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与姐妹们纳凉，找不到很好的话题，便先由一个熟悉的人说起。这个最先被说到的人，一定是个倒霉蛋，要么父母造孽，没给他一副好相貌，不是驼就是麻，或者跛，或者歪鼻子斜眼，或者结巴，或者讨不到老婆，或者没有教养，总喜欢干坏事。或者父母极不负责，给他取一个顶丑陋、顶古怪的名字，如猫子、老母猪、宽嘴、挎肚、九张嘴、尿伢、三吊弯，总之，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
但我们的闲谈，并不再强调某某的特征，只提到他的名字，所谈的则是关于他最新的故事。比如，小妹说：“大馍死了。”立刻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大馍是有点弱智的样子，脸上生满了雀斑，头发是纤细焦黄的，走路腿有点跛，肩膀瘦削，但他却经常扛着很重的东西，比如一架水车。“听说是在苏州打工的时候，晚上喝了酒，醉倒在阴沟里淹死了。”说到这里，大家本来在笑着的表情，突然转为严肃，对大馍的死感到万分的同情了。
但既然是闲谈，绝不要以可怜结尾，不然也就无趣了。于是又说到另一个叫外国佬的女孩子，其重度弱智，个子矮小，头发发黄，眼珠有点泛蓝，没有名字，直称外国佬。“外国佬生了一个胖儿子。”哎，有趣，不知是谁这么急，这样的女子也敢娶回家当老婆，而且还能生出儿子。“临产才拉到医院，差点送了命。，”唉，刚刚有点趣味，怎么又讲到可怜作孽的事上来？
也许在乡村，所有有趣的事都离不开可怜和残忍。或许，乡村的人是见怪不怪了，冬天打赤脚、穿单衣，十八岁女子挑二百斤重担，都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一般苦难的事，在那儿竟有人当做有趣。
“趣味”两个字，可能仅是知识分子给它的命名，对于不读书的人来说，约等同于“好玩”。但以“好玩”来论“趣味”，形式就多样了，凡奇怪、搞笑、色彩绚烂、低俗、丑陋，都会让人觉得好玩。
某日，一位中年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想找个工作干干。我最佩服这种毫无来头的人，事先绝对没跟任何人提过，也从没见过面，就自己跑来的，而且那么大年纪。他说他是某大学二十年前的毕业生，在好几个单位干过事，都不满意那种缺乏自由和创意的沉闷空气，所以要出来找工作或者叫换工作。问他是哪里人，今年多大年纪，回答活灵活现的，说四十五，嘴里的香烟咝拉咝拉地响。我不由自主细细打量他，尖尖的下巴，浓密的胡须，皮肤苍白而细腻，但头发稀疏了，显得有些老。不过双目深邃，炯炯有神。我问他，怎么想到到这里来求职？回答说：“我是某某的堂兄。”哦哦，怪不得总觉得像某个人呢，啊，原来是他的堂兄！
这位“他”是我单位刚聘进的一位才子，一表人才，因为刚来不久，许多人还不太熟悉他。但此兄与我最善。于是就把他堂兄来求职的事告诉他。不料他反问道：“堂兄？哪儿的堂兄？我怎么不知道？”于是不得不跟他把那位“堂兄”的仪表描述一番。没等我说完，只听他大笑起来：“哈哈哈，堂兄！那是我父亲，都六十多啦！这个家伙！”
这是我所感到有趣的一件事，但这趣味是内在的，我像记住兄妹纳凉夜话一样，永远地记住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