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滑经济周期，应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举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通过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我们的反周期宏观调控艺术越来越成熟。对此，刘树成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取向转轨以后的宏观调控发生的三次转变。
第一次是针对1992 年~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采取了“双适度从紧”政策，即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是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需求不足问题，由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下滑，拉动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证了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又防止了盲目放松银根，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既抑制了通货紧缩，又防止了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实践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
第三次是2005年，在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再次转换方向，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成为所谓“双稳健”政策。就稳健的财政政策来说，主要表现为“双减”：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这是由于当时投资规模已经很大、社会资金增加较多，有必要也有条件转换财政政策的取向。货币政策则继续实行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有所不同的是：2002年、2003年，在松紧适度中，略有从松，侧重点是抑制通货紧缩；而2004年，在松紧适度中，则略有从紧，侧重点是防止通货膨胀；2005年，总体上说，侧重点仍然是防止通货膨胀，但在松紧适度中，不像2002年、2003年那样从松，也不像2004年那样从紧，而是要密切跟踪经济运行态势和物价态势的变化，及时把握好松紧力度，特别是在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也提出了双稳健的政策，用以延长经济繁荣周期。陈东琪认为，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走向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也是十多年来我国首次采取如此经济政策取向。
所谓双稳健，其实是中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的口语化表述，突出特征是措施组合均采取中性姿态，走中间道路，政策意图突出一个“稳”字，总的政策倾向既不明显扩张又不明显紧缩。陈东琪说：“这个政策组合模式，通常适应于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经济增长基本落在长期均衡轨道附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程度不高，就业比较充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的景气周期运动处于黄金期。”
据陈东琪的研究，作为稳健政策理论体系的范畴，双稳健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追求平稳运行；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政策组合模式中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的取向相同；第三个重要特征是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强调在经济周期变化的一定阶段宏观调控不得不走中间道路。
陈东琪认为，双稳健政策利于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实行弹性的反向操作。双稳健反向操作的力度不大，调控动作的幅度较小，柔性度比较好，富有弹性和灵活性。调控力度虽小，但间隔时间比较短，操作频率比较高，用小调整代替大调整，以小波动防止大波动。同时，双稳健政策下的微调，无论是向上微调还是向下微调，都在时间上打提前量，用预调方式调控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调节经济指标变化的速率。
科学总结最新一次宏观调控，对于清理反周期对策具有一定意义。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2003年下半年起，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刘树成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次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学术界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即在经济是否过热的看法上，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刘树成将近两年来学术界的这一争论，归纳为以下10种主要观点：（1）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总量过热；（2）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总量过热倾向、过热趋势或苗头；（3）认为是局部过热，宏观调控应结构性地有扩有控；（4）认为我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过热，不要轻言经济过热；（5）认为我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6）认为我国经济是正常的热，如果有市场有需要，不管多热都不能称其为过热；（7）认为我国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因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8）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不是过热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偏冷特征并没有明显改变，最终消费还没有激活；（9）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有冷有热，冷的是消费，热的是投资；（10）认为不能简单地说经济过热或不过热，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要比用过热或不过热来概括复杂得多。
刘树成指出，较多学者的观点是认为局部过热，或出现过热倾向、苗头。对经济形势不同判断的背后，隐含地表明对是否需要进行这次宏观调控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同看法。值得重视的是，用19世纪以萨伊为代表的古老的“市场经济供求自动均衡论”，或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供求自动均衡假定”，来解释和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后的宏观经济问题，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刘树成将这次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和时间列成表，归结出六大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反映出我们宏观调控的成熟性。其一，在时机上，是一次见势快、动手早，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因此，其结果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一定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继续保持既平稳又较快的健康运行。其二，在切入点上，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确保粮食增产的耕地基础，抑制部分过热行业的盲目投资。其三，在节奏上，是渐进式的，由未雨绸缪、冷静观察，到温和预警、适度微调，再到适时加大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其四，在实施原则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其五，在手段上，综合运用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同时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调控取得预期效果，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六，在调控中，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失时机地推进了相关的各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