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送我一只汉墓中出土的陶钵，竖高8厘米，横宽12厘米，平底，阔肚，口稍收，铅灰色，灰得深厚，像沉积着两千年的时间，粘有泥渍，宛如黄昏将尽时的几丝残霞。置于架上，久久凝神看它，企望解读出几许来自往昔的信息，却不能，倒一再想起我的父老乡亲使用过的诸多陶器。
据说，117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就烧制出了陶器。那是人类第一次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的新东西，在文明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次次社会嬗变，一次次朝代更迭，直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乡亲依然使用陶制的器皿。陶器有灰陶、黑陶、红陶、白陶、彩陶、釉陶等等多种，乡亲们使用的只是灰陶。灰陶质地最差，也最便宜。
陶很质朴，如质朴的庄稼人。陶很粗糙，如粗糙的农家生活。陶的颜色，像千百年的农耕岁月一样灰暗，难见璀璨。陶制品易碎，像乡村的平静很容易就被兵荒马乱横征暴敛打破一样。陶是黄土制成，这倒和土里生土里长、活着土里刨食、死后入土为安的农民般配。
陶器参与乡村的庸常生
活，和农民的柴米油盐、劳作休憩、生老病死有丝丝缕缕关联。因此，就产生了许多故事。不知为何，牵涉陶器的故事大都沉重，有或浓或淡的悲剧意味。陶器里，满盛着生活的艰难，日子的辛酸，命运的悲苦，和世世代代毫无变化的无奈与尴尬。
二
陶，是文词儿，乡亲们不会说，全以瓦代之，管那些器物叫瓦盆、瓦罐、瓦缸、瓦坛、瓦瓮、瓦碗、瓦壶……陶器说成瓦器，就显得更寒碜，更世俗，更带底层生活的苦辣酸甜。
瓦器的多少，象征着财富的多少。农民的家产主要是粮食。打下的粮食，以及磨成的面、碾出的米、磨一遍舍不得去皮的玉米糁、喂猪的粗糠、喂牛的豌豆料、喂鸡的秕谷烂豆，都放在瓦缸、瓦罐、瓦盆里。东庄孙家，是财主，乡亲们常提起：“孙员外家有十八个瓦瓮盛粮食，盖儿一盖，两块土坯一压，虫不咬，鸡不叨，老鼠不糟蹋。啧啧，噫噫……”说着眼里放光，艳羡不已。媒婆来给西院二姑说婆家，介绍男方，特别指出：“人家屋里一拉溜摆七八口瓦缸，盛的粮食都陈了多年了。”显然这家富有，很快就成了婚事。柱儿叔弟兄俩请老舅来分家（请老舅，是规矩，因为他和外甥一般远近，不会偏向谁），所有财物——包括半布袋淋了雨出了芽又晒干的大麦，一草筐棉壳，一葫芦倭瓜籽，一团烂套子——都平分均匀后，还有一个和面的小号瓦盆，弟兄俩都想要，一下子争起来，眼看会打架。老舅掂起瓦盆，一摔稀碎。两人都不争了，都说老舅分得公平。
数量最多的是瓦碗，各家都有一摞两摞，搁在灶台靠墙的一边，或者切菜的案板上。那碗，使久了，水浸盐渍，都沉甸甸的，黑黢黢的，好似铁铸。而且，无数次用手和嘴磨擦摩挲，也变得光滑，不再涩涩地糙手糙嘴。那种碗，盛上放了红薯疙瘩的玉米糁糊糊，或者搅了高粱面的芝麻叶绿豆面条，很相称，吃起来应当有古典的感觉和乡土的风味。乡民却不会有那种感觉，也吃不出那种风味。他们只知道，祖祖辈辈就用这种碗吃饭，祖祖辈辈都吃这种饭。粗劣的餐具盛粗劣的饭食，养活一代代人，从小到大，从老到死。平平常常中，延续着一代代庄稼人的平平凡凡。
多数人家没有盛菜盘子，平时也不炒菜，为配饭捣碎的辣椒，凉调的萝卜丝，自己做的豆豉和自己晒的面酱，都盛在碗里，或者瓢里。来客了，炒的菜也放在碗里（所以，走亲戚回来，村人常问：“做几碗菜？”从不问做几盘菜）。来了贵客，比如第一次走丈人家的女婿，第一次走闺女家的亲家，才借盘子。财主家有八个瓷盘，细而白，描金边，都不敢去借，怕弄破赔不起。七奶奶家也有，粗瓷的，画了大红大绿的花草，其中几个已有裂纹，钉了黄铜的疤。七奶奶人好，谁借都给；用罢还盘子时，都把为客人烙的饼馍给她送两张。如果娶媳妇大待客，办酒席，就要租赁盘、碟、碗、匙、酒杯和筷子。东庄有一家专门出租这些餐具，租一桌用一天二升玉米。餐具里必有一套半大的瓦碗，那是用来蒸条子肉的。最肥的大肉切成一指宽的条状，码进碗里，放上佐料，蒸半个时辰，揭开蒸笼端上桌，冒着肉香的热气直冲人。食客拿筷子夹起来一闪一闪，吃进口香得噎嗓子，满嘴满肚子都是香的。那东西最解馋，可每人只能吃一条，想再吃，碗里仅剩衬底的干菜了。因为吸收了肉油，那干菜也香。瓦碗一次一次蒸大肉，浸透了肥油，凝固出一层厚厚的油渍，摸着粘手。租赁餐具时，看见瓦碗是新的，或者还没浸出油，就觉得要吃亏，因为自家的油浸进了别人的碗。杠子二伯娶儿媳待客，厨子做条子肉时，大肉不够了，就把萝卜切成条状，码进碗里蒸，多蒸了半个时辰，结果那萝卜吃着也有条子肉味。杠子二伯暗自高兴，因为沾了别人的光。
乡亲们吃饭的瓦碗永远不会透出香气，只有馊味、霉味、泔水味。那是浸入的饭汤年深月久沤出的滋味，很难闻，败胃口。可都习惯了，早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味了。乡下人吃饭本来就不讲究味道，缺油少盐的，哪来味道；本来就没有品咂味道的习惯，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不饿。
其实，瓦碗里透出的是穷日子的苦味。苦久了，就不觉其苦。
三
过苦日子，一天也离不开瓦盆瓦罐。农家生活的交响曲，全靠瓦器演奏。乐曲是平淡的。平淡中，有三分自得，七分凄惶。
七奶奶的和面盆，四号的，在瓦盆中最小。用这盆和绿豆面擀面条，从当小媳妇，到当老奶奶，和了四十年，擀了四十年，满头青丝变成稀疏白发，桃花儿似的一脸红润变成桃核儿似的满面褶皱。人老了，瓦盆依旧。她擀的面条，金丝儿一般细长，盛碗里筷子一挑，颤飕飕的，扑溜溜吃进嘴，特别耐嚼。她的面条全村有名。套子大伯会扎笤帚，用脱了粒的高粱穗扎成的笤帚，既有样，又好使。七奶奶请他给闺女扎几把，管他吃一顿面条。吃罢，逢人就夸七奶奶的面条好，一辈子没吃过那么好的面条。七奶奶说，不是面条好，是面和得好，面和的好是因为和面的盆好。那瓦盆，用了几十年，外边粘满面疙痂，里边却又瓷又光，和了面手抓面团一擦，干干净净，再反复揉，越揉面越筋道。想不到邻家三嫂借去和面做锅饼，一用力，底掉了。赔一个新盆，七奶奶再和面，别扭得很，不是面多，就是面少，不是太硬，就是太软，越揉，盆里粘面越多。老人家懊丧不已，再也擀不出好吃耐嚼的面条了。
老广弟兄三个都是大肚汉，他们家的饭碗就特别大。村里有个说法，说“四大”：“柱子家的屁股狗子家的脸，老匡家的烟锅老广家的碗。”——柱子女人屁股大，像扣了个筛面的笸箩，据说屁股大的媳妇生娃多，可她一个也没生，男人骂她是“劁货”；狗子女人脸大，而且又圆又黑，像使了十年的锅盖，嘴、眼都小，像用指甲掐上的，据说脸大是富态，可她穷得麻绳束腰；老匡家烟锅大，小瓢似的，爷儿三个烟瘾都毒，抓一把老烟叶按进烟锅，点着后你一锅我一锅轮着吸，屋里狼烟滚滚，像用干牛粪熏黄鼠狼；老广家的碗赛似小盆子，不管饭稀稠，都喝三四碗，不然，楦不起肚子，一碗碗喝下去，像灌老鼠洞。那种碗，土名“咯喽”，平时没人卖，是在庙会上买的。老广哥儿仨，都活到一九六〇年，饥荒中，一齐饿死。
顺子爷的房子，山黄草苫的顶，多年没翻修，已朽成薄薄一层，长了一坨坨苔藓，一棵棵黄瘦的草。公鸡领着母鸡飞上找食儿吃，一抓一挠，扒出了窟窿。夜里，睡床上能看见星星。一下雨，就漏了，雨水点点滴滴向下掉。他就把瓦缸瓦盆瓦罐瓦碗都摆床上地上接水，连尿壶、断了襻儿的茶壶也都使上。水珠儿落下，叮叮咚咚响。顺子爷是趣人儿，不会发愁，站在屋里，听着水声，竟拍着胯骨，有板有眼地唱曲子戏：
其实，他的草屋还不如王宝钏的寒窑哩。寒窑再破，也不漏雨。王宝钏再穷，还有盼头，盼薛平贵归来。他一个光身汉，盼啥？
老旺奶家那口瓦缸，牛腰粗，半人高，粘满陈年的污垢，是家中的重要物件，且有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说是四十年前，她过门后，崔二蛋的杆子正厉害，常掂着土枪、三眼铳进村，抢东西，糟蹋女人。穷人家没珍贵财产，顶多抢走粮食、被褥。但稍有眉眼的媳妇、闺女必须提防，听说杆子要来，或者跑出村钻进庄稼地（紧急中，女人家往往跑不动，跑慢了还会被追上），或者连忙手伸灶里抓把锅底的黑灰，抹脸抹脖子，抹得黑而丑。老旺奶当年漂亮，脸皮细白，像鸡蛋的二层皮儿，眉毛窄窄的，弯弯的，像初二三的月牙儿。那次，杆子到了大门外，听到村里的锣声才知道。慌忙中，老旺爷让她蹲进那口大缸，顺手把两筐淋雨发霉的红薯干倒进去，刚好盖严头顶。杆子进屋，看看没东西可拿，只骂一声，掂走了梁上吊的一块腊肉。多年后，老旺爷提起这事还说老旺奶：“要不是这缸，崔二蛋早把你拉去当上压寨夫人了。”老旺奶一死，那缸也平白无故破了，破成一堆碎瓦片。乡亲们说，老人家把瓦缸带走了。
厮守着瓦器一辈子，临死也不想离开。民谚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穷窝；金碗银碗，不如自家的瓦碗。”敝帚自珍，安于现状，似乎从来就没想到过变革，这就更加可悲可怜。
四
想不到一件瓦器也能要一个人的命。瓦器贱，草木之人的命也不值钱。这些事，说起来只能叫人叹息欷歔。
龙大奶家，二十八亩地，有牛，还有拉磨的驴，算是富户。可也只有当家的老爷子吃饭使瓷碗。那碗，青白色，勾一圈靛蓝的边，出在古代烧制钧瓷的禹州。入腊月，才有人推独轮车叫卖，很贵，一升玉米换一个。别人都使瓦碗。大年初一清早，放罢鞭炮敬罢神，全家人吃饺子。小儿子的童养媳端碗出灶屋，不小心绊了拦门杠（过年时怕野鬼进屋，门口都放一根木棍，那叫拦门杠），摔一跟头，摔破了碗，饺子掉一地。皇年大节破了财，大不吉利。全家人都训斥她，还没拜堂的丈夫抄起拦门杠就要打。她哭着跑了，跑出大门，跑到村边，一头扎进菜园里的辘轳井，淹死了。捞出来后，冻成了硬邦邦的冰人儿。当时，大雪下得正猛，不一会儿，就遮盖了她瘦弱的身体，也掩埋了无处诉说的委屈。交新年，她才刚刚十三岁。打碎一个瓦碗，同时也残酷地了结了一个小女子的短短人生。那种碗，出在十八里外的汪家窑，卖瓦盆瓦罐的用上翘的扁担挑着，经常来叫卖，一升玉米能换四个。
冒五爷的便壶，使了三十年，从能扛百多斤豌豆的壮年，到脊背弯成一张弓的老翁，一直使，越老越离不了。那东西，刚买来时是瓦蓝色，渐渐变灰，变黑，最后变成了酽酽的荸荠色，里面结了厚厚的白霜，襻儿上手掂的地方磨得明亮。夜里，放床下，伸手就能提进被窝，不费力，不受冻。他说，没女人也得有便壶，女人能给你暖脚，不会替你撒尿。白天，搁院墙上特意留的洞里，睡觉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尿壶。去闺女家，打算住几天，也切切地用蓝布单子包了提上。有个偏方，说尿壶里的凝结物能治女人不会生孩子。有人买个新壶想换，他不换，说，这便壶是汪家窑的老窑匠烧的，活儿好，麦秸火烧三天三夜，熄火后焖三天三夜，出窑前井水泼三遍，再洇三天三夜。出了窑看着像熟铁打的，敲着有铜音儿。结实，使到老死也不会漏。老窑匠早死了，如今年轻人做的窑货，都像是纸糊的，不耐用。谁知，突然有一日，临睡前去提，好端端地竟破了，破成了八瓣儿——据说，是他孙子去邻家看娶媳妇，拾一个大炮，回来放，点着丢进尿壶，听到一声闷响，就把冒五爷的宝贝崩烂了。这恶作剧，没人敢告诉老人——那一夜，老爷子通宵无眠，越是没了便壶，越想撒尿，一次次起床，就冻出了病。每个夜晚都难熬，心里的煎熬比身上的病还重。想再买一个，可儿子去黑头山修水库，多天不回来，又不好给媳妇说，终于一病不起，痛苦地死了，死时，带着一个好大的遗憾。
记得，一个莲花落艺人唱过一段词儿：
庄稼人，是瓦缸，
缸里装的秕谷糠。
庄稼人，是瓦罐，
罐里装的红薯面。
庄稼人，是瓦碗，
碗里的稀饭照见脸……
饥饥荒荒度春秋，
老盆一摔万事休。
人一生使破好多好多瓦器。我记得，龙大奶家的院子大，总有亩把地，长几棵弯腰的老枣树，干上生了瘿状疙瘩的老槐树。院墙是泥垡子打的，墙头扣满瓦缸、瓦盆、瓦罐、瓦碗的碎片，雨冲风扫，十分干净，露出了陶制品本来的颜色，蜗牛在上面爬了银色的印儿，纵纵横横，蜿蜒曲折。那些碎片应是几十年来陆续扣上去的。陶片挡雨，泥巴墙几十年不倒。作为老盆的那个不大的瓦盆，是人一辈子消耗的最后一件瓦器。不过，不是本人使破的，是别人摔碎的，而且越碎越好。摔老盆，是乡村葬礼中的大事。外地，是孝子摔，摔老盆象征着财产继承的完成。我故乡，是孝子的老舅摔，如果没有老舅，则由族中的最年长者摔，摔老盆意味着宣告死者的一辈子已经结束，永远告别了使用终生的瓦器和瓦器一样的人生。
五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经过“大跃进”、“食堂化”，农民家里没了锅灶，没了床，没了桌椅箱柜，甚至连屋门也摘去送进了炼钢炉。私人物品就只剩身上穿的衣裳，和随身带的打饭吃饭的瓦罐瓦碗。瓦盆、瓦缸、瓦瓮等等，因为没了用处，更因为主人成天在外“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深翻改土”，集体食宿，久不回家，成了无主物，就渐渐没了影踪。没了人，没了家具器皿，更没了米面柴草，农家四壁空空，没了人间的烟火味和持续千年的生活气息。
办起食堂后，乡亲们确实吃过几天饱饭。玉米面、高粱面掺和一起蒸的杠子馍，每人每顿一个，蒸熟的红薯堆在箩筐里，抬到当院里，尽管随意吃，白菜帮子、芝麻叶做成的咸汤，想喝几碗喝几碗。老广弟兄仨，那一段最高兴，肚子吃得鼓鼓的，像扣上一口二号瓦盆。每日三餐，一敲钟（不是钟，是吊在墙上的生铁铸的半个车轱辘），男女老少就掂上瓦罐，拿上瓦碗，从四面八方走向食堂，吃罢，手背把嘴一擦，继续去“跃进”。当时，有一首“大跃进民歌”，虽不是佳作，却流传甚广：
公社办起大食堂，
大锅做饭分外香。
大米干饭浇鱼汤，
筷子一挑嘴一张。
“大跃进民歌”的特点是太夸张，或者说吹牛皮。我们村的食堂从未做过大米饭，乡亲们的瓦碗也从未在食堂沾过鱼的腥气。只有一次，死了一头老掉牙的瘦牛，熬一大锅汤，幸运者在瓦碗里可以捞出一片两片百嚼不烂的肉。
不久，就不能敞开肚皮吃了。馍饭都定量，红薯论秤称。而且，馍越来越小，饭越来越稀，红薯终于吃光。后来，只能清水煮野菜。最后，烟囱不再冒烟……
一九六〇年早春，在一座曾以出产做石磨的赭红色石头著名的小山前，我见识了一次万人大食堂的开饭场面。食堂办在山神庙里，并不宽大的大殿四周，支十几口大锅。没有烟囱，只在墙上挖个窟窿出烟。白的蒸汽和黑的炊烟搅和一起，模糊了庙宇的青砖碧瓦和五脊六兽。吃饭先排队，不是人排队，是瓦罐排队。据说，为了杜绝炊事员偏向自己的亲人和熟人，多打饭或打稠饭，才想出这个办法。但见庙前的开阔地上，瓦罐摆了几十行，每行都有几百个。我发现，能干活的男女劳力的瓦罐摆在开阔地的东部，老人、儿童的，则在西部，中间隔一条牛车路。我平生惟一一次见到这么多瓦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有的碰了豁口，有的掉了穿提绳的鼻儿，有的破了后用绳子缀紧了裂纹。炊事员用木桶担来了午饭，用瓢舀进罐里。路东边的，每罐两瓢，路西边的，每罐一瓢。饭是黑黄色的汤，或许是黑豆面掺玉米面做的，不稠，下有从地里扫来的干红薯叶，不多。这顿午饭，只有这两瓢或一瓢稀汤，没别的。待所有的瓦罐里都舀进了汤，大殿屋脊上的大喇叭里传出一个操男人腔的女人的声音：“开饭喽！”人们走近各自的瓦罐，急急地捧起就喝。顿时，开阔地上一片呼呼噜噜的响声。很快，都把瓦罐喝个底朝天，且久久举空中，等罐底的汤水点点滴进嘴，而后，手伸罐内，刮罐壁上粘的残余，再嘬嘴里。吃罢饭散去，都步履蹒跚……看着这般情景，我心里直酸，想哭，虽然大喇叭里正唱着激昂的歌。
嗣后，那无数个摆成长队的瓦罐常常在我脑海浮现，又仿佛变成了一块块沉沉的砖头，重重压在心上。
六
陶，一个古色古香的词儿。但一具体为我的父老乡亲所用的那些器皿，就立马显得粗陋，寒酸。陶器伴随的是穷困，是粗茶淡饭，是清汤寡水，是食不果腹，是饿殍载道。
乡下人使用陶器的历史，是一部伤心史。
这部伤心史延续的时间太长。
正在写这篇文章时候，有客自故乡来，我问：“汪家窑是不是还烧窑货？”答：“去年熄火了。当然，各家都还有几个瓦盆瓦罐。等使烂，就没了。四猴家因为超生两胎，罚成了穷光蛋，娃子一大群，使的还是瓦碗，咱那儿叫黑尿泥碗，快成文物了。四猴就是冒五爷的孙子嘛。冒五爷就是当年那个提着便壶走亲戚的倔老头嘛。”
我的乡亲们终于即将告别“陶器时代”。这是个好消息。
2009年2月21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