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起那团面，把手臂伸直，面条总算离开了盆子。再放下来往嘴里送，吸到头就咬断，然后咀嚼，接着咬一口干酪，咀嚼一下，喝一口酒。那酒的味道就像生锈的金属。我把饭盒还给帕西尼。
“差劲透了，”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搁在车子里。”
大家都吃起来，下巴紧贴着面盆，头往后仰，把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吃了一口面，尝一点干酪，用酒冲一冲。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下，大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四二零大炮，就是迫击炮弹，”加沃齐说。
“山里头根本没有四二零，”我说。
“他们有斯科达大炮。我见过这种炮弹炸出的大坑。”
“那是三零五。”
我们接着吃。有人咳嗽了一声，好像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
“这掩蔽壕挖得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喝下一口酒。在别的声响中，我听见一声咳嗽，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然后是一条闪光，仿佛熔炉门被突然打开，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色，后是红色，跟着一股疾风扑来，持续不停。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全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而是退回来。我吸口气，回到原地。地面已被炸裂，在我脑袋前面，就有一根破裂的木梁。我的脑袋在摇晃，听见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尖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河对岸和沿河上下的机枪声和步枪声。随着一阵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随即火箭也冲上天，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嚷：“我的妈呀！噢，我的妈呀！”我又是拔，又是扭，终于抽出了双腿，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就尖叫。他的双腿朝着我，我在明暗交错中看到，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都炸烂了。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仅由肌腱和裤腿的一部分勉强连着，残余的一截在抽搐，在痉挛，好像脱了节似的。他咬咬胳臂，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呀！”接着又说：“Dio te salve，玛丽亚。Dio te salve，玛丽亚。噢，耶稣，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玛丽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噢耶稣可爱的玛丽结束这痛苦吧。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哽噎声：“妈呀我的妈呀。”然后他安静下来，咬着胳臂，腿的残肢在抽搐着。
“Porta feriti！”我将两手合拢成杯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Porta feriti！”我想接近帕西尼，给他腿上绑根止血带，但我根本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可以用双臂和双肘撑着往后爬。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的衬衣后摆。衬衫撕不动，我就用牙齿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布绑腿。我穿着羊毛袜，而帕西尼却裹着布绑腿。司机们都裹着布绑腿，但帕西尼只有一条腿。我解开布绑腿，可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觉没有必要再绑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得找一找另外三个人。我坐直了身子，这一来才觉得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的眼睛上压着铁块，我眼球后面被什么东西击中。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面又湿又暖。我知道我中弹了，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不见了。我把手伸进去，才发现我的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又一道照明弹的光慢慢地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噢，上帝，我说，让我离开这里吧。然而，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本来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抱住我的腋下，另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有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是找不着。你好吗，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抬着你的双腿。搂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伤在腿上。戈尔迪尼怎么样啦？”
“他没事。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把我也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让你再摔倒我呀。”
“刚才因为我们受惊了。”
“你们没受伤吧？”
“都只受了一点伤。”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摔了我一次。
“狗娘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不会再摔着你了。”
在救护站外面，很多我们这样的人躺在黑暗中的地上。他们把伤员抬进来又抬出去。包扎所的门帘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了的就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了肩部，一个个浑身是血，跟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吵得厉害，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包扎所门上用来遮荫的树叶给风刮得沙沙响，夜越来越冷了。时不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随即又走出去。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里的灰尘太多，所以没流多少血。他们会尽快给我治疗。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的肩膀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他没觉得怎么疼，但现在肩膀不听使唤了。他坐在一垛砖墙边。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送走了一批伤员。他们倒还能开车。英军派来三辆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戈尔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煞白，一副病容。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严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副钢边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太严重。抽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位。”
“真不幸。你愿意让我们来开车吗？”
“我正想请你们来开呢。”
“我们会好好照料车子，用完还到别墅去。你们是二〇六，对吧？”
“是的。”
“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是的，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会十分当心的，”他挺直了身子。“你们的这个伙计急巴巴地就想让我来见你。”说着拍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身子一缩，笑了笑。英国人突然操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来接管这两部车子。你们现在不用操心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得设法把你送出去。我要去找医务人员，我们把你一道送回去。”
他朝包扎所走去，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唯恐踩着地上的伤员。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包扎所门前的毛毯掀开了，走出两个担架员，后面跟着那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他们领到我跟前。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还是等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没事儿。”
“得了，得了，”他说。“别充该死的英雄啦。”然后又用意大利语说：“抬他的时候要当心他的双腿。他的腿痛得厉害。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送进包扎室。里面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在动手术。小个子少校悻悻地瞪着我们。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镊子。
“Ca va bien？”
“Ca va.”
“是我把他带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你们一腾出手就给他医治。然后我就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朝我弯下腰来。“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这样事情会快得多。”他弯着身出了门，走掉了。少校这时取下镊子，把它们丢进盆子里。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桌上抬走了。
“我来负责美国中尉吧，”一个上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刺鼻的气味，既有化学药品味，又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一边对中士副官口述起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负伤。右膝、右脚伤势较重。头皮有裂伤（他用探针探查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呀！），头盖可能有骨折。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他说。“想喝点白兰地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你打算干什么？自杀吗？请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疫苗，在他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清洗干净，扎上绷带。你的凝血功能相当棒。”
写病历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你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做的手术很痛，割裂了肌肉组织，问我：“你肯定吗？”
我尽量躺着不动，肌肉组织被切割的时候，感觉胃在颤抖，便说：“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我把这些都涂上颜色——这痛不痛？好了，这比起以后的疼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来杯白兰地。一时的受惊可以减轻点疼痛；不过也没什么，只要不感染，就用不着担心，再说现在也很少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那你还是别喝太多的白兰地。要是骨折了，还要防止发炎。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是汗。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我想你还是骨折了。我给你包起来，免得你的脑袋东碰西撞。”他给我包扎，他的手非常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好运，Vive la France.”
“他是美国人，”另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下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病号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疫苗来。”上尉冲我挥挥手。他们抬起我，出去的时候，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头，中士副官在我躺的地方跪下来。“姓氏？”他轻声问道。“中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军团？”等等。“为你头上的伤感到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好些。我现在用英国救护车送你走。”
“我没事儿，”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先前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激不起我的兴趣，也与我无关。过了一会，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上救护车，推了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男人，他的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一般。他的呼吸很沉重。又抬来几副担架，挂在上边的吊索上。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朝里面望望。“我要稳稳当当地开，”他说。“希望你们感觉舒坦。”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感觉到他爬上前座，感觉到他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接着我们就启程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疼痛肆虐。
救护车沿着山路爬行，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跑起来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起初滴得很慢很有节奏，后来就滴滴答答流淌起来。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下车，从车座后的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担架上的那个人在流血。”
“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把担架弄出来。”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帆布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试图把身子往旁边挪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的血流进我衬衫里，觉得又暖又黏。我感到冷，腿又疼得厉害，难受得直想吐。过了一会，上边担架上血流得少了，又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听到并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那个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样了？”英国人回头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我想他是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山路往上爬，沉沉夜色中，车里寒气袭人。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出去，把另外一副担架放进来，我们又继续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