恰巧也在朋友家，才有机会和这位“神秘”的刘老板聊了起来。
刘老板留着八字胡须，个子在1.7米左右，很精干，脸部线条看上去非常的刚健，但显得很疲惫，坐在我一侧的沙发上，侃侃而谈：
“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回村里种地，因为有文化，18岁就被村民选举当上了村主任。当时是80年代初，我们村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景象？”
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全村500口人，就有400多口被饥荒困扰，从县城去西安、去延安的国道两旁的饭馆里，经常都能遇见我们村在外讨饭度饥荒的人。我们村属于山区，村里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只有0.7亩，就这点地还被周围的那些煤矿采得千疮百孔，人均可以使用的耕地只剩下了0.2亩。
村里开会也没有地方，以前生产队养牛的饲养室作为村委会议室。当时我也没有更高的觉悟，也想不出多少大道理来，只有一个念头，受穷挨饿讨饭不是个办法。村里的老人，因为吃不饱肚子，60多岁的人还在外讨饭，见了熟人躲着走，嫌丢人。我看着心酸，暗下决定，这种因饥荒失去人格尊严的现状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要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首先就要找脱贫的突破口！全村紧靠山坡而住，地无三尺平，有的只是贫瘠的坡地。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点土地上挖，能挖出什么来？只会越挖越穷，绝对没有出路。必须另辟捷径，扭转这种局面。
我召集村干部开会，其他的干部都是我的长辈，他们相互瞪着眼睛，都说没有办法，几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地理位置把咱限制到这里了，你说有什么办法，最好的出路就是到镇上、县上去，争取多增加些返销粮。返销粮当然要争取，只是一味的救济、救急，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我说：‘再想想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大家都闷着头抽旱烟，没有一个人再说话。
‘那些煤矿占了咱这么多地，尤其是露天采煤，把咱好好的耕地糟蹋成这样，什么都种不成了，一点赔偿和说法都没有，这合理吗？’
‘那些煤矿有权有势，谁惹得起？’
……
连续开了几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我也就死心了，决定自己向这些有权有势的煤矿讨说法去。
我当时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想，不管什么煤矿，总不能把当地群众都折腾得吃不上饭吧。
为了讨个说法，我一年往返于延安、西安不知道多少趟，没有丝毫的结果，每找到一个部门，都是同样的口气回答：‘实在没有办法，你找找报社，让记者呼吁呼吁，也许能起点作用。’我找到报社，他们一听是有来头的煤矿，都不敢报道，怕惹麻烦。
但500口人的吃饭问题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把心一横，找准时机，孤身一人闯进了地区专员的办公室，请求政府做主，让煤矿赔偿我们村的损失。专员说：“那是上面的煤矿，省上都管不了，市上能管得了吗？你年轻，为村民争利益，心情我能理解，咱们慢慢解决，可不敢一味地胡来！”
一个农民娃，没钱又没势，想要讨公道，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为了大伙的利益，再难也得走下去，有时不走极端，是很难见结果的。我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组织村民挖断了煤矿运煤的路，阻挡铲车推煤达3天时间。
这下真正捅了大娄子，各级政府层层批示，说我们村破坏经济建设，要求尽快查处，严肃处理。
市、县、镇各级领导来村现场办公责令立即将路修通，恢复正常生产，要不然组织上要追究责任。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路填平了，但工作组前脚走，我后脚立马又将路堵住了。
然后，我再次跑市中院、省高院陈述我的理由。
我的行动也让他们很受感动，地方法院虽然没有受理这些煤矿案例的权利，但可以提出建议、说明情况。
这事最终引起该煤矿的上级部门重视，以1200吨的块煤折价给村上，作为土地补偿。
我记得当时折价一吨块煤17元，三个月之后突然卖到了70元，一下卖了8万多，1990年的8万元对于一个500多口人的穷山村是一个什么样概念，我不说你都能想得来。
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再接再厉，又找另外一个煤矿谈所占土地的费用问题，有上一个煤矿补偿的先例，这个煤矿没费多少口舌就答应补偿了。我用要来的钱首先搞新农村规划建设，全村房屋一个标准，各家原有房子折价处理，建了村委会的办公室，家家免费装了电话，一年下来大变样，当时我们村还被延安地区评为富裕第一村。
有人说我当村主任开始那几年，是用大锤砸法庭的大门砸出来的主任，在陕西，和上级打官司，我是成功的第一例。说真的，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后来呢？为什么都叫你煤老板。”
“以后的情况就好多了。90年代后期，由于政策问题，那些有权有势的企业全部退出了，那些煤矿也就无偿的留了下来。虽然没有多少资源了，也一直维持了多年。再加村委会有了积蓄，连开了三个煤矿，村民都在矿上上班，外人看我开了这么多煤矿，就都叫我煤老板。其实那都是村里办的煤矿，我只是个领头的，财产、利润都是全体村民的。”
“你干的那么得劲，后来咋又不干了？”
“农村的事情太复杂了，咱也承认农民办企业，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经验，交的学费、所走的弯路太多。煤矿全村家家都入了股，我当时是主任，最为红火时期，村上办了10个煤矿，都由我管理，每年100%的分红。”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煤矿管理上，为了防止过磅出问题，我24小时蹲在那里；为了防止推土机司机偷懒，我当副司机坐在旁边。由于是大锅饭，没有一个健全的管理监督约束机制，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还是漏洞百出，大家都说我把钱捞了，意见很大。我看这样不行，那就轮流当矿长吧！结果这样下来，家家都把钱挣了，企业却搞垮了，责任又都推给了我。当时我很难过，一气之下就辞去了主任职务，把家搬到西安，甚至不想回去了，村里就又有人造谣说我有上百万家产，怕遭人敲诈，不敢在村上住。
“你能带领一个村从贫穷走向富裕，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你自己干，不知道都发成什么样子了。你现在辞了村主任，闲着也是闲着，有没有自己单干的想法？”
“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不知道咋干，主要是身体不行，感觉太累了，想先歇歇，把病看好再说吧！我才40来岁也不能老呆着。”
……
六年后，又见过一次刘老板，他说什么也没有干，还在家里呆着。
再后来刘老板的侄子说，刘老板辞去村主任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主要是劳累过度，曾经去过上海等大城市治疗，花去了不少钱，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本应该凭他的人际关系、能力，干更大的事情。尤其是2000年以后，煤炭价格飞涨，以前给他打工的人，靠倒贩煤炭已经都赚了好几百万，他前几年挣那点钱算什么，死水怕勺舀，我估计花的也差不多了。可他就是提不起这个念头。
“刘老板现在干什么？还在家呆着吗？”
“还呆着，已经10年了，什么也没有干，整天闭门不出，研究易经，看卦卜，那些东西古人都研究不透，凭他那点知识能看懂吗？整天把自己研究的神神经经的，和谁都不愿意说话，张嘴就教训人，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他对，说出来的话有时深奥得谁也理解不了。比如：你们再不要浮了，和盖楼房一样，要挖到地基上，投机取巧早晚是要吃亏的。谁知道是说给谁听的……”
从厨师到煤老板的辛酸泪
厨师张平根1989年从外地来陕西黄陵为修路民工队做饭。机缘巧合，他成了煤老板。
在别人打了100多米未找到煤而放弃的废井上，张平根挖了不到10米就见了煤。恰巧遇上煤价暴涨，每吨从17元涨到了70元，仅一年时间，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了正儿八经地办理营业执照经营煤矿，当起老板外，还在井口不远处盖了新房，虽然位置偏点，标准低了些，也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
成为煤老板有钱后，张平根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来，在陕西安了家，孩子放在当地教育质量最好的矿区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老婆在家操持家务。
煤矿地下作业的特殊性需要有懂专业技术的人员来指点、管理，而张平根以前只是给民工做饭的厨师，煤矿井下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懂，管也管不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从小穷惯了的他对金钱的作用深信无疑。张老板高薪聘请国有大矿的专业人员管理煤矿，他则专门跑外联打通各种关系，力争使自己这个外地人，能融入到当地的交际圈子里，以求站稳脚跟。
一天，工人升井后说，井下的煤看来是不多了，这几天碰到的全是石头，再往深挖，前面别人已经挖过了。张老板大为恐慌，这几年从天而降的财富早已让他过上了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好日子，一旦没有了煤，也就等于断了财路，没有钱，谁还愿意和你打交道。所以，一向抠门的他把3年所挣的不到100万元钱全部拿了出来，再从银行贷了60万元，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另一个煤矿的建设上，这个矿煤质好，交通方便，凭以往的经验，新矿肯定能赚大钱。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张老板的新矿刚打了一半，新一轮的煤炭产能过剩，已经席卷全国，煤价大跌。张平根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扭转不了局面，市场煤价远远低于生产成本，他的矿生产一吨赔一吨，何谈收回投资！银行跟在后面催还贷款，煤堆在地面没人要，工人还要工资，不到半年时间，这个风光一时，雄心勃勃的张老板就焦头烂额，两鬓斑白，苍老了许多。整天蹲在堆积如山的煤场，一根接一根的抽着闷烟。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恰巧这时西安某国有制药厂新增加了3台10吨的锅炉，是按照张平根所在煤田的煤种设计的，他们派人来矿区考察煤矿，并准备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药厂效益好，而且价格合理，再加上是国有大型企业，不存在拖欠煤款、钱要不回来的问题。
而此时店头地区的100多家小煤窑和张老板面临同样的窘况，产能过剩，为了生存许多煤矿赔本销售，价格一降再降，仍然买家寥寥，就是卖出去了还多数要不回钱来。再加上这里煤质优良，发热量高，燃点低，从井下挖出来堆在地面，到一定温度就开始自燃。
当地煤老板说，煤自燃非常快，堆积过一个月后，只见一股烟飘过，煤就变成了煤渣。所以就是明知道买家信誉不高，仍然有人愿意将煤赊出去，至少还有个要钱的盼头。
小煤窑这样，而到了90年代后期，全国超过50%的国有煤矿生存也相当困难。发不出工资，一些困难企业的特困职工靠挖野菜维持生活度饥荒。煤价低，生产得越多亏损越大，好不容易卖出去还要不回来钱。煤矿经营困难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引起国家的极度关注。
中央三令五申，要下大力气清理辐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三角债”（即煤矿、中间商、用户三者之间相互拖欠煤款）。有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拖欠煤炭企业“三角债”高达600亿元，各煤炭企业、尤其是国有煤矿把讨债作为第一要务，纷纷成立“讨债清欠办”。至今有的企业还保留这个机构，此时的煤炭用户才是煤老板的真正上帝。
所以，药厂购煤的消息一经传出，矿区就开始骚动。药厂派的人还没有来实地考察，就被一群煤老板提前盯上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打通关系和药厂套近乎。
张老板赶到西安，通过关系，直接联系上管锅炉的厂领导，敲定了这笔生意。吃饭时，药厂领导把他们对煤种的要求，运输、结算方式，以及处罚条款，一一道了个清楚，最后还补充一句，当然要谁的煤都是煤，况且咱们还有这层关系，用起来也放心。
张老板从开始到结束除了劝酒、自己饮酒以外，一直沉默着，只是点头，没有说一句话。临走时，药厂还送了厂里的产品介绍和纪念品，一再还对张老板说，你回去抓紧时间准备，能尽快把合同签了最好。张老板只是连连的点头，表示感谢。
但自回去后，张老板突然就失踪了。朋友拨打电话，还是空号，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原来，张老板那天从药厂回来后，把他熟悉的人都叫到一起喝酒，说：“药厂的订单是做不成了，先不说咱水平太差，跟那些大企业领导坐一块儿都不敢抬头，就每天10辆车的运输费用我都垫付不起，何况还是按月结账……”最后他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起来就张罗着把矿卖了。
资金断链，银行催款，债务缠身，这种压力让厨师出身的张老板无法承受。压力让他失去了自信，甚至对办煤矿产生了恐惧。于是这位靠煤风光不到四年的煤老板，又栽倒在煤上了，变卖了家产，补齐了工人工资，将煤矿低价位转让给别人，回老家后再无音信了。
1996年前后，煤炭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时期，煤炭价格持续走低，除了有电煤计划和铁路运力的国有煤矿，其他性质的煤矿几乎都到了自身难保，举步维艰的地步。许多煤老板在品尝到煤炭发家的甜头后又都倒在煤上，不但赔得血本无归，有的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再也无法翻身。
在一个叫不上名的小煤窑，窑主指着堆积如山的煤场和蹲在地上无所事事的数十名窑工，说：“我的矿从年初到现在只卖了几千吨煤，煤价从60元降到了40元的成本价还没人要，我已经赔得一塌糊涂。看来这矿是办不下去了，只好再降价，赔本把煤场里的煤处理了，把欠的账和工人工资结了，然后就关井不干了。”
几位窑工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井了，而从年初到现在，也只发了两个月工资，半年的工资没有着落。怕窑主卷款跑了，现在他们哪儿都不敢去，不敢回家，不敢去找活干，只能守在矿上，眼巴巴的等着窑主卖煤发工资。在这个小煤窑附近还有十几个小煤窑，除了两个交通便利，煤质较好的小煤窑还可以勉强维持生产外，其它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为了不被煤拖垮，许多窑主都抱着低价将存煤处理后关门不干的想法，煤价一日三跌，依然难以售出。因此当时有报道戏称一吨煤的价格不如一吨沙。
老陈的自述
现在靠给一私人小煤窑出谋划策度日的老陈，谈起他的煤炭情缘，也有一把自己的辛酸泪。
他说：“我60年代初出生在西部贫困地区一偏远农村，那个年代我们这里普遍穷，我家更穷，全家三代七口人住在一孔破窑洞里，生活的窘况就可想而知了，我是在有一顿、没一顿，吃不饱肚子的饥饿中度过了童年，但父母很要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上完了高中，之后做了一名井下工人。虽然艰苦，但到月底，都能按时领到81元钱的工资和56斤粮票，足够全家生活所用甚至还有节余。”
看到因我的工作，家里生活在一天一天发生变化，添了新家具，买了新衣服，父母也不再因为穷，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我浑身都是力量，就是再苦再累也觉得无所谓了，尤其是到月底领工资那几天，兜里装着一沓钞票，走路都是抬头挺胸，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形容。
八十年代的钱不像现在这样不耐花，非常的值钱，我在井下干了三年，不但使家庭摆脱困境，从沟里搬到村上住，盖了瓦房，自己还穿上了当时在农村人眼里最为时髦的黄军用大衣。家离矿上8公里，开始上班是靠“11号汽车”两条腿步行，三年后就骑上了延河牌自行车，手腕上挎着蝴蝶牌手表，在那个年代，这些物件在我们村的青年们眼里，可是连想也都不敢去想的奢侈品，却梦一样在我自己身上实现了。
再看见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除极少数人考上大学在读书外，绝大部分还都在农村为吃穿发愁，每一次走到他们身边，都会感觉到有几道羡慕的目光投来，我虽然脸上不动声色，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老陈说到这，眼睛里满是怀念，禁不住嘿嘿笑了起来。
老陈说，“社会上的人虽然对下井这个脏、累、险的特殊工作有偏见，但对于像我这样祖祖辈辈在温饱线上挣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青年来说，却是改变家庭面貌的唯一捷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就不断激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尽快改变合同工的农民身份，转正，端铁饭碗，吃一辈子的公家饭。当然和我一起招工下井的有不少是走后门来的，有的是大队书记的儿子，有的是公社领导的什么亲属，有相当一部分因吃不了井下苦，跑回去了。我也苦，但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一直踏踏实实地干着，没什么别的心思，所以很受矿领导的器重，先后当上了班长、队长，没过几年转正的愿望就实现了。”
老陈吸了口烟，眼睛看着烟雾升腾，渐渐变淡、消失，就像他的青春与财富。他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人总是随着环境在变化。这时正赶上全民办矿热潮的兴起，我们村西头不到一里地，就有一个50年代国家建了一半，听说当时设计规模相当大的国家矿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井筒打了好深，没有见到煤就停下了，一直在那放着。”
从小我都知道村地下有煤，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矿能重新开建，矿上的工人住在我们村上，出出进进多有面子。你不知道当时我们这里的农村人很羡慕城里人，我也一样，心想就是到煤矿捡破烂，我这一辈子也满足了。这一场梦做了20年也没有成真，反而是我们村（当时叫大队），在这闲置了20多年的半成品井筒上，简单地架起了三根交叉在一起的那种井架，开始往下继续挖。
村民们认为国家既然在这里打井，肯定勘探过，底下一定有煤，这样的判断很武断，但还真没出乎意料，没打几天时间就见了煤。是我们村改革开放后办起的第一个村办企业，本来是好事情，有国家贷款政策的支持，发展下去，前景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经营了三年多时间问题就出来了，农民办矿，没有经验，管理手段陈旧，相互排挤，窝里斗，煤矿经营连年亏损，最后居然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
有一年春节，我请了几天假回家过年，刚回到村里，村主任突然把我叫去，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想来想去，咱村上的煤矿再这样经营下去，窟窿会越来越大，群众会把矛头一起指向我，你在大矿干过，又有文化、有专业水平，我想，把煤矿承包给你经营，肯定比村里经营的好，咱村上只有你有这个能力，这个忙一定要帮，挣钱不挣钱不要紧，保住就行，让我先摆脱出来。’
老陈说：“当时我一下就蒙了，好不容易能吃上国家这碗饭，现在还是个队长，好赖也是矿上的中层干部，管100多号人，让我放弃我现在的事业，折回来当村办企业的头儿，没地位不说，就是出的力再大，办成了，成绩是集体的；办咂了，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一辈子不要想在乡亲们跟前抬起头来。我那时脑子里想都没敢去想挣钱当老板的事情。”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煤老板，和农村的其他中年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无论穿着或气质，连这陕西农村人独有的蹲在门口的姿势也自然而娴熟。
“后来推了几次，但还是碍于面子答应了。咱农村人爱面子，重感情，再加上国家改革开发政策的持续宽松，在周围其他人的鼓励下，我先请了一年的长假，以承包的形式，将村办煤矿经营了下来。人就是这样，机遇很重要，在我承包经营的几年时间内，煤炭价格一直很好，除缴清承包费外，说实话，我赚了大钱。不仅我发了，在镇上买了房，有了小轿车，而且我的许多亲戚也富起来了，他们全在矿上上班，都掌管着一定的权利。可以说，在承包村办煤矿那几年里，是我最风光的时候，从我们这个不长的镇街道上走过去，碰见的人都是一口一个陈老板叫着，连在学生期间因为我家里穷，看不起我，现在已经吃公家饭的女同学，都主动联系我，乐意用她手中的权力帮忙，来来往往，风言风语的各种说法都有，搞的老婆很不高兴。”说到这里，老陈明显地有些害臊。
“唉！再后来就没法说了，客观上说是受煤炭市场政策因素的影响，价格有所下跌，利润相对能低一些，其实效益还算相当可观。当时还没有百元的票面，每月和电厂结账，就10元钱一张的票面，拿农村装化肥的袋子往回装哩！现在想想，根本问题是自己干什么事情都太顺了，没有把握好，不知道钱多了该咋花，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有钱的人了，用农村最朴实的话说，没有夹着尾巴做人，太招摇了，惹了一些人。再加上农民的小农经济意识非常浓厚，你没钱穷，笑话看不起你，等你有了钱，开始是眼红、嫉妒，然后是打击排斥，尤其是我承包的是村里的煤矿，牵扯到全体村民的利益，可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村办煤矿承包不成了，这是必然。不过我当时也不在乎，我确实挣了钱了，要是安心过日子，一辈子都不会再受穷。可就是在这关键时期，我过分地相信钱的作用了，也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再说，20来岁，不干点事情也不甘心，我当时也憋了一肚子的气。就想，当时是你们求我承包煤矿的，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现在煤矿活了，就把我一脚踢开了。村上煤矿承包不了，我非得在煤上要干成更大的事业，不蒸包子咱争口气，让你们骑驴翻账本，看看我陈某的能耐。
凭我的信誉和对周围小煤窑状况的判断，我很快知道街西边坡底下有个小煤窑经营受阻，急需转让承包，所以没有费多大周折，很快搞定了这个煤矿，承包经营，接管开始生产。谁知这个煤矿的甲方是个“老狐狸”，他办煤矿已经几十年了，比我有经验，玩社会比我精，琢磨事、琢磨人比我鬼，填合同之前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承诺都答应，他的矿简直就是一朵花，不用投资分文就能赚钱，结果合同一签订，就变了一副嘴脸，什么都要算钱。这些都是小钱，计较起来也没啥意思，主要是井下，我组织队伍生产不到一个月，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前边没有煤全是石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另开巷道找煤，接着是运输大巷严重失修变形，多处压力大，支护质量有问题，人都进不去了，必须重新返修支护，干煤矿的都知道井下的返工不是在地面上修路，多填几掀土压一压就行了，井下返修它承载着巨大压力，有多少伤亡事故都是在回撤的时候发生的，附近的某国有大矿就在前几天回柱时，周期来压，放井工一锤敲下去，推倒了100多米的工作面，死伤12个，到现在还有两名矿工没有刨出来。小煤窑虽然没有大矿压力那么大，但周围都是采空区，无法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最怕的是水和瓦斯涌出，那一切全完了。碌碡拉到半坡上了，前进举步维艰，后退就前功尽弃。有朋友劝说损失点算了，井下条件太复杂，煤质也不太好，卖不上价钱，投资还是个没底的坑，啥时候能收回成本？再说是承包经营，主动权又不在咱手里，巷道往哪里开，都必须人家说了算，由不得咱，还是走为上策。
后来事实证明，如果听了朋友的劝阻，我也就不会一败涂地了，可惜我当时虽然有些担心，但是我更相信命运，我打小命就非常好，肯定能助我度过槛坎。再加上年轻气盛，好于面子，不想被村里人看扁了，就咬了咬牙，继续加大投入，高薪聘请国有大矿退休的工程师设计大巷维修方案，将以前的木柱支护全部改为用料石砌碹，三个月就花去了160万元，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工程量还完成不到50%，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只好以矿养矿，一边出煤一边维护巷道，结果地质条件异常的复杂，成本高且不说，挖出来的煤有30%都是石头，承包合同划定范围以外的又不让你采。
“承包应该是自己说了算，在井下谁还管得住你往哪里采吗？再说了承包本来就是短期行为……”
面对疑问，老陈苦笑着说：“合同本来在签订时就上了当，是欺骗后的霸王合同，开始说你对井下的情况不是太熟悉，让我们的技术员给你服务，工资由我们甲方承担，他们在矿上干了好多年了，技术没问题，多好的甲方啊！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谁知他们的技术员是在井下监督生产，就是限制你只能在这个地质条件复杂的采区出煤，其它巷道根本就不让你进去，煤质差卖不上价钱，连本都保不住。我多次找对方协商，要求对合同进行修改，给点活路。而对方扳得很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时我才感觉到这纯粹是一个圈套，把我套进去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干了一年，亏了100多万元，我想再不能干了，时间越长，亏的越大，陷的越深。可家里人不心甘啊！损失太惨了，不能这样就走了，要找对方讨个说法。我极力反对，人家既然设了套，找也是白找。然后我静下来总结两次承包的教训，第一次承包因为群众眼红，不让干了，不管咋样，赚钱了，心理上很满足；第二次承包考虑不周，钻到圈套里面去了，赔了血本，是自己干不成了，赚钱和不赚钱两次承包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是自己的煤矿，我绝对不会走到这步田地。
老陈说他交了这么多学费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自己干，开办自己的煤矿，承包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人家手里，再这样下去，可能赔得更惨。
道理应该是这样，似乎谁都懂，但有理并不等于就有利可图，思路不一定就是出路。老陈在他缴纳了100万元学费，走到倾家荡产边缘时，悟出了自己必须拥有煤矿的道理。反而促使他又走了一步险棋，最终把他推到现在的地步。
有了自己干的想法，陈老板很快终止了这份霸王合同，托人出高价从大矿搞到了图纸，选准了位置，利用以前打下的关系，从银行贷了总共100多万元，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在国有大矿井田范围内，设计了年生产6万吨的矿井。建设全面铺开，开始还算顺当，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出煤，筹资的100万元也花得一干而净。
正当老陈做自己东山再起的美梦，可以扬眉吐气时，煤炭第二次的滞销席卷全国。这次比第一次更加严重。按当时的煤价，陈老板煤矿生产的煤连成本都不够，何谈收回投资赚大钱。雪上加霜的是正赶上1998年国家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小煤矿，老陈的矿在国有大矿井田范围内，没有任何手续，开矿把他手里的钱花得精光，想打通关系又手头拮据。各方面的取缔关井条件他都具备了，陈老板最终无力回天。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再也没有能力翻起身来，生命中的辉煌最终以黯然收场。
知足常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陈也逐渐务实了起来，抛弃了浮躁和空想。他笑着对我说幸亏当时把农村的地方房子收拾了，镇上还买了一个小院子，做点小本生意，勉强能维持生计。
周围熟悉老陈的人说，他虽然走到了这步田地，没有以前风光了，但是人家总归有过那段辉煌。到现在老陈走在大街上熟人见了还是陈老板、陈老板叫个不停，依旧对当年一夜暴富的陈老板投去羡慕的眼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许多人眼里，能风光一时，也算不白活一世！
“相关背景”从鼓励全民办矿到小煤窑治理
煤老板是伴随小煤矿的出现而衍生的历史名词。
1983年4月，原煤炭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6月28日，煤炭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手发展地方煤矿的通知》；根据各地的进展情况，11月6日，煤炭部又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
一年三次出台政策，可见煤炭形势之严峻。可见当时建立全方位投资煤炭的艰难，可见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正是由于这些有针对性政策出台后的有很强可操作性，符合国情，激发了全民办矿的热情，煤炭供需矛盾在短期内有了显著变化，到1985年，乡镇煤矿的产量达到2.83亿吨，比1983年增加1.13亿吨。
“七五”、“八五”计划又把基础能源投资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八五”计划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确定对煤矿投资建设期间的投资体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前提下，以投资陕西黄陵、河南永夏、甘肃华亭等4大煤炭基地为突破口，使我国的煤炭建设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完全带入到一个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新阶段。
多元办矿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政策稳定不变的持续性，不同性质的煤矿遍地开花。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煤炭实体经济的煤老板阶层。
1993年1月3日，国务院再发通知：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小煤矿发展很快，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支援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安全状况很不好，事故严重；二是在国营煤矿井田范围内乱挖滥采，不惜破坏国家煤炭资源，甚至严重影响国营大矿安全生产。这些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还非常严重。
去年1至9月，全国乡镇煤矿因公死亡人数达三千八百五十四人，占全国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的65.5%，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6%，特别是无证非法采煤的小煤矿事故更为突出，仅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就发生60次，死亡408人。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26.4%。
3月20日，山西省吕梁地区孝义市两个无证乡镇煤矿，争抢资源，井下贯通处发生煤尘爆炸，死亡65人；6月17日，湖南省怀化地区辰溪县方田乡一无证煤矿，因瓦斯爆炸，死亡43人；9月6日，又是辰溪县方田乡的另一个无证小煤矿，井下透水，死亡33人；贵州省煤矿1至9月连续发生11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其中6次发生在无证开采的乡镇煤矿，死亡103人。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全国103个统配矿务局（矿）井田范围内开采的小煤矿约有11200百多处，其中有5800多处是无证非法开办的，这些小煤矿对国营大矿的安全生产影响十分严重。例如，乱挖滥采大矿各类保安煤柱的有1300多处，与国营大矿贯通的有1500多处，进入国营大矿采区的有600多处，已经造成透水事故387次，瓦斯爆炸25次，由此破坏生产矿井现有生产水平储量15亿吨，直接经济损失12亿元。江西省洛市矿务局龙溪矿4平方公里的井田范围内有97个小煤矿在乱挖滥采。
由于这些小煤矿主要是开采国营矿工业广场和建筑物下的保护煤柱，致使地面许多建筑物受到破坏。当年，江西丰城市楼前乡一无证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殃及相邻的另一小煤矿和龙溪煤矿，两个小煤矿死亡19人，龙溪煤矿死亡7人，仅龙溪煤矿巷道被淹，经济损失就达1500多万元。
为整顿乡镇煤矿和取缔无证非法采煤。国务院先后发出了《国务院关于乡镇煤矿实行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发〔1986〕105号）、《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立即整顿国营煤矿井田内各种小井的意见的通知》（国发〔1988〕18号）、《国务院关于清理 整顿个体采煤的通知》（国发〔1991〕37号）。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对小煤矿进行了多次整顿，乱挖滥采现象有所减少，有的地区乡镇煤矿走上了合理布局、依法开采、安全生产的道路，但多数地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许多乡镇煤矿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无证煤矿在一些地区仍然大量存在；不依法开采、越层越界威胁国营大矿安全生产的问题相当严重。
文件称：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对于煤炭资源开采的管理和安全生产条件，《矿产资源法》、《矿山安全条例》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省（区、市）均有明确规定，关键是这些规定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有的地方对发展乡镇煤矿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尤其是有些县（区）、乡一级政府的领导，只考虑发展乡镇煤矿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农民致富和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面，而不考虑乡镇煤矿违法开采，不安全生产、会破坏国家资源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面。有的地方置国家法令于不顾，管理失控，放任自流。从目前情况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些问题有继续加剧的趋势，将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源造成更大损失。
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安全事故，百万吨死亡人数在局部产煤市县高达30人。国务院再次召开会议，并把小煤窑清理整顿放在国际地位、人权尊严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制定切实可行措施，使其整顿达到预期效果，把安全事故降下来。
国家煤炭工业部及时转发贯彻国发〔1993〕2号文件进一步清理整顿小煤矿的通知，责令对无证开采的小煤矿要一律取缔。对持证生产矿井一律按《矿山安全法》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整顿。对各种形式的煤矿和个体煤矿，安全生产条件必须具备：资源可靠，并取得采矿许可证；有县（市）级以上煤炭工业管理部门批准的开采设计文件；矿井各生产系统必须符合《乡镇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独立生产矿井至少有两个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实行机械通风，有合理的通风系统；资源回收率要符合煤炭工业技术政策；矿长和瓦斯检查员、放炮员、安全检查员、绞车司机、电钳工、爆破器材保管员等特殊工种操作人员必须经县级以上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培训，持有县级以上煤炭工业管理部门颁发的任职资格证书；必须保证矿井上下、矿井内外通讯畅通；井下必须按规程规定使用防爆电器设备、安全型放炮器、煤矿许用炸药和雷管；有实测的《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有近邻矿井的必须定期向上级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邻矿交换上述三种图纸，接受煤炭工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文件虽然为关闭小煤窑划定了界线，为小煤窑规范经营出台了标准，但真正导致煤炭无序开采步伐放慢的是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以及与之配套的《矿产资源勘察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等多项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法规出台时正处于煤炭产能的严重过剩时期，当时煤炭价格持续走低，除有电煤计划和铁路运力的国有煤矿外，其它性质的煤矿几乎都到了自身难保，举步维艰的地步。
1998年12月3日，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到1999年底之前，关闭25800个小煤矿……
这是1983年国家连续出台三项政策，鼓励全民办矿近5年来，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之后，国务院出台关闭整顿小煤窑的第一个文件。
政策的实施也很快取得了显著效果，尤其是对国有大矿造成直接威胁的小煤矿，在政策保护下，许多国有煤矿紧紧抓住小煤窑受市场疲软，普遍经营形势严峻，生存处境困难的有利时机，进行收购关闭。陕西黄陵矿业公司以200万元购买了井田范围内的12个小煤矿，有效保护了机械化开采的完整性。
通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关闭整顿，1999年底的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1999年，全国共关闭33220个小煤矿，总产能比1995年下降3亿吨。
纵观这个时期，煤炭工业的发展趋势十分乐观，可以说在摆脱了80年代煤炭紧缺危机之后，正在走向一条持续平衡的发展道路。
“九五”、“十五”计划期间，煤炭投资计划锐减，而且在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就连“八五”的几个重点煤炭建设工程，也由于投资断奶，形成许多半截子工程。仅黄陵矿区就有12个单项工程建了半截子停了下来，占用资金7千万元，仅每年支付银行利息，就相当全矿区职工半年的工资，尤其是配套电厂的缓建，为矿区的总体发展带来很大程度的不便，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国家投资战略调整，煤炭基础产业建设的锐减，不仅让黄陵矿区这样的重点工程无所适从，对国有矿建施工企业的打击更是致命的。煤矿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他们还能凑合着简易投产，而矿建企业形势就更加严峻，他们没有矿建任务，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长达24个月。
老牌国有煤炭企业也受煤炭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的困扰，只能挖潜节能，艰难的存活。再加国家给煤炭的亏损指标逐年减少，使国有老矿区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而又投入不足的“病态”。绝大部分企业寅吃卯粮，早已是“家无隔夜粮”，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安全欠账多、生产设备陈旧，生产能力下降，职工生活生存困难，工程技术人员严重流失，又新招不来大学生，全国除中国矿业大学保留牌子外，其它煤炭院校全部摘牌改为热门校名，有的院校干脆去掉了煤炭专业的招生……
当世纪之交新一轮煤炭紧缺的风暴再次到来时，国有煤炭企业承担国民经济建设的重任责无旁贷地开足马力生产，以满足国家缺煤的需要。但因为投入严重不足，管理技术人员匮乏，难以适应煤炭市场对煤矿生产的需要，结果煤炭企业普遍出现超负荷生产，导致特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国务院紧急颁布《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34号）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296号），1993年的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分析到了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安全生产、劳动保护上不了国民经济计划。从“六五”到“七五”劳动保护发展和措施计划多次上报，多次被砍掉。“八五”计划中虽然在宏观上有要求，但具体项目一个也没列上，因而，各地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也很少有列入的。到了企业更是难办，发生了特大事故就给钱，不发生事故即使隐患再严重也没有钱。报告并建议对更新改造资金少、负担重的老煤炭企业适当提高折旧率和大修基金比例，以筹集资金，恢复安全生产后劲，在国家规划中应补上安全生产发展技术措施的计划，以有计划地解决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恶化的问题。
就煤炭企业而言，国家除对资源枯竭矿井实施政策性破产，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加大投入和安全资金的提取外，仍然把整顿煤炭生产秩序，关闭非法开采小煤窑，作为重中之重，颁布了国家发改委发〔2006〕82号文件，要求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是国务院在认真分析我国煤炭工业形势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推动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
通过持续的整顿关闭，我国煤炭生产秩序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有大煤业集团的组建，使煤炭工业不管从建井技术，煤炭开采、安全生产，以及煤炭深加工等方面已经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
在矿井建设技术和速度上，中煤一建实现了1000米竖井当年开工，当年到底，在高复杂地质大量涌水的情况下，全段冻结深度施工达到700多米，建设者在每小时涌水1500立方米的条件下施工，月成井100米以上，拥有了一井一面，年产量150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
神东公司实现了年产煤1.2亿吨零死亡的骄人成绩，煤直接制油的全球理论数字，在我国通过实验试验后，建成开始出油，再加上煤炭企业关闭破产政策效果的显现，煤矿棚户区、沉陷区治理力度的加快，煤矿安全欠账偿还步伐的加快，国家本着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监督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神华、兖矿等一批具有世界前沿管理技术和装备水平现代化矿井先后投产，使我国煤炭工业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国家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在纪念煤炭工业改革开放30年暨行业表彰大会上做出这样的总结：
煤炭供给由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满足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2007年原煤产量达到25.26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4倍以上。
煤炭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2007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1002亿元，2002年增长了10倍以上。
生产结构由煤矿数量多、规模小转变为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为主体，产业集中度显著提高。到2007年底，全国大中小煤矿产量比重为50：12：38.
生产方式由手工作业和半机械化为主转变为机械化、现代化为主，科技进步明显加快。国有重点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提高到2007年的86%。
煤炭产业由单一产业、单一经营转变为以煤为主、综合发展的多元化格局，结构调整取得突破。
安全状况由事故多发转变为总体稳定趋于好转，安全生产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9.44%下降到1.485%。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煤炭工业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煤炭出口量2003年达到9400万吨，跃居世界第二位。煤机产品出口、技术和劳务输出、境外资源开发逐步加大。
行业管理由单纯的行政计划管理转变为市场引导、依法管理，煤炭法制建设步伐加快。煤炭工业初步走上市场引导、政府调控、依法管理的轨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煤炭工业将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
“相关链接”小煤矿遭遇“水龙王”
1998年11月14日晚，陕西煤炭工业重镇黄陵县店头镇鲁寺村。
村民朱长河的儿子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发现电视在轻微晃动，随后窑洞顶上开始往下掉土、墙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许多细小裂纹。全家人惊慌失措，以为是地震来了，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赶忙跑出来到院子里躲避，脚跟还未站稳，就听见村里面鸡鸣犬吠，慌乱不堪，显然村里人也都发现了异常。这时又有人喊“有水，水来了！”
朱长河糊涂了，这里地势高，前不着河，后不临湖的哪来的水？正疑惑间，就见一股水流从大门下边涌进来，水势不小，片刻间就淹没了整个院子，并越过门槛，流进了窑洞。朱长河顾不得房屋开裂的危险，赶紧领着家人将门槛加高，才阻止了水继续流入……
这一夜，鲁寺村鸡飞狗跳，全村人折腾了一夜，才勉强将水排到低涡处。因为担心“地震”，没人敢在屋里住，数百人冒着刺骨寒风在野外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村民们才知道了这起灾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鲁寺村的村民们从前来调查这起事故人员口中得知，原来附近的一家小煤窑在上游越界开采，将离村数里外的沮河河床采空，河水沿着地下空的巷道，从相互贯通的几十个小煤窑采空区一路顺流而下，形成强大冲击力，再从鲁寺村后边的一个报废小煤窑巷道涌出来，掩埋了村庄。
更为可怕的是，村民们这才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小煤窑挖空，一层薄薄的黄土将村庄勉强支撑在地表，只要稍微有一点地质变化，后果就不堪设想！
当时的《中国煤炭报》报道了这一事件。
当年春节，鲁寺村的村民却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举村搬迁到1公里外暂住。当记者赶去采访时，整个村庄已经人走屋空，现场一片狼藉。
鲁寺村以煤而兴，76户约400口村民在短短几年里，家家都盖了新房。一场灾难，昔日富裕的景象已荡然无存了。记者来到一户朱姓村民家中，相当气派的大铁门已经严重变形，几个人勉强将门推开，只见屋内洁白的墙壁裂开了数道缝隙，最宽处达10厘米，手臂都能轻松伸进去。主人的4孔窑洞，其中两孔已经倒塌，院中间一眼水井，不断往外喷着混水，一直淌到大门外，在这数九寒冬的天气里，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层……
在村里还遇见一个50多岁的村民，蹲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一脸的悲痛。问起村庄怎么变成这样时，这位村民咬牙切齿地说：“都是小煤窑造的孽！”他平时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盖身后这座房子上，还欠了许多的债务。事故发生后，全村都搬离了村子，他的家人现在都在安全地方暂时安置，但他一直挂念着家，怕有人趁乱打劫，就跑回来守着。
黄陵煤田是陕西煤炭产业战略北移的接续矿区。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小煤窑从无到有，并迅猛地增加到200多个，仅鲁寺村周围就不下30个。
其实，早在1999年的3月15日，与鲁寺村相邻的国有大型煤炭重点工程黄陵矿区一号煤矿就曾惨遭水淹。而事故调查认定也同样是因为上游小煤窑胡挖滥采造成的。
上游一无名小煤窑在沮河河床下非法开采，导致河水下泄涌进小煤窑，周围与之相通的数十个小煤窑同时被淹，河水从地下一路漫延，先将紧靠一号煤矿的国有矿井苍斜矿主平峒淹没，苍斜矿主平峒紧靠黄陵矿区一号煤矿的侧壁成为了一道拦水坝，接到消息后，黄陵矿区虽然紧急采取措施对侧壁进行加固，但河水不断涌入，并在苍斜平峒内迅速积聚，最终还是冲破“堤坝”，将这个国家“八五”重点工程矿井全部淹没，致使该矿停产放假达一年之久，直接损失在2000万元以上，间接损失达上亿元之巨……
特大灾难事故的屡屡发生，国家煤炭主管部门成了消防员，哪里有“火”哪里灭。
“核心启示”客观评价小煤矿：理性还要建设性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我国煤炭工业走过崎岖与飞速的发展历程，成绩辉煌，超过了预计2000年生产煤炭12亿吨的奋斗目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国煤炭工业发展也走了许多弯路，留下诸多需要反思和调整改进的地方。总结改革开放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只有摆脱无意识的低层次循环，只有用理智和毅力指导生产本身的时候，煤炭工业才算真正开始自己的历史，无序开采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暴利的时代才能结束，成为历史翻过的一页。
整合的煤矿普遍是点多、分散、权属复杂、基础薄弱、人才不足、装备相对落后，煤矿的安全生产没有保障，挡住了我国煤炭工业现代化前进的道路，由此留下恶性遗产的痕迹影响着改革步伐，也是整合艰难的根源所在。
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只要在共同利益中寻求最佳的组合，排除地域和各自的本位主义观念，才能争取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我国煤炭界，中央直属企业、国有重点煤矿、劳改煤矿、地方国有和私人中小煤炭企业同存共生。在强势面前，中小煤炭企业无疑是煤海内的“孤岛”。其生产工艺落后、技术人才匮乏、管理手端粗放、没有资金政策、计划运量支持、自由发展、自然消失，对我国的煤炭工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是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它曾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保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车轮稳步持续前行，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提出的我国煤炭工业要实行国家统配煤矿和地方煤矿两条腿走路、哪一条腿都不能短的思路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鼓励小煤矿发展的配套政策，从而使小煤矿的产量从1980年的2757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44.5%，上升到1990年的5827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4%。如果没有地方、集体、个人煤矿生产这么多的煤炭，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能源供应将不堪设想。
后来由于多种因素纠结，使得中小煤矿屡受压制，却一直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比如某采煤大县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中小煤矿，水土保值、维建费、地税等项目吨煤在46元钱，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费用是返还煤矿的，而这个县只是收，从来就没有返还这一说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小煤窑实际产量已经达到20万吨，可只报8万吨，在隐瞒和抵制中生存，造成税收逐年大幅度下降。
对此，该县出台了一个更绝妙的政策，建立煤炭检查站，凡是通过的车辆，一吨收5元的过磅费，将以前吨煤46元钱的各种税费捆绑在一起，提前缴纳，实行一卡通，不刷卡煤就别想出煤检站，这样完全杜绝了隐瞒产量、偷税漏税的现象。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应该给煤矿返还的依然不返还，政府给各职能部门的费用下拨得也不痛快，导致把着煤炭管理大权的部门又把手伸向了煤矿，造成重复收费。煤矿也不会坐以待毙，负担加重后，只好联合起来，消极抵抗，压低产量，不卖煤。煤炭大量积压，造成吨煤价格从一年前的500元，降到现在的260元，两败俱伤，至今还在顶牛。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每到一处，煤老板都叫苦连天。再加上在认识上，有将中小煤矿“妖魔化”的倾向，把它与事故频发、大量伤亡、浪费资源等现象紧密地等同起来，似乎只有中国把中小型煤矿“完全、彻底”地消灭，才能实现中国煤炭工业的现代化。有些部门的人员甚至利用把持的权力，不顾法律的尊严，不顾实际情况地下达关闭中小型煤矿的任务指标，以偏盖全，这与我国复杂的煤炭地质开采条件是相违背的，即使“十二五”大型现代化煤炭基地形成，这样大规模开采业也受特殊的煤层附存地质条件限制，边角料依然必须由小煤窑传统的工艺开采来完成。
但是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具有资本运作功能，集煤炭生产、销售、加工转化、新型能源建设为一体大型企业集团战略目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小煤矿受自身客观因素限制，必然被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煤炭工业所取代，这是无法改变的，也是自然发展规律。一旦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就能从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搭上能源结构调整的高速列车，找准自己的位置，以凤凰涅槃般的顽强、坚毅，抒写新辉煌。这将是小煤窑、煤老板在经历了狂热、偏激和痛苦之后的必然选择。
“浮世绘——表情”
一位“阔太太”清早起来和村里的其他农村妇女一样站在村口，等着推自行车走街串巷赶固定时间来他们村割豆腐的人（豆腐是用刀子割，当地人把卖称为割）。
割好了豆腐，这位“阔太太”以豆腐水多为由和割豆腐的争吵了起来，还没有等卖豆腐的争辩几句，“阔太太”就认为在众人面前伤了她的面子，她将两大筐豆腐全推倒在村中间的土路上，并拿出100元恶狠狠地甩在卖豆腐的脸上说：“你不是要钱吗？我有的是钱，给你钱，叫你豆腐水‘压不干净’再给我‘亏’人！”
这位“阔太太”就是当地一位煤老板的夫人。
2003年，一个在小煤窑下井的年轻小伙手里拿着份招工合同，上面写到：如发生事故造成死亡，由矿方一次性付给安葬抚恤金5万元，重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待伤势稳定出院，一次支付最多不超过6万元的供养费用，一概再不负担其它责任。
在一些小煤窑，煤老板已经给生命明码标价了，而接受这标价多是自愿下煤窑，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
5万元就要买断一条人命，小伙子面色平静，毫不犹豫就在合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条件你也能接受吗？”
这位小伙子回答很干脆：“能！我在其他煤矿上干了好几年，那里的老板比这里的还要黑。他们也不说给你多少工资，也没有任何合同，只是让你干，有时几个月也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矿上雇有保安，24小时巡逻，就怕你逃跑了，窑主还养了几条大狼狗，只要到了矿上，你想走都走不了。出了事故老板凭良心给你，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听说死亡最多超不过2万块，要是重伤，那就更惨了，把人撂医院给家属打个电话就不管了。”
“我是跟着经常来矿上拉煤的一个司机混熟了，坐他的拉煤车才逃出来的。回来一算，整整在那个矿上干了3年，才落了1万元。”
而更多的煤老板怎样一夜暴富？
在陕北榆林，某矿资源枯竭后，政府要在一年之内吊销全部证照，彻底关闭。而有个煤老板多了个心眼，为了借整合之机扩大井田范围，从2005年就开始无井田越界违法开采，他打通各种关系将证照保留下来。随后又非法交易，以1.7亿元将相邻两个同样资源枯竭的矿井买过来，列入整合矿井，最终获得9.6平方公里的新井田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