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上节定义，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做出自己的回答了。应该说，可比性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与比较文学学科的自身定位、研究对象的确定等关键问题密切相关，也决定着比较文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和能否得以持续发展。而在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可比性”更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关乎跨文明比较文学能否真正站稳脚跟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指的是在跨国界、跨学科和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寻求比较的学理依据，是比较文学研究赖以存在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比较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这种学理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总体而言，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由三个条件组成，即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与变异性。
具体来讲，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一、同源性
媒介学、流传学和渊源学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理论支柱，其研究对象是存在着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其研究目标便是通过梳理“影响”得以发生的“经过路线”，确定两种或多种文学间的同源性关系。依据梵·第根的观点，这种“经过路线”由至少三个要素构成：“起点”（放送者）、“到达点”（接受者）和“媒介者”（传递者）。而由于一个国家的“接受者”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往往担当着“传递者”的任务，所以这三个要素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看来是同等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梳理这条“线路”时，既可以由“起点”向“到达点”探寻——这就形成了“流传学”；也可以从“到达点”向“起点”追溯——这就形成了“渊源学”；而影响的中介研究，就是媒介学。但无论怎样梳理，影响的源头是相同的。由此可以看出，同源性构成了影响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成了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依据，也即可比性。在以同源性为突出特征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中，影响的种类、影响的途径和接受的实证性方式就成为法国学派的具体研究内容。
二、类同性
比较文学发展到以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时，影响研究的束缚便得到突破，可比性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而类同性是迥异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鲜明旗帜和突出特征。具体来说，类同性是指没有任何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理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或契合之处。由此看来，以类同性为特征的平行研究，将彼此毫无直接影响和亲缘关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推进，其所主张的类同性更是对比较文学可比性内容的进一步拓展。
早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初，平行研究便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法则。例如1895年戴克斯特完成的法国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也是第一篇比较文学学位论文《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便使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
三、异质性与变异性
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基本特征，而异质性则是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前提。如果在跨越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忽略了文明异质性的存在，我们的研究便会陷入简单地同中求异——比如有可能把中国文学变为西方观念的注脚，也会陷入简单地异中求同——比如只是进行一种浅层次的“X Y式”的比附。因此，异质性就成了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可比性的最基本内容。但是，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异质性，根本目的还在于实现研究的互补性。
影响研究虽然关注了同源性文学间“起点”（放送者）、“到达点”（接受者）和“媒介者”（传递者）这三种关系、三个方面，但它忽视了出自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注定发生并事实存在的文学变异。这些变异表现为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是“他国化”式的蜕变，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在语言翻译、文学形象、文学文本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产生的文化过滤、文化误读以及“创造性叛逆”，而比较文学变异学所研究的正是这些内容。显而易见，变异性自然就成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中可比性的核心内容。
虽然上述三类可比性各有差异，但在实际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它们常常是互有交织、彼此关联的。因此，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我们不可机械划分、强行割裂，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客观的判断和区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首《题西林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许，只有跳出自我，从他者的角度，利用他者的目光，才可能更好地对自己做一番准确公正的审视。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整个比较文学的历史就是层层蜕变、一次次突破既定的界限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