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爱玲蜗居于小屋子里，几乎整天不离开自己的房门，偶尔出门，也是为了购买一些日常必用品，比如咖啡、牛奶、衣架、奶油等，事先总把清单写在银行邮寄的那种小纸张上。
她似乎不愿意见人，哪怕是邻居，也并没有认识的欲望。甚至，她要在半夜三更时去楼底下拿信，因为怕别人烦扰自己。不能不说这一种过度的喜静不喜群的“精神洁癖”已经近乎病态，正如她身体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一样。
年轻的时候，“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她一句经典的格言，可是谁能想到这竟是一语成谶，年老后隐居于公寓里的她一直怀疑房间里是不是有虱子，一旦发现虱子就会马上搬家，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严重的怀疑病症。
她所躲的，是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虱子。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虱子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同样可惜的是，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她也遗失了不少证件和手稿。
甚至有人说，张爱玲的晚年由于“躲虫”竟搬家达一百多次，不知真假。总之，此时，她对生活的要求也更加简单，添置的家具都是手提式的，睡的是行军床，唯一不可或缺的是一台电视机，因为可以帮助她打发孤单寂寥的时光。
家里也基本不生火烧饭，她常常用微波炉加热买来的速食或罐头，便可以草草打发一顿。在邻居阿妮塔的眼中，她很少出门，甚至很少言语，但是她从头至脚都散发着一种幽暗、沉寂的神秘色彩。她总是去书店和小吃店里逛逛，带着一大卷的报纸信件，或者几块胡桃派、饺子、春卷之类的小吃回来，进了屋几天就再也不见踪影。邻居好几次与她搭讪，甚至提出可以帮她买些日常用品，都被她婉言谢绝。
无奈之下，邻居阿妮塔只好观察着她的居室，吃惊地发现竟然没有家具的装点，“房间显得十分空旷，只有一台电视机、一台老式收音机，她坐在灰蓝色的地毯上看电视、听收音机、吃饭、睡觉，甚至都不用碗筷，只用一次性的纸盆代替”。这种极度自闭的生活加剧了她的健康每况愈下的程度，在今天看来，这一切无疑预示着死亡的临近。
或许张爱玲自己也早有察觉的吧，毕竟这是一个对于人世如此敏感的女子。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1992年，她就为自己的离开安排好了后事。2月14日，通过律师，她立下了遗嘱：1.一切私人物品都留给在中国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2.立刻火化遗体，不举行任何仪式，骨灰撒到任何广阔的荒野中。
对于张爱玲来说，死亡似乎也是一件需要用心的艺术，她并不会让自己死得太慌乱，死得不体面，她骨子里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精神洁癖注定不允许自己死得丑陋而慌张。
《我看苏青》中曾这样记过一笔，苏青问她：“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呢？”张爱玲说：“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能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人说话大概总是需要避谶的，不知道张爱玲当时对于“下一代的世界”回答是有意或无心，最后竟一语成谶，这“理想的国度”在故土并没有找到，在异乡亦是没有，那么她可期待的只是另一个世界。
那一年的8月，邻居阿妮塔就感到越来越少见到这个神秘的孤独的老人，偶尔碰到，也是觉得她分外虚弱，时不时还听见她清晰的咳嗽。接下来的一连好几个星期，阿妮塔发现老人门口一卷纸巾放了很久，也不见她出来收拾，安安静静地毫无声息，甚至敲门没有人应，电话也没有人接，不能不说这一切太为反常。
1995年9月8日的中午，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经过检测，人们发现就在那个时候，距离她死亡已经过了六七天了。而这一切竟是这样的静悄悄，让人毫无察觉。
对于张爱玲的离去，我总是觉得泰戈尔的那一句诗简直是为她而作：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张爱玲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正如她在作品中写的：“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她的死是安静的，仿佛一颗流星，划破长空，戛然而止。自此，一个张爱玲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死亡，对于她来说是人生中最后做出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恰好是中国农历的中秋佳节，一个家家户户亲人团聚的日子。从年轻时便对月亮有着独特情感、写了一辈子月亮的张爱玲，不知是否明白这命运中的关联。恰恰是那象征人间圆满的满月，之于她却是充满了遗憾的叹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这轮亘古有之的月亮，似乎对张爱玲却比常人更加残忍。
月亮给张爱玲留下的，好在还有一场无痕的“天才梦”。 它默默地照着一个“天才”女作家才华与情感共纠缠的一生——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这个一生与月亮有着复杂故事的人。
生前对于生与死这个话题，张爱玲曾说：“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所以死于她而言，大概更是一种解脱。
在《半生缘》里，张爱玲曾写道：“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
然而，毕竟生与死是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人活着一秒钟，就不会与死了是一样的。而往往跟时间挣扎却并不比死要容易。这样看来，不能不说死对于“再也回不去了”的张爱玲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
她身后留给世人的不仅有迷恋、有惊叹，也有一团团谜一般的故事。就在她死的时候，还留有最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团圆》未杀青，但是她不会在意了。彼时，她已经到了另一个“理想的国度”，在那里，她可以见到她的祖父母、父亲、母亲、姑姑，那些在尘世间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的亲人。自然，还会有那让她爱一生也恨一生的胡兰成，以及晚年相濡以沫的赖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再一次相见会是怎样的一幅悲喜交集的情形。
那一年的9月19日清晨，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市的玫瑰岗墓园火化，很冷清，正如她在世时那种不随流的风格一样。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完全遵照她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火化时也没有亲人在场，潇洒而凄凉地结束人世的行程。
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林式同偕同诸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那个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女子，终于在太平洋中获得了自由，正所谓“一叶浮萍归大海”。
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也许，太平洋亦可称得上是人世间最荒凉的处所了，人们把一捧捧深红或纯白的玫瑰花瓣相继撒入水中。花落水流红，但愿海水有情，终有一天会把她的骨灰送回她魂牵梦萦的上海。
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此番魂魄归来，已时隔四十三年。
真是“生也漂泊，死也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