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史学家和士共同修订了编年史，他们对古代传说内容的修改和规范，远远超过了《旧约》中《士师记》所确立的僧侣风气和习惯。《春秋》是孔子编纂的，其中简明而客观地描述了一些战争过程和惩罚叛逆者的故事。在这方面，它与上述的楔形文字记录有点相似。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曾说，通过这部著作，人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他的本质，假如此种说法可信，那么，一些中国和欧洲学者的意见，我们就得认同了。那些学者认为孔子的贡献在于：在《春秋》里，正是从“礼”的观点出发，采用系统和现实的手法，对事实做了修订，这对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当然是精辟而含义深远，但对我们西方人而言，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那就说不清楚了 。
那些言行堪为君王楷模的圣君名臣，他们的德性必然会得到上天的嘉奖。做官和建功立业极为受到推崇，并且可以光宗耀祖。诸侯国仍然奉行世袭制，一些地方官职靠君王封赏才能获得，但后世的贤人对这种制度（至少对封赏制度）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能是暂时的。当然，理论上也有人认为帝王威望的世袭性也是不能长久的。传说中尧、舜都是很优秀的帝王，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比如后来的舜、禹）时，一点也不考虑继承人的出身，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己的臣下或子嗣，只要他们具备相应的卡里斯马，就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当然，这些继承人的品质需要得到最高宫廷官员的承认和证明。对于其他大臣的任命，尧、舜都是按照这种制度办理的。这种选拔制一直传到第三代禹为止。禹改变了这种选拔制度，没有将王位传给他的首相益，而是让他的儿子启接任了。
与古代真正的文献和碑刻不同地是，在大多数经典著作中，我们没办法找到英雄的最初想法。孔子认为：谨慎与勇敢相比，前者更重要，有智慧的人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去干一些冒险的事情（《论语·述而篇》：“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中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国泰民安的盛世场景，特别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即元朝开始）以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帝国逐渐呈现一片和平的气象。而在孟子看来，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凡是发生在境内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孟子·尽心下》中有“春秋无义战”的话）。与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相比，军队应该充分裁撤。自从将文人教育和武官教育分开后，国家除了原有的文科考试外，还从体育和文笔比赛方面来考察武官。合格者将具备做武官的资格。不过，长久以来的情况表明，这种资格与真正的军人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因此，对军人来说，受到等级歧视的状况仍然没有消除。近200年来的英国，这种现象也一直存在着，武官一直不能获得与文化人具有平等的地位。
中国的各级文官基本都是从官吏等级中产生的。在统一的君主政体时代，这种官吏等级便成为一个持有文凭且可以享受俸禄的阶层，而他们是否具备当官的资格、到底能到什么级别，都要依据他们通过考试的次数。这样的考试主要分为3个等级。但因为有间试、复试、预试及其他许多特殊条件的加入，实际的考试次数要增加好几倍。一个初级考生，最起码要经历10种考试。对一个级别不明的陌生人，一般人都会问：“所有的考试，他通过几门了？”虽然中国人很崇拜自己的祖先，但一个人有多少祖先并不能确定他的社会地位。恰好相反，一个人能否建立祖庙，祖庙里可以供奉几个祖先 ，全都要看此人的官品和等级（一般来说，非读过书的人只能供奉一个祖先）。一个城市的城市之神级别的高低也要根据该城父母官的官级来定。
这种做官的办法和科举制度在孔子时代（公元前6—前5世纪）就出现了，当时社会正处于封建列国时期，掌权的都是所谓的“名门贵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汉朝（该王朝是一暴发户建立的），任人唯贤的原则才被确定下来。而最高级考试规则的确定，却是在唐朝（公元690年）出现的。像前面我们叙述的，“名门贵族”不管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人文教育的垄断者（个别的除外），印度吠陀教育也是这样的。这种遗风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皇族也要参加一定的考试，但初级考试是不用参加的。除了这种限制之外，每个报考人还要有保人为其出身作担保，也就是说报考人必须出身“好的家庭”（在近代，只要不是出身理发师、狱卒、乐师、家奴、挑胆子等家庭即可）。与这种制度并行的，还有一种荫补制度，即设立了一种叫“品官后代报考的学校”。在各省考生最高录取配额中，品官的后代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殊待遇。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的名单还会加上是“官宦人家出身”还是“平民出身”的注释。如果考生的父亲是功臣，那么他就直接可以享有最低一级的荣誉称号。
自7世纪末起，科举考试制度得以全面施行，并且成为世袭君主统治帝国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制度，君主可以防止形成一个孤立他的等级。否则，一旦形成这样的等级，那么藩臣和内阁将会占有所有的官职和俸禄。想要寻找这种科举制的最初痕迹，我们需要回到独裁制的秦国时代，大概是孔子与桓公活着的那个时代。那时，通过一个人的军事才干来给这个人定职位。然而，《礼记》和《周礼》 中记载（此时已经完全理性化了）：要求地方长官对下属要进行定期德育考核，并将成绩如实向国君回报，作为这些人晋升的依据。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走的是和平主义路线。从那时开始才有了选拔人才的真正规则。公元21年（应为公元25年），士人成功地将受民众欢迎的“篡权人”王莽推翻，将正统的光武帝（即刘秀）推上皇帝的位置，自此，士人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强化。在以后激烈的俸禄斗争中，士结成了牢固的社会等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谈到这场斗争。
不管是从中国的版图来看，还是文化的创始来看，唐王朝的光辉一直普照千秋万代。唐朝第一次让士人有了真正的社会地位（公元7世纪），即首次设立了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等学）和翰林院，或称为“研究院”，专门培养人才。最初，翰林院只负责编修正史，让后世好有前车之鉴，除此之外，还负责监督皇帝的言行是否符合正统的道德标准。在经历了蒙古人风暴席卷之后，明王朝于14世纪建立起来。明王朝带着特有的民族意识，颁布了最严格的规章制度。制度规定：每个村子都要设立学校，每25家一所（即社学，它是地方的教育机构。元朝时，每50家为一社，一社要设一所学校；到了明朝，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社学，15岁以下的儿童都要入学；到了清朝，每乡设一所社学）。因为学校得不到国家或政府的资助，所以这些规定都成了空文。像前面所叙述的一样，竟然发生了强占学校的事情。学政定额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入国子监，然而国子监大多残破不堪，尽管后来又新建了一部分。
1382年（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这些“监生”开始领取政府发给的米粮补贴。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监生数目被固定下来。从1370年（即洪武三年）起，只有科举考试合格的人才具有补官资格。各地区为了争夺这种资格展开了激烈地斗争，特别是南北双方。当时，南方考生的文化素质较强，因为他们的来源比较广，而北方处在帝国的军事基地内，考生素质不高。不得已，皇帝开始站出来发话，并处分了将状元颁给南方人的主考官，为此出现了南北分册的考试。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出现了官职任免权的斗争。虽然早在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已经举办了军官子弟的特殊考试，然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都要求由自己选定继任人——无疑，这是一种再度封建化的模式。
1393年，这一要求得到承认，但对其进行了限定：被推荐的人可以优先进入国子监，并享受津贴。1465年（即明宪宗成化元年），规定可以推荐三个儿子，到了1482年（即成化十八年），规定只能推荐一个儿子。到了15世纪，国库空虚，不能满足军队费用了。因此，1453年（即明代宗景泰四年）出现了捐监（如“例监”、“纳贡”）的现象。到1454年（即景泰五年），又出现了捐官的现象。1492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曾原则上废除了这种制度，然而到了1529年（即明世宗嘉靖八年）又重新起用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斗争，礼部（自公元736年起）负责安排考试，却没有任命权，这种权利归吏部。因此，不断出现吏部不任免及第合格者及礼部罢试以回敬的事情。在外表看来，礼部尚书的权力最大，其实吏部尚书（太宰）才是中国真正的掌权人。
慢慢地，商人也开始进入仕途。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希望这些人别太“贪心” （当然是不可能的）。满清时代，古老的传统被延续下来，因此士的地位才得以有了保障，与此同时，也使得官场保持了一定的“纯洁性”。但入仕的途径和从前一样只有三条：第一，皇帝恩赐给王公贵族子弟的科举特权；第二，上级官员每隔3—6年就会对其下属进行一次晋升考试，这种考试非常容易，只是晋升的一个程序而已；第三，通过唯一合法途径，即通过真正的考试，获得货真价实的入仕资格。
科举考试制基本上完成了皇帝所期望的功能。1372年（即明太祖洪武五年），曾经有人给皇帝进言（很容易想到是谁进言的）：科举考试必须废除，因为道德是确定正当性的唯一标准，才有资格选拔人才。进言人认为这个标准才是正统的检验道德卡里斯马的标准，然而，没过多久，它又被废除了。原因很简单，皇帝和通过考试的人，都从科举考试中获得了自己希望的东西，或者都认为科举制度优点还是很多的。
如果单从皇帝的立场考虑，科举制度与俄国专制政体的门阀制度（15—17世纪，俄国按贵族门第规定的官位顺序制）对俄国贵族所起的作用差不多，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的变体。为了争夺官位和俸禄，竞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因此使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为封建性质的贵族团体。不管是什么人，都有机会获得俸禄补缺和等级，只要他能证明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能够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即考试合格。因此，科举考试制度便通过这种竞争和机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儒家教育的地位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众多的教育类型中，儒家的教育制度具有怎样的地位。当然，针对教育的目的和方法，我们在这里无法用社会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宽泛地论述。但是，也许提出相关的一些见解会比较合适。
对于教育的目的而言，历史上存在两种极端敌对的内容。它们分别是呼唤卡里斯马——英雄的品质或是神奇的天赋；以及对专门的技术进行传授。很显然，前一种与具有卡里斯马性质的统治结构相符合，后一种则适应近代具有理性官僚体制的统治结构。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彼此之间依然存在联系和过渡阶段。即便是驰骋沙场的武士，或是掌控巫术的巫师，也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一般情况下，对于负责专项工作的官员来说，其训练的内容是不会只停留在知识的阶段。可是，它们是两个极端，处于对立的状态。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教育类型。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是世俗的，或许是宗教的。总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具有等级制的特征。
古时候，卡里斯马的教育方式，其目的是通过神秘的禁欲考验和成为英雄必须经受的磨难，让男孩子成为英勇的武士，或是掌握巫术的巫师；同时，为修行者提供帮助，让他们获得“新的灵魂”（万物有灵论的说法），再次获得重生。假如用最直白的说法，那就是要唤起一个人纯粹的天赋，并加以考验，使其成为一种才能。对于卡里斯马，既无法传授，也无法训练培养。它要么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要么是由于某种奇迹而获得。除此以外，根本无法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