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长子的领导下，继承共同的遗产——共同的采邑。这种长子拥有继承权以及皇位继承人可由统治者或是官职最高的官员在皇帝的儿子们和亲族中选定的作法，在皇室中同时存在。假如幼子或是庶子获得继承权，有时便会引起封臣们的极力反对。后来，基于祭祀祖先仪式的原因，产生了一条一直沿用到君主制末期的规矩，即继承人必须是死去统治者的子侄辈。由于这种规矩，使得在君主制最后的几十年间，即位的皇帝都是小孩子，朝政由某位亲王和后宫的太后共同执掌。
在政治上，最高统治者——宗主几乎已经不再拥有任何权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军事力量被掌握在那些负责打仗，驻守边境的封臣（负责边境事务的总督）手中。所以，皇帝逐渐变成了一个只体现和平主义的教主。皇帝是地位最高的大祭司，他在祭祀仪式上拥有特权，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向神灵进献最高规格的祭品。
从理论上说，封臣如果发动战争反对皇帝，那么就是破坏了礼乐制度，并为自己招来诅咒和不好的事情。即使这样，犯上作乱的战争依然时常出现。就像在罗马帝国主教有权力要求召开会议那样，中国的皇帝也有权召集诸侯进行集体会议。在史书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是，一旦有封臣掌管了皇家的政权，成为了皇室实际的庇佑者，就会无视皇帝的这种权力。在儒家的理论中，这种行为被看做是违背了礼仪。这类诸侯大会的召开非常频繁。例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葵丘之会。这个诸侯大会于周襄王二年，即公元前650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诸侯们对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坚持嫡子继承权；世袭官位与官职不得重叠；高官不得被处以极刑；推崇孝道，尊老敬贤等。
不过，经常召开的诸侯大会并不表示帝国已经完成了统一。文化上的一致才是真正统一的标志。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代表着中国文化统一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第一，等级制中骑士习俗的统一；第二，宗教仪式上的统一；第三，士大夫阶层的统一。前两者的统一所表现出的形式与西方非常相似。在西方，“野蛮人”等同于“异教徒”。在中国，行为不符合正确的礼仪是蛮夷和具有蛮夷特点的人的标志。有些诸侯因为在供奉祭品时出现了差错，便被看做是半个蛮夷。在当时，对那些行为不符合礼仪的诸侯发动战争，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事情。
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来自北方的蛮夷民族对中国的成功入侵，并建立了自己的朝代。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的行为能符合正确的礼仪，并保证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那么，拥护礼仪传统的人就会把他们看做是“合法”的统治者。那些针对诸侯提出的“诸侯国法”要求，最起码也是一种体现着文化统一的理论。礼仪和骑士阶层是这一理论形成的来源。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曾经尝试过以召开诸侯会议的方式，让诸侯们就此达成一致。
从理论上来说，假如一个诸侯国正处于丧期或是困境，特别是处于饥荒灾害之中时，那么出兵攻打这个国家就有悖于礼仪。如果对处于这种困境的诸侯施以援手，那么就会获取神灵的欢心。无论任何人，只要对自己的领主造成了危害，或是发动不义的战争，那么这个人死后，无论是在天上还是自己的宗族的祠堂中，都不会有他的立足之地。把开战的地点和时间提前告知对方，是一种具有骑士风范的做法。不过，战争一旦开始，便要得出最终结果，由神来裁决“战争双方，究竟谁胜谁负 ”。
事实上，诸侯在政治上的行为显然与此截然相反。无论封臣的势力大小，彼此之间总是充斥着无情的斗争。小的封臣为了获得独立，不放过任何机会。势力强大的诸侯则伺机侵吞邻国。于是，按照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战争时代。但是，理论并非毫无意义，它是文化统一的重要标志。士人也就是那些有学识的人表示了对这种文化统一的拥护。这些人被诸侯用来在自己的领土内进行理性化的行政管理，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与印度王公对婆罗门的利用以及西方公侯对基督教神父的利用都非常相似。
在公元前7世纪，诗歌赞美的对象是武士，而不是贤明的哲人和士人。这种崇拜武力的时代导致了中国古代清心寡欲的思想，以及毫不关心自身来世利益观念的形成。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在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753年，秦国正式任命了一位宫廷史官，也被称为宫廷天文学家的官员。记录了全部的宗教礼仪和史料的诸侯“典籍”成为了被掠夺的对象。而且，很显然，士人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他们开始管理账目，负责诸侯之间的外交书信。也许是作为范例，这些外交文书被大量的保留在了史书中。在这些文书中，士人们所采用的手法与“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非常相似。比如说，对于邻国的诸侯的征服，通过战争和外交两种渠道双管齐下，在与对方结成联盟的同时，积极准备对其发动战争。战争的准备工作则是主要通过理性的组织调遣军队，制定相应的仓储和赋税政策来完成。针对这一点，为诸侯管理财政的士人显然做得很好 。在挑选士人的问题上，诸侯总是彼此干涉，破坏对方与士人的关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士人们则彼此交换消息，辗转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与神父和知识分子在西方中世纪末的流浪生活非常相似。而且，同样自觉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阶层。
诸侯推行理性化经济政策的产生源自于各个诸侯国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而这种经济政策的理性化的实施者就是士人阶层。在诸侯国内实施理性化的行政管理，这一做法的创造者名叫商鞅，他是一个士人。还有一个名叫魏冉的士人，他创造了国家军队的理性化制度，致使国家军队的实力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就是一笔财富。它对于诸侯及其臣子来说更是如此。诸侯以此作为成为强国的手段。而且，诸侯和他们的谋士们（精通礼仪和学识）还必须同诸侯的臣子进行争斗，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这些臣子们的威胁。然而，早在诸侯还是他人臣子时，曾对自己的领主释放过同样的威胁。在西方，类似的情况也是如此，毫无差别。
为了反对再次分封，诸侯们达成了同盟。于是，士人们制定出了相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礼法的世袭官位和渎职必然会招来灾祸，而导致早亡。显而易见，这一切都表明封臣主导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具有卡里斯马的大家族所进行的统治正在瓦解，行政管理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官员行政管理。
诸侯创立了禁卫军。这支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的供给全部由诸侯承担。它取代了过去由封臣组成的军队。这种对军队的改革，加之税收和仓储的政策，导致了诸侯军事力量方面改革的产生。那些具有卡里斯马的大宗族，率领着自己的装备和随从，作为诸侯的追随者奔赴战场。
当然，这些名门望族与老百姓之间仍然存在等级对立的关系。而且，被史书作为记录史实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表明等级差异，还在服饰方面设立严格的制度 。大家族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彼此之间通婚，建立姻亲关系。即便是在类似于商鞅制定的极为理性的秦国制度中，等级区别也依然存在。所以，“贵族”与平民始终被要求进行严格的区分。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清楚。这里所说的“平民”指的不是农奴，而是享有自由的普通宗族成员。他们不属于任何封建等级，不能接受骑士阶层的教育，也不允许参加骑士的战斗。而且，在政治态度方面，平民和贵族也存在着差异。就像我们在下文中将会提到的那样，农民在中国的处境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那么的艰难。然而，那种以反抗贵族为目的形成的诸侯与平民的联合，也只有在世袭制国家进入发展阶段的时候才会出现。
统一国家对官僚体制的恢复
诸侯国在战国时期连年的争斗中不断地减少。剩余的都是统一的国家，在行政上实行的是理性化管理。最终，在吞并了其他诸侯国，取缔了只在名义上存在的东周王朝后，秦王于公元前221年，以“始皇帝”的身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把整个中国作为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并在官员管理方面实行了独有的制度。
在管理政务的机构方面，秦始皇用左右两丞相取代了在此之前的封建卿士寮。在地方，军政的最高长官不再由一人担任。这一点与古罗马晚期的情况相似。皇帝会派专门的官员，对军队的统帅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工作进行监督，这又与波斯的做法非常相像。这种专门负责监督工作的官员就是后世“御史”（在国内四处巡查）的原型。通过这些措施，秦始皇建立了真正的专制制度。此外，他广泛地招揽有才能的人，并以功绩和个人的喜好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官员制度。秦始皇以这两种制度取代了以往的神权封建秩序。
对于这种官员“民主化”来说，起到作用的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为了反对以往的贵族等级、专制统治者和老百姓自然结成的、普遍存在的同盟；另一个是财政方面的因素。正如前文中已经说过的，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卖官的人就是秦始皇。如此一来，那些有钱的普通百姓成为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是其必然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必须遵从的原则，那就是包括皇族在内，禁止一切出租政治权力的行为。虽然依旧保持了过去的等级划分，但是身份低下的官员随着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苗头的职务等级制度的建立，拥有了更多升职的机会。
其实，对于新政权来说，其反抗封建势力所凭借的就是老百姓的力量。而那些普通老百姓出身的官员，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提升自己身份地位的机会。即便有机会，其前提条件也必定非常特别。而且，也只能在士阶层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根据战国时期史料的记载，由贫贱出身的人担任诸侯身边重要官员的情况，是自统治理性化后才出现的。这些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学识获得职位。他们熟知礼仪、有能力，并以此要求获得高位，甚至超过了君主的血亲。当然，士人的这种身份，引起了诸侯下属中实力较强的大臣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就连士人本身也认为自己的身份是非正式的，像是一个没有任何具体职责的部门长官，也许，我们可以把士人称作是诸侯专属的“倾听忏悔的神父”。
士人与封建贵族之间的争斗，究其根源是由于封建贵族对官职形成了垄断，不允许自己以外的势力介入。这与西方封建贵族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秦始皇还未完成帝国统一之前，也就是秦王嬴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就曾经出现过下令将其他诸侯国的士人和商人驱逐出境的事情。不过，为了实现统一大业，秦始皇最终撤消了这道逐客令。此后，李斯这个自称身份卑微，出身暴发户的士人，便一直担任他的丞相 。
建立统一的帝国后，我们可以从秦始皇的石刻碑文中看出，这位专制的统治者所体现出的反传统的理性专制开始向士人阶层的势力施压，并形成两者之间的冲突。“皇帝凌驾于古代之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应当在古代之上，对古代进行诠释的人必须在皇帝的掌控之下。假如传说可信，那么，他还通过制造一场文化灾难——“焚书坑儒”来达到毁灭所有古代经典书籍，并以此打击士人阶层的目的。据说，大量经书典籍被焚烧，大约460名士人被活埋。至此，皇帝绝对的专制主义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这种专制任人唯亲，全凭皇帝一人的喜好，完全无视身份和教养。宦官赵高在被任命为皇家总管后，又被任命担任秦始皇第二个儿子胡亥的老师，这就是这种专制最典型的事例。后来，正是这个赵高因为反对大将军蒙恬支持的长子扶苏，便与李斯秘密合谋，在秦始皇死后把次子胡亥推上了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