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VE：捡落叶的手工造纸厂主人
“我们买了一辆大巴，从巴黎开到黎明之城”
“不，我们可没钱买机票，于是我们一行30人就凑钱买了辆没人要的旧大巴，开了两三个月，从巴黎开到黎明之城”。黎明之城的手造纸工厂主人Herve是1969年的乘大巴到这里的最早居民之一。那年，他还是个23岁的小伙儿，做的是农业工作。
“Herve，你是个嬉皮士吗？”我问。“嗯？你以为我是个老嬉皮？不不。也许1968年前我是。那以后，我再也不是嬉皮了。”
高瘦的Herve说一口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套在棉布白衣里晃晃荡荡。知道我们要来拜访他的手工造纸工厂，决意把屡次来敲门的生意伙伴晾在一旁。
现代工业中，造纸工业的对水源的高污染众所周知，污染源主要是制浆造纸生产中的蒸煮废液。而Herve的手工造纸厂避免了这一点。他不但实现了水回收和封闭循环，还坚持全程使用工业革命前也就是17世纪的手动欧洲机器，用古法造纸。古老的全金属机器从何而来是个秘密，古法造纸却有迹可循，他翻开一本大画册，讲解他是如何结合古老的尼泊尔、印度和土耳其造纸法来造纸的。与中国古代的造纸术（蔡氏捞纸法）不同，他的纸是用机器压出来的。原料是制衣工厂做白T恤扔掉的碎棉布头，和芭蕉叶子。绞碎、化浆、染色、压制，然后用他在树丛中捡到的落叶和藤萝种子（他从不摘叶子）压出形状，再染色、晾干、裁纸。整个过程，完全无污染，无化学工业成分，水可封闭循环。
工厂有两层，一楼生产，二楼加工。到了二楼，我们看到一张张有叶痕的棉布纸变成了本子、装饰画、容器、花、椅子、门帘、纸雕塑、耳环、手环……印度姑娘们笃悠悠地做着手工，她们来自周边的村落，没有硬性工作指标，生产过程堪称缓慢。在这里做手工，除了可以领取印度政府发放的保障金外，还可领取相比印度当地水平来说不菲的工资。工作强度、工时，全凭自觉。
Herve很难被称为“老板”，他的工厂，称为作坊更合适。规模小，进度慢，盈利少，却也不妨碍他的产品四处闻名。黎明之城中所有的工、农、商业小作坊都是这种类型。城中Manager所有“盈利”的70%，全部贡献给集体，剩下的30%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和再运转，以及缴纳赋税。Herve也许是个“贫穷”的老板，但他热爱他的工作，在黎明之城的小道上森林里捡好看的落叶摆在半干的纸板上，研究纸上的墨绿如何与钴蓝更好的晕染过渡，是他的一大乐趣。
Herve的白胡子里结满黎明之城的故事。但他自己却没有故事，除了那个大巴的故事：他孤身一人，从23岁到68岁。他从未有过爱人。他说在爱上一个人与爱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黎明之城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从不感到孤单。”
“看，这就是生活！”我们坐在Herve后院的橙色长椅上喝着与他一道乘大巴来此的老朋友亲手做的柠檬茶，满院樟香，莺语蝉鸣。“人们总是以为拼命工作然后用几天时间去度假就是生活，拼命赚钱然后买奢侈品花掉就是生活，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此刻！”
刘丽君：从社会学学者到羽毛球教练
“其实人要生活，需要的物质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年前，刘丽君做出了一个让丈夫难以理解的选择，带着6岁大的女儿来到Auroville定居。
初次见面，她把一根黑黑的麻花辫放在胸前，尾稍散开，背着草帽，挽着裤脚，晒得黝黑。她说自己在做菜园里工作，这是副业，主业是在学校教羽毛球。一年多前，她随朋友们来此地游玩，偶然走进一座竹屋，问自己能做点什么，立即被接纳了。因南印度盛产竹，竹屋的工作，是探索各种用竹材取代木材的方法。她爱上了这份工作。动手劳作，有创造性，闻着竹木清香，看着竹子编成的屋顶中央落下阳光来。“工业化带来了细分的重复性劳动，而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是无趣的。”
“我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我的地方。”在北京，她是全职太太，再之前，她是武汉某大学里的青年教师，教社会学。她也许运气好，没有需要赡养父母的负担，曾在澳洲生活，老公是90年代就开始走红的音乐人。人生似可一眼见底。然而只用了一个决断，她就和优越的一眼见底的生活说了再见。
在黎明之城，她接管了日本女孩料理的花园，也不顾正午阳光毒辣，埋头工作。6岁的女儿陈埃光着脚丫站在一旁，欣然看着。丽君几乎要每天教10小时的羽毛球，有时甚至是12小时。老公不理解她：没人为她附加的工作时长付加班费，不管工作多久都只能领到每月2000卢比的生活费。在国内，他足以为孩子的全部人生买单，而在这里，孩子光脚走路，连书包都没有一个。
“他不能理解我。其实人要生活，需要的物质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啊。”丽君说，“剩下的，就是你去付出了。这在外面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而在这里，人人都这样生活。为了这个梦想，我就来这里了。你知道吗？最早的居民刚来这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他们住在搭建的草棚里，住在树上。近几年条件才有所改善。”
丽君很忙。黎明之城土壤偏碱性，料理菜园，要铺十层土才能种植。一层草木灰，一层树叶，一层肥料。如此重复。餐厅的食物残渣，放两三个月，就成了好肥料。黎明之城居民这样种植，但印度当地人并不如此。“我看到海边大片荒地无人栽种，印度是不是太懒？”我问。“这很难讲……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也许是的，即使有大片地空在那里，印度人也不会去开垦。他们宁愿在地上铺张凉席睡觉，或者去乞讨。中国人却是另一个极端，即使生活已经不错，却怎么也甩不脱危机感。人生苦短，如果你要的东西基本都是金钱名利，只要你在追求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找到幸福的。”
晚上，我们相约去丽君的邻居家喝茶。我们坐在庭院中木椅上，丽君则像在自己家一样轻车熟路地沏起茶来。Auroville的住宅区，都是居民和建筑师合作，亲自动手设计和建造的，当然许多居民本身就是优秀的建筑设计师。比如丽君的邻居Gil，就是上海世博会上印度馆的设计者。Auroville是一个充分给予居民空间，让人发挥想象、尽可能地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地方。Gil的家是他前妻设计的，有庭有院，房屋结构与元素均东西杂糅，家具均是当地木材所造，房屋则除木材与手工砖外，甚至运用了当地常见的建筑材料：牛粪。
“在中国，人们习惯把所有钱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这里，我们分享所得。（We share money.）”丽君说。但Auroville并未刻意追求物质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富”一点的人，自愿把更多物质捐给集体；“穷”一点的人，也安于过更简单的生活。“来自南非的犹太人Johha连自行车都没有。她女儿特别想要个芭比娃娃，但Johha觉得太贵。那天她女儿来我家，发现陈埃有好多芭比，却没有开口去要。”
丽君希望我们不要把Auroville写得太吸引人，或许是出于她对这片净土的“一点私心”。说起“中国游客”，她愤愤难平。她曾经应朋友之请，接待一群从印度“合一大学”来此地参观的中国瑜伽爱好者，结果他们在被视为Auroville灵魂的“大金球”里违规拍照，大声喧哗，多次劝阻无效，以至管理人员动怒将他们赶了出来。一个来自中国的七八口人的大家庭进住Auroville做试用居民，却只有两个家庭成员会讲英语，只有一个成员工作，举家迁徙，仅仅为了孩子的教育。“索要，而不思给予。这是中国人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国人迟早会把什么都毁了的。”丽君后怕地说。但Gil却抱着西方人的乐观说，“人们来到Auroville，是为了改变自己。你要相信人们会改变的。即使他们现在不改变，他们的后代也会改变。”“好吧，也许我该学习下Gil的包容心。”一晚的辩论结束。
几天后，我在植物园的市集上再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了她。她挽着黎明之城最年迈的居民，那位年过八旬仍不间断地在义务劳作的老妇人，一边问候着病愈的老建筑师Andre Hababou。她会买些种子回去，也把自己种的日本红豆种子送给“种子银行”。即使在那样强烈的阳光里，也总有办法让北国的种子落地生根。
GILLES：市政服务厅的城市规划师
“黎明之城最大的好处是有自由，最大的困难也是有自由”
文_周仰
“我们都同意，我们都有贪欲/你认为欲望必须超过需求/以为直到你拥有一切，你才可以得到自由？（1）”Eddie Vedder在电影《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的一首插曲“社会（Society）”中这么唱道。当Gil开始发表他的“自由大演说”的时候，我想起了这段歌词。
第一次见到Gil时，他和我们预约的采访对象丽君一起出现在Auroville的市政办公室（Town Hall Office），他们是邻居。当时他随口说自己在这里上班，但直到晚上，我们一起去他家喝茶时才发现，原来他是市政规划团队的一员。他的家里有一墙书，茶几上散布着朋友们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摆设，以及Auroville的“五年计划”。在那里，Gil给我们解释Auroville整体规划的历史、未竟的梦想，以及当下这个规划团队的工作：在“银河系”模式的基础上，用更绿色、更适合当地气候以及设计上更具现代感的建筑丰富这个实验之城。
Gil在1973年第一次来到Auroville，那时他大学刚刚毕业，带着女友来享受间隔年。和很多定居者一样，他们走的也是“意外发现—回国、念念不忘—决定定居”这样的道路，和女友结婚、生了女儿之后，在1977年，Gil一家成为黎明之城的一员，在一个简单的棚屋住了八年。之后，他又经历离婚、再次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又再次离婚。Gil现在一个人住在他的第二任妻子设计的房子里，他拿出家庭相册给我们看的时候，没有苦涩，只有爱，他说两天之后他和两位前妻会一起共进午餐。我们开玩笑说，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小乌托邦。
“Auroville最大的好处是有自由，Auroville最大的困难也是有自由”，Gil就这么突然开始了一番对自由的演说。在他看来，很少有人是真正懒惰的，只要有自由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人们都会希望能够对他人有用。Auroville的存在，是给予居民表达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基础，是放弃个人财产。“世界上的问题都源自人的自负和欲望”，Gil重复了一次2500年前佛陀的话。Auroville的居民当然不是唯一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们，但他们是唯一没有因此避世的人们，他们没有像《荒野生存》里那个年轻人一样逃入阿拉斯加的蛮荒之中，而是积极地开创一种新的体系，尽管“简单生活”实践起来并没有说说理念那么简单，但实验从未停止过。
注（1）
歌词原文：
We have a greed，with which we have agreed
and you think you have to want more than you need
until you have it all，you won't be free
UMA HAIMAVATI：印度服装设计师
“黎明之城的公平贸易是天生的”
文_周仰
Upasana是梵文。Upasana的含义是“接近神，爱慕神”。Upasana是Uma为她在Auroville创立的服装设计工作室选的名字。Auroville不崇拜任何已知宗教的神祇，但它的每个居民都过着神性的生活。Uma用这一个单词表达她的承诺：工作就是她的修行和她的祭品。
勉强避免了一起冲入草丛的事故并且在租来的自行车上颠了七八分钟之后，进入Upasana所在的院子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汗水和沙土留在了身后，连不停嘎吱作响的自行车都好像安静了。和Auroville的许多空间一样，这里被树木包围着，两幢木屋一大一小，草木间两三个石雕的印度教神像。在等待采访的时候，我们一分钟不浪费地走进较小的木屋，那是Upasana的展示室和商店，手纺的棉麻或者丝织的面料，带有印度元素却非常现代的设计，以及虽然比印度一般服饰价格高上十倍却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接受的价格，让我们差点忘记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Uma并不像传统印度女人那样穿纱丽，她盘着头发，穿着自己设计的、棉麻质地的服饰，白色上衣、红色的裤子和带圆点的外套，没有繁复的装饰，但依然看起来很印度。这一点应当不会太令人惊讶，毕竟，Uma创办这个设计工作室的最初目的，就是把印度的文化身份介绍给Auroville，从而介绍给世界。Upasana的服饰不会用工业生产的面料，而只用印度各邦的传统面料，在Uma看来，面料本身就是承载了文化的语言。Uma从印度国立时装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毕业，在德里做了两年设计师之后来到Auroville开展一个计划两周的项目，那是1996年，但那之后她再也没回到德里，两个星期变成了16年，并将一直持续下去。
Upasana的旅程始于1997年，和很多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从树荫下的一个没有门的小棚屋开始。Uma最初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设计把印度各邦的独特面料带入世界，她与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棉纺工人合作，与瓦拉纳西（Varanasi）的丝织者合作，用并不强大但却持久的力量帮助手工生产的“文化面料”去与批量生产的工业面料竞争，尽最大的努力纠正工业化冲击下的非公平贸易。在Uma看来，公平是贸易的基础，而不是最终目标。她不像很多愤世嫉俗的人那样全盘否认工业化的好处，而是平和地说，要“利用工业化，但是不能忘记对人和人的能力的尊重”。
Uma在Auroville找到了她的梦幻岛，不光因为她可以实现一个梦想，这里给她的是成长的可能性。或许不仅是可能性，更是生活在Auroville的挑战，她必须成长，Upasana必须成长。“每隔几年，我会发现Upasana发展成了新的东西”。她的团队扩大了，他们开始发展成社会企业：帮助当地妇女就业；培养手工艺人的领导能力，辅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生存之道；帮助历史小渔村发展文化旅游……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原创、非她不可的东西，就像Uma办公室后面的那个由几台缝纫机和五六个印度员工组成的小工作间一样平常。不过从工作间出来的时候，一只昂首阔步的孔雀从我眼前走过，只有我们惊奇地叫了起来，Uma只是微微一笑。一个有孔雀光顾后院的工作室，再平常不过了，何况她没有一次提到冥想或者修行或者神性的生活。她只关心人的成长和未来，因为“Auroville是未来性的”。
FABIENNE：满身蝴蝶的女人
“做事从不做一半的执着”
文_周仰
南印度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红土路变得有些刺眼，手机屏幕反着光，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楚时间。午后两点半，我们无法避免地迟到了。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和媒体专员Fabienne面对面坐在了Auroville的市政办公室（Town Hall Centre）的餐厅里。
在踏上Auroville的土地之前的一个月里，我们和Fabienne已经有了很多的邮件沟通，从盯着我们把采访方向具体化到提醒我们预定住宿，她给我留下了严谨认真的印象，而当面聊天时她则是一位爱笑的法国女人，很容易就熟络起来。这个下午的这次见面，本以为会是简单地做一下接下去几天的采访安排，但是在她的一堆资料中间我清晰地看到了打印出来的我发给她的邮件，其中重要问题还用彩笔做了记号。很快我们滑入了两个小时的热烈谈话，她说起Auroville的缘起、理念和经历过的斗争，语气中有种冷静的热情，让我们几乎忘记了之前九个小时飞行和四个小时车程带来的疲倦。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信息量几乎让人感觉要爆炸了。
在后来的几天当中，很多次在我们感觉精力在太阳底下耗尽或者信息量过剩大脑来不及处理的时候，是Fabienne的这种热情让我们不好意思推托，于是又多看一点、多与一个人聊天。对于一位50出头的女士来说，Fabienne的精力充沛到让我们自觉汗颜。在三天当中，她是我们和Auroville之间的桥梁，她总是给我们介绍对的人，甚至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带我们骑车穿越林间小道去深入了解这个黎明之城。这显然不像是任何媒体专员的职责范围内的活动，我想她是出于天性，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一旦做一件事就不会只做一半的执着”。
20多岁的时候，她就把这样一种执着到底的承诺给了Auroville这个地方。在那之前，在法国，Fabienne工作的机构负责帮助受到家庭暴力困扰的少年，刚刚20出头，她就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东西”。最初她读了些关于佛教的书，但她已经知道宗教不是她要的东西，Fabienne这么解释，“在某个阶段，当宗教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它是有益的；但当宗教不再能够帮到你，你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它，它就会成为你的局限了”。
之后她读到了Auroville，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她所属的地方。“做事不做一半”的性格让她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做决定。讲述这些往事时Fabienne语气很平淡，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我可以想象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犹豫，不断地问自己，“Auroville是不是我要找的东西”、“我是不是要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对于当时那个24岁的年轻女子来说，到Auroville定居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承诺。不过她最终来了，并且遇到了现任丈夫。而后她意识到，这里能给她的是自由，而非限制，她不会被这个地方禁锢。实际上，在90年代，Fabienne一家一度离开了12年，为了赚生活所需的费用。若是他们一家选择不再回来，也没人可以质疑，但他们在存够了钱之后回到了这个每天出现在梦中的地方。
Fabienne穿着满身蝴蝶的红衣，与她在Matrimadir的花园里穿行、冥想室内静心、榕树下谈论vérité（法语，真），如同一个未来之梦。现在，一个多月之后重新听那些对话的录音，可以肯定她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尽责的媒体专员，不，她不只是在尽责——考勤或者必要工作量这种东西在Auroville是不存在的。每次看到她穿着非常印度的鲜艳的衣服神采奕奕地与我们打招呼，或者与路上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或者在发现有游客把背包带入了禁止带包的冥想空间时亲自帮她把包拿到门外的寄放处，或者在餐厅看到一张不该出现的外来海报时和善但是严肃地提醒工作人员，许多的细节慢慢拼出了整个图景，我意识到Fabienne所做的一切全因为这是她自己追寻的生活——她所热爱的生活。
ERIC &FLORENCE：实验森林夫妇
“林中有两条小路，我选择人迹罕至的那一条”
下午，Fabienne递给我一顶太阳帽，骑车带领我们在黎明之城的螺旋小路上四处看看。路越来越窄，只能一辆自行车通过，我意识到我们是在林中路上颠簸，似乎颠了很久，来到一片叫做“实验森林”的地方。实验森林有点像《剪刀手爱德华》里的绿植世界，迎接我们的是一对浑身上下散发着阳光味道的法国夫妇。当我们在晒得发烫的小院中坐下，品尝主人忙不迭地端来的蜜饯、法国甜柠檬和普洱茶时，似乎感觉到一阵地中海的清风。
他们是Eric和Florence。刚来此地不久，住在废弃的Guest House里，粉色的小建筑上，挂着水晶球。在实验森林，Florence研发了在食堂中供应的食物：rice milk，用于给素食的居民做牛奶的替代品。
正说着话，Eric突然孩子似的跑到菜园里摆起他的石头山来。石头是他捡的鹅卵石，累得很高。问他有什么象征？他答，没，就是喜欢。知道我们是中国来客，他格外兴奋，说起在西方著名的太极大师，他颇自豪地说自己是他的弟子。“Lou Reed（地下丝绒主唱）也是。”我说。除此之外，他还练双节棍，写书法，让我们自愧不如。我以为他是个年轻人，他却说自己已经49岁了。在法国，他从旅行手册的一个角上看到了关于黎明之城的一句话，又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决定，终于迁徙到了这座森林。“做这个决定很难，纠结过，疑惑过。但一旦做出，就再没后悔过。”他说。在巴黎，他是Mac工程师。在这里，他延续了这份工作，但平时连手机都不用，他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和植树人，与飞翔的孔雀为伍，会用孔雀语跟孔雀对话。
“给你们拍张照吧。”
“等一下！我要穿上我的中国T恤！”Eric说。“我要戴上我的中国戒指！”Florence大叫。过了一会儿，他们从粉色屋子里钻出来：什么都没找到。
告别这对夫妇，重新在林中小路上颠簸骑行，一度迷路。很难不想起那句家喻户晓的弗罗斯特：“林中有两条小路，我选择人迹罕至的那一条，那使得一切都变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