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候,一天,李岫老师说,明天带你们去参观茅盾先生的故居。心里自然高兴。茅盾故居保留着北京四合院特征,但里面是经过改造了,增加了不少新功能,比如抽水马桶,洗澡间等。北京的茅盾故居,是他在担任中央政府要员后的居所,但是,起居、摆设、用具,都还清晰地保留着一个文人的风格,简朴、随意、平民化。
本来,谁都是从平民开始。即使一个声名煊赫、家资巨万的人,往上数两代,多者四五代,也都还是平民。但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许多人无法保持住本色,随着职位、声名、收入乃至环境的变化,最后都被异化掉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有的,也不是自己要异化自己,而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贴上某种标签,神化或鬼化,混淆视听。
若不看到茅盾先生故居,我很难想象他的平常与朴素。在多本教科书上,茅盾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伟大在于,几乎没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没有幼稚期,接近先知一样的进步,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家。
对于没有人情味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大作家,大革命家,都会令我失望。
所以我总喜欢寻找那些“大”之外的“小”,在“严肃”之外寻找“趣味”,抛弃“坚硬”,收购“柔软”。尽管在教科书中的茅盾,革命性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性”,政治家角色冲淡他文学家角色,但我还是从若干野史中,看到了他本质上的“文人”特性。而且从他故居,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特性。
二战结束不久,茅盾先生和夫人应邀访苏。对于苏联人民卫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茅盾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更加钦佩苏联人民的聪明才智。
当时苏联人民发明了一种长生不老药,服了可以不死。这项轰动世界的发明,对西方国家是绝对保密的,但对于友好的中国人民,则要共同享受。所以中苏友协在他回国时,便送了几瓶给他。
茅盾先生在上海一直是赁屋居住的,这也是那时文化人普遍的情形。忽然一天,二房东翻脸,要赶他出去,闹出一场官司。那时茅盾名气已经不小,不便出庭应诉,于是托人找到大律师周劭先生。周先生年纪轻,仰慕还来不及,当然十分情愿。不料官司未打,国民党倒先打了起来。茅盾与其他文人一样,匆匆离开上海,官司遂不了了之。
临行时,考虑周劭先生的人情未了,于是就将从苏联带回的“不死药”送出两瓶。
杭州师院李标晶教授曾著《茅盾传》,这样的趣闻并未收入。如果多一些此类故事,我想,一个鼎鼎大名的文人传记,不至于没有人肯买,也不至于没有人肯读。
可惜,一个一生坚持文人操守的人,硬被好事者贴上“革命家”标签,以至他的丰富的人生故事,不再有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