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尼叔叔在电话里说他早晨九点会准时把车停在商学院的停车场，那时我刚刚跟脾气古怪的欧文先生请好假，草草地装了两件衣服在包里就离开了宿舍。
秋女巫的扫帚轻轻地划了一下树梢，落叶就铺满了整个斯坦福校园。我把领口尽可能地收敛了一些，以躲避阵阵微弱的寒风侵袭皮肤。
远远地，我看见曼尼叔叔坐在椭圆形大草坪旁边的长椅上，手里还捧着一杯热咖啡，一成不变的棕色大衣裹不住他微胖的身体，脸上的胡须多过头顶的毛发，看上去有那么几分滑稽。我友好地打了个招呼，他便站起身来，给了我一个微笑和拥抱的示意。
“给你带了这个，曼尼叔叔。”我把沙丁鱼三明治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他，这让他有些欣喜。“我爸爸怎么样了？”
“不太乐观，孩子。”他的脸上有些为难的神色。“星期四陪审团还要请两位目击者出庭作证，我已经和律师谈过了，祈祷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吧。”
“他喝了多少酒？”我知道父亲有些酒瘾，可是他一向也是安分守己的，从来没惹过什么麻烦，这次我却颇感事情的严重性。
“天知道，也许是一瓶，也许是十瓶，重要的是他杀了人。”
“可你了解我父亲，他连看见血都害怕。”
“是的，整个圣安东尼奥镇的人都了解老雷，可是整个圣安东尼奥镇的人都看见他杀了人！上帝啊，这真是不幸！”曼尼叔叔的语气就好像看见了一场噩梦。
由于要留下来等几个曾经的律师朋友，曼尼叔叔把我送上了去达拉斯的火车。只身一人的匆促旅途，在车窗外暗黄色的光晕里被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所淹没。
第二天早晨，东方的曙光像一把造物主的剑劈开沉淀了一整夜的冰冷，当大片耀眼的棉花田一列一列有条不紊地躺在晨曦中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回到了家乡圣安东尼奥镇。
怀特姑妈刚刚做好了早饭，她的小儿子马克正边拎着书包气鼓鼓地往校车的方向跑去，边责怪他的母亲只顾着做早饭忘了叫他起床。看见我站在路边，他惊喜地喊道：“妈妈，快瞧瞧是谁回来了！”
我给了他一个碰肩拥抱。他又长高了，已经像是一个成年人了。
姑妈开门走了出来，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过往的忧伤，她走到我身边时已经哭得不成样子，她轻轻地抱住我：“迪克兰，天哪，这一切是那么突然，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只觉得悲伤和不幸像两把匕首扎进我的心脏并且越来越深。
早餐桌上，姑妈和姑父都尽量表现得很安静，是的，我知道那是表现出来的。他们无非是询问我在大学是否还适应，有没有能挽留芳心的漂亮女孩。我知道，所有的话题都尽量避开父亲，可是我终究还是要面对。
“我得……回家看看。”这句话像一块锈迹斑斑的螺丝突然间砸在餐桌上，让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餐具，失去了胃口，他们相互看了一眼，然后会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钥匙，孩子，家里一切都是原样，我本来想收拾一番。”姑妈哽咽了一下，“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应该动任何东西。”
我接过钥匙，没有多想便径直走回家去。
院子里母亲最爱的郁金香已经枯萎，我还记得开学前它们是红黄相间的，像一簇簇挺立的火焰，在日出和日落时把整个庭院映衬得像披满圣光。父亲总是用心去经营这片花圃，他是那么和善憨厚，每一株花还在花骨朵的时候他甚至都为它们起好了名字。我6岁的时候因为父母的一次争吵，母亲一气之下去了海军服役。就是从那以后，父亲开始酗酒，并且渐渐很少与人说话。我想起姐姐，在航空公司工作后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商，两年前远嫁到大洋彼岸后就很少回来了。一个电话，甚至就代表了感恩节的一次探望。看着脚下风一吹就化成灰烬的枯败的花草，像这个苟延残喘的家。
房间里所有的摆设都用布罩上了，我用了半天时间打扫着屋子里的灰尘，父亲被拘役才一个月，这儿却好像已经一年没有住过人。母亲的照片被父亲搁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他是那么爱她。她去伊拉克之后他就彻底像哑巴一般，镇子上几个老家伙常常调侃父亲：我说老雷，回到海军陆战队吧，趁着胳膊腿儿还能动！
当我下午回到姑妈家的时候，听见他们两个人在争吵，断断续续提着母亲和我的名字，看见我走进屋子，他们神情有些紧张。
“杰西卡，这事儿等官司打赢了再告诉他，否则你会毁了他的。”姑父悄悄叮嘱着姑妈，然后抿着嘴僵硬地冲我笑笑转身出去了。
我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再三的追问之后，得到的也只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好消息是有人肯出庭作证是阿尔弗雷德先激怒了老雷，你知道，那家伙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他死有余辜。”曼尼叔叔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坏消息是，你父亲先动了手。”
“得想办法把他保释出来，我们有多大把握？”这是我最不愿意问的，生怕结果事与愿违。
“一半，也许……嗯……不到一半。”曼尼叔叔的回答吞吞吐吐，“法官和陪审团要考虑到被告人的性格和家庭情况。”
“什么？”
“是的，这样会对我们有利得多，他们要有足够的量刑证据，我们要做好无法保释的准备，可是我的朋友保证他会尽全力让雷免于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也许把杀人罪行看得太轻，以至于忘了最严酷的罪刑还不是拘役那么简单。
“迪克兰，听着，我们会尽力的。”曼尼的语气像某种告诫或者暗示，“去看看他好吗，去看看你的父亲，他已经吃尽了苦头，从你们离开家，很少有人关心过他。”
在四十英里之外的监狱，我见到了父亲，他大概有两周没有刮胡子了。他们叫他老雷，现在看上去他真的老了。这张脸多出来很多皱纹，他的眼袋很深，似乎有些日子没有好好睡上一觉了。警卫给他打开手铐的时候，他面露羞愧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知道曾经只会叫我“小混蛋”的父亲在我面前会拘束得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
“还好吗爸爸？”我给他带了一包衣服，“天气越来越冷，我想你用得着这些。”
他笑着接了过去，那副神情里洋溢着对我的宽慰：“别担心我，小混蛋，这儿的伙计们还不错，我昨天还教一个神父玩21点来着，我赢了他一百三十五美元。”
“一百三十五美元？”
“是的，说好了从这儿出去后他得一分不少地还给我。”父亲把“出去”这个词说得格外重。
我笑不出来，仔仔细细端详着他熟悉的脸庞。
“嘿爸爸，知道你让我想到了什么吗？”我的目光游走过他的每一丝皱纹和白发，“被隔离的萨达姆先生。”
他从咽喉里发出某种自信的浅笑声，然后举起右手比划着：“那家伙是个短命鬼，他真不该露头。”
然后我们一起摇摇头沉浸在这痛苦的幽默中。
“迪克兰！”父亲突然严肃起来，“说到伊拉克，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吗？”
“没有，一直没有！”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切割我的心脏，隐忍的阵痛有些令人窒息，“别担心，她会照顾好自己的，总统正在部署撤军计划，我们很快会团聚的。”
父亲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那是骨子里不由自主的担忧，如我先前所说——他是那么爱她。
“我们会尽快把你从这儿弄出去。”我紧紧攥着父亲的手。
“说真的，这……不太可能，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杀人是要偿命的，就算不去地狱恐怕也得把后半辈子献给这个牢笼。”父亲情深意切地注视着我，“听着，儿子，我很感激你们，可是我犯了错——不可饶恕的错！我得面对，你们——和我一样，都要面对。”
父亲的话句句刺耳，我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的手在颤抖。他看着我的眼神，写满哀求，写满内疚，好像我在做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我甚至依稀听到他在内心深处呼喊：“求你了，迪克兰。”
回去的路上，我的耳边回响着他走出探望室时回头说出的那句“我爱你，儿子”。那是我童年时他每天晚上在我即将如梦时的问候语，从妈妈参军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就好像我重新找到了父亲多年前遗失掉的慈爱，或许——从未遗失，而是爱人的出走让他最坚实的感情陷入了沉睡。
回到圣安东尼奥镇后姑妈殷切地问我父亲的状况。
我说他精神得都能再去赛马场上跑一圈。
这时怀特姑父边脱掉外套边走进来：“我打电话给卡尔了，他要是再不开着他那装满农药的该死的飞机出现，我们的棉花今年就全部要给蚜虫当成被子过冬了！”
“迪克兰今天去监狱看望我哥哥了。”姑妈没有听他抱怨，倒了一杯玉米汁递到他的手里。
“他怎么样，孩子？”怀特姑父赶忙问道。
“好得不得了。”
“等到忙完这阵子我和你姑妈就去探望他，你知道这个时候庄稼都离不开人，星期四案子还要重新审理，杰西卡你最好陪着他去旁听，我马上再去找找治安官，看看能不能多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线索。”姑父说完仰起头把杯子里的玉米汁全喝光了，显然他累坏了，但他没有休息，拿起外套又向门口走去。然后他不经意地瞥向我，确切地说——是瞥向我旁边的窗台。
“杰西卡？”他像见鬼似的有点惊慌，“你怎么不把那名单收起来？”
姑妈惊恐地“哦”了一声，然后听到怀特姑父说：“在窗台上，你这个蠢女人。”
该说凑巧还是不幸呢，那时候我正漫不经心地站在窗台边儿上，紧接着我本想发自内心地帮忙做这样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就像童年时候把偷吃剩下的糖果放回抽屉再把抽屉关上就相安无事了那样简单，我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事真的没那么简单。然后就是那张姑妈本该收起来，我也本该看不到但迟早要看到的名单。
“我来吧，把它放哪儿？”我意图帮忙地拿过那张纸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是的，就是那么不经意——然后……那是醒目得如晴天霹雳般的一个标题——阵亡名单。
母亲的名字安静地躺在名单上面：玛格丽特·简·雷。
整个世界在一瞬间崩坍，我只听见脑海里像一声核爆，然后是被拉扯得很长很尖锐的耳鸣声，几分钟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空白、虚无、灰飞烟灭。那一刻心脏大概停止了工作，呼吸开始杂乱，周围的空气在霎那间仿佛被抽空，我如同在三百万英尺以上的高空被抛了下来，失重、眩晕、喘不上气。我依稀记得那天的傍晚格外漫长，残留的阳光直射进骨子里，刺得浑身剧痛难忍。
妈妈死了，这怎么可能？
她在哪儿？
不，这不可能，她在哪儿？
上帝啊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谁能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我的内心涌动着无数声呼喊，我终于模糊地意识到，我失去了一切——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