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又以读经史不可不明地理，考地理不可无图。欲尽绘群经、诸史地舆图，购得内府康熙、乾隆两朝地图，皆人间所罕有。道光初，番禺吴菊湖庶常家懋、潘谷香刑部正琛尝于燕京各得康熙、乾隆两朝地图一本，未旬日，而贾人偿以十倍重价再三索回，庶常、刑部并不与，问其故，则是时回疆用兵，满洲武隆阿奉命出为参赞大臣，面奏求赐两朝地图，时内府旧板已不存也。先生据以为本，先为《禹贡图》，正胡朏明《禹贡锥指》之误，并系其说以明之。又为《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八卷［2］［2］《清史稿·艺文志》作“七卷”。，起于蒲昌海，自北而南，至黑水终焉。编排志文，使从川渠次第，说以今日水道，著其源委而略于过郡，以《班志》体例本如斯也。两山之间有水，两水之间有山，山川相间，古今无改。惟京师以南至淮北，水道平壤，古今湮变最多，钩稽本志，得其故渎，能正郦道元以后群书之误。又今之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水道昔皆边徼僻远之域，考证者恒多讹舛，先生参互考订，皆能明其故道之所在。盖自班氏撰《志》千余年来无人问津者，沉薶幽僻，一旦疏通，言水道者叹观止矣。
先生又以为《说文》谐声之字，其义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义。至于递为、孳乳，而义仍属之。因取《说文》谐声之字，以声为纲，凡以形相益，以义相引等字，次第属之，依段氏古韵定为十七卷。声以类从，如谱系然，因名曰《说文声类谱》。昔戴东原尝劝段茂堂为此书，以为千古奇作。归安姚文僖、武进张皋文、肃宁苗先麓皆尝为此，其体例并与先生殊。闻先生此书成于三十岁以前，自以为少作不足珍也，然实有益于读《说文》者。切韵之学，自魏孙炎创为反语，南北朝盛传其学，而陆法言为大宗。至宋以后，此学渐荒。近数百年，著书者多变乱古法，先生据《广韵》切语著《切韵表》一书，以明陆氏之学。其序有云：“余读《广韵》之书，取切语上一字系联之为双声之韵，而见字母所由立。又以下一字系联之为叠韵之类，而见呼等所由分。若夫声之为类，不止三十六母韵之相近为类，或少或多而不限于四等。又灼然知声类之有流变，陆氏以前异于唐季以后云。”先生又尝集考证经、史、子、集、天文、舆地、算法、音韵、金石之文共若干篇，陆续付梓，题曰《东塾类稿》。文灿尝载之京师，一时索取殆尽。盖事事精确，有非他人所及者。先生长子名宗谊，字孝通，一字伯廉。秉性孝友，沉默寡言，不喜纷华，尤不好举子业。尝以圣贤自期，视科名、富贵蔑如也。先生尝教以治《论语》，依朱子法，日读一章，因著《读论语笔记》一卷。其言有云：“为人当从大道行，读书亦然，小街曲巷，不成学问。”又曰：“读书以勇为第一义，徒知而不能行，知亦虚言。自问、自责不可稍恕。”又曰：“士不安贫，足以乱天下。”又曰：“乱从贪起，贪从奢起。”皆读书有得之言也。惜年逾弱冠而卒。
虞君必芳，字子馨。其先浙江人，迁粤为番禺人。少颖悟，为文沈博绝丽，直过六朝。肄业学海堂，堂中文士无出其右者。谭训导莹评其文曰：“雅健雄深，清转华妙。”张南康维屏尤赏之曰：“乾隆［1］［1］“隆”，《辛巳丛编》本作“坤”是。清气，特钟斯人。”遂命驾往拜之，云：“少时在京师赋诗，吴山尊学士闻人诵之，即来拜。今老矣，亦以此礼施之后生可也。”其见所推重如此。天性孝友，操履醇洁，贫而益介，为童子师以自给。七应学政试，录取古学者再，后或以疾未预正考，竟卒，年三十二。自少从吾师陈兰甫先生游，先生闻其卒，哭之恸，既序其遗稿，复取史家传文苑法，取其所撰《袁督师祠堂碑文》一篇以为传云。
子馨治经通大义，解说亦以精确为宗。余尝见其考“戈戟”云：“戈戟形制见《考工记》，后人各据郑注为图，独程氏瑶田所定与郑注异，而至为详善。其所定戟图，尤以初拟者为至善。戈之制，援平出而胡下垂，内横贯柲，程氏证诸所见古戈，无不尽合，且证以《说文》‘戈，平头戟也’之说。其非直刃，固明白矣。惟初定戟图既据记文而拟之，后复以未见古戟而疑戈内末之有刃者，是戟非戈。其内末之刃即刺，遂更为之图，而以初定之图为误则反误矣。《说文》‘戟，有枝兵也’，凡兵皆直刃而无枝，有枝者，戈与戟耳。戈有枝而无直刃，与戟之有直刃者异。故目戈为平头戟，而于戟可独举其有枝。知其为有枝之兵，而其直刃可悟矣。程氏未达此旨，而云戟有枝，戈无枝，不知枝即援也。”曾谓：“戈无援可乎？又案《说文》［1］［1］“说文”，《辛巳丛编》本作“记文”。戈、戟皆重三锊，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三事共长一十八寸，为方一寸者三十六。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亦共长一十八寸。而戟之广则杀于戈半寸，为方一寸者二十七余，方一寸者九，以之为刺，广寸有半寸，长六寸，加于胡上，则其重与戈相等，故并刺数之而云与刺重三锊也。别言刺而不著其度，以既有重数与广数，则除内、胡、援三事外，其余即刺也。若云刺之刃即在内之上下，则轻重必不侔。若云加刃于内末而为刺，试思四寸半之内，复加以六寸之刃，是内反长于援也。有是理乎？此不待引证而知其不然也。又《说文》云：‘刺直伤也。’然则目之为刺，其用主乎直刃，尤显然可据。有援以句之，复有刺以伤之，刺所以辅援之穷，正见古人戈、戟并创之善，不然句兵之属，一戈足矣，何以戟为［2］［2］清人程瑶田作有“冶氏为戈戟考”，阮元作有“古戟图考”，刘逢禄作有“戈戟解”，陈澧作有“戈戟图说”，邹伯奇作有“戈戟考”，分载《考工创物汪记》卷一、《揅经室一集》卷五、《刘礼部集》卷九、《东塾集》卷一、《学海堂三集》卷八，可参考。？”子馨此作，持论名通，辞尤雅洁也。
《尚书·酒诰》言：“群饮，汝弗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长乐温伊初孝廉尝据此欲以禁鸦片。先是，嘉应吴石华训导著论曰《弭害》，言鸦片当开禁。孝廉据《酒诰》之辞，著《弭害续议》，言当勒限使戒，限外犯者死。黄澍斋京卿爵滋取此说奏行之，汉人引经决事，此可谓得其遗意矣。孝廉名训，自号登云山人，工古文词，其《登云山房文稿正议》五篇：一曰《观运》，二曰《观民》，三曰《慎丽》，四曰《讫邪》，五曰《白讳》。闽中陈恭甫编修见之，以为胎息深厚、笔力雄大、议论醇正，西京贾、晁诸大篇仿佛似之。其见推重如此。道光十二年，程春海侍郎典试来粤，以收罗实学为己任。命题发策，以天文、地理、算法为问。孝廉滂滂沛沛数千万言，棘闱得卷传观，交相惊喜，叹为奇才。后屡上公车不遇。道光三十年，江宁张京卿锡庚奏请开博学鸿词科，孝廉谓当应诏以出，后为人所沮，事竟中止，郁郁不得志，遂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四，时咸丰元年三月三日也。
“《中庸》言：‘至圣声名洋溢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1］［1］此引《中庸》第三十章，有脱漏。原文如次：“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夫大地如球，居天之中，上下四方皆生齿环绕之，而天覆地载，容有舟车不至、人力不通者，如近日西洋人续觅得新地是也。天覆地载，亦有日月不照、霜露不坠者，如两极之下，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此乃寒道，万物不生是也。自明以前，欧罗巴洲未通中国，海外固不知孔子之道。即道光庚子以前，中国书籍概禁出洋，海外亦不知孔子之道也。惟自后议款，中国文字既可流布，西洋人士极力讲求，孔子之道其西矣。”此论番禺张南康维屏发之。南康，嘉庆甲子举人，道光壬午成进士，官至江西南康府知府，著有《经觽》一书。南康又云：“近来米利坚人，亦思诵习《四书》、子思之言，至今日而始验。自今以往，海外诸国，得中国古书读之，文学渐开，未可知也。”南康此论可谓特具卓识矣。米利坚，西洋最远之国。又闻番禺陈夔石秀才述上海夷市有西士云中国孔子所言性道精妙化神，远非耶稣之所及，其尊仰之情已见于言外矣。
元和陈厚甫观察钟麟，陈兰浦先生业师也。嘉庆乙未进士，历翰林、部曹，出为浙江杭嘉湖兵备道。观察之同年友如高邮王文简尚书、栖霞郝兰皋户部、武进张皋文、福州陈恭甫两编修，多深于经学，观察独以工《四书》文，海内共推第一。余闻之兰浦先生曰：“观察虽未著书说经，而时授口义［2］［2］《辛巳丛编》本作“时口授义”。，精确不易。”如《论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集解》孔注曰：“言善人，不但循追旧迹而已，亦多［1］［1］《集解》孔注无“多”字。少能创业，然亦不入于圣人之奥室。”朱注云：“善人，质美而未学者也。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观察曰：“孔注、朱注皆非也。人皆可以为尧舜，况善人之质本美，焉知其不能入于室乎？孔子此言，盖反言之也。明善人之道，当践迹也。善人之质虽美，亦必循古圣贤之迹乃能入于室。如不践迹，亦不能入于室。言质美之不可恃也。［2］［2］清人陈玉澍作有“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章义”，载《后乐堂文钞续编》卷二，可参考。”深得经旨，远胜旧注矣。
廉树峰先生，原名师敏，更名兆纶，一字琴舫，顺天宁河县人，文灿癸丑会试荐卷房师也。道光庚子进士，由翰林历官至侍郎、南书房行走。先生久居京师，藏书极富，博通经史，兼擅词章。咸丰壬子、癸丑，并分校礼闱，每于试卷中拔识经学之士。癸丑闱中得文灿试卷，奖誉过甚，有“文笔淡雅浺瀜，不失先民矩矱”；次场经艺，“根本古注，抒以精心，知为绩学之士”之语。虽未获售，知己之感，永矢弗谖也。维时红巾贼起，蹂躏吴楚，武昌、汉阳、黄州、九江、池州、太平、安庆、江宁、镇江、扬州，沿江十郡相继失守，长江道梗。安徽巡抚原驻安庆，后移卢州，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并在江南，有孤悬海外之势。兵部侍郎沈兆霖奏请暂设皖南巡抚，以资统驭。部议不行，将安徽、宁、池、太、广道暂加按察司衔，添设皖南镇总兵，照台湾镇道之例，准其会衔，专摺奏事，所有该处军务、紧要机宜均着责成专办。有石景芬者，勇士也，简任是缺，连次具奏，自请赴勦。浙江巡抚何桂清嫉之，以私心自逞、有意邀功等词奏请革职。先生奉旨督学江西，兼办团练，奏调石景芬来营，差遣委用，奉旨允行。先生之直道事人有如此者。
近时言乐律，辄推凌次仲《燕乐考原》，然无能解其书者，江郑堂、钮匪石集乐工共讲求之，仍不解也。见郑堂所著《乐县考》。番禺陈先生取其书读之，久乃悟其参错不合，故不可解。遂釐正而推究之，为《声律通考》十卷。凌次仲用姜尧章之说，谓八十四调起于郑译推演苏只婆之法。陈先生据《隋书·万宝常传》云：“撰乐谱为八十四调，则非独出于郑译。”又据《旧五代史·乐志》梁武帝自造四通十二笛，得八十四调，则更在万宝常、郑译之前。姜尧章之意，盖不使胡乐乱古乐。然于古乐所有者亦弃去之，以与胡乐相避则过矣。《隋志》云：“苏只婆琵琶调有七种，以校七声，冥若合符。”［1］［1］《隋书·音乐志》原文作“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日苏祗婆，从突厥皇八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