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思考
渊源学与流传学的区别在哪里？
一、渊源学的定义和特征
渊源学（Chronology），又称“源流学”或“源泉学”，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它主要是指以文学接受者为出发点，去探寻放送者的影响，也就是在比较文学视野中，揭示某一文学现象或作家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语言等的外来因素，是一种对跨国影响渊源的实证性追溯和研究。梵·第根认为：“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之从一国文学到另一国文学的经过，是照着种种形态而通过去的。这一次，我们已不复置身于出发点上，却置身于到达点上。这时所提出的问题便是如此，探讨某一作家的这个思想、这个主题、这个作风、这个艺术形式的来源，我们给这个研究定名为‘渊源学’”。
由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渊源学研究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首先，它是强调对跨国影响渊源追溯的研究。渊源学和流传学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流传学研究的起点是明确的，它的落脚点在“放送者”对“接受者”的影响，而渊源学研究却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其终点是明确的，但是它所受影响的发送点——或者说影响的源头往往是不明确的，是需要研究者给予考证和追溯的。所以，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的小说，并进一步考察这种文学表现的国外来源，并试图考察小说中并未说明的影响究竟是哪里来的，那么这种研究就应该属于比较文学渊源学研究。从文学接受的终点来追溯影响的源头，这样的研究范例是很常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从现成的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题、写作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等出发，来深入研究这些因素的来源。研究者对中国文学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来源的考证，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经典的例证（详见参考例文）。
作为一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孙悟空的形象是家喻户晓的，然而对这个人物形象来源的研究却一直成为争论和关注的焦点。许多研究者试图从比较文学渊源学的角度来为孙悟空的形象寻找出一个外国的源头。陈寅恪就通过对孙悟空故事追根溯源的研究，指出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出自于《贤愚经》卷十三《顶生于象品》；而猿猴故事则直接受到了《罗摩衍那》第六篇《战斗篇》中工巧神猿“那罗”造桥渡海故事的影响，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因此，可以看出孙悟空的形象是有外国渊源的。
有学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从二者的英雄事迹来说，在《罗摩衍那》里，猴神哈奴曼是一个英雄人物，它和孙悟空一样，机智勇敢，力大无比，魔力无穷，诙谐风趣。它除了领军打仗之外，还帮助罗摩寻回了被魔王劫持的罗摩的妻子湿多。有一回，它被一个女魔头拦阻，哈奴曼便将身体缩到最小，让女魔将自己吞入腹中，随后他再长大，胀破女魔的肚子，将其杀死。而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在唐僧师徒路过火焰山的时候，为了借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就变小虫落到酒杯里面，而且趁铁扇公主喝酒的时候，进入她的腹中，并以此来要挟铁扇公主，要借她的扇子。可以说，这两个情节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季羡林断言：“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因此可以看出，孙悟空的形象和印度佛经以及印度史诗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从孙悟空这个形象出发，以此追溯和考证它可能的外国渊源，这正是比较文学渊源学研究的任务。
其次，渊源学必须以实证性研究为根基，强调对实证性资料的收集、鉴别、分析和论证。所以说，渊源学对外国文学渊源的探寻不是一种以类似性为基础的文学关系“想象”，而是必须建构在翔实的资料考证基础上的实证性文学关系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影响研究，属于不同国家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范畴。这种强调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所有渊源学研究所共有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一文了解实证性考察在渊源探寻中的重要作用。在论文的一开始，研究者就提出了问题：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一诗中，诗人把撒旦比作一只飞翔的雕，在中国它发现“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也就是说，撒旦发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他们的推车上面加有风帆，靠着风力，就显得非常省力。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弥尔顿的诗歌中会有这样的描述，这种中国加帆车仅仅是诗人的想象，还是有现实的存在呢？更进一步来说，弥尔顿诗歌中的加帆车有没有中国的渊源呢？
这篇论文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研究求证的，而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证性的层层论述。首先，论文从文字记载上面，考证出欧洲最早记载中国加帆车的是西班牙人门多萨在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风物史》一书，之后还有很多欧洲人在各种著作中提及加帆车。而且，论文还根据具体的历史文献，提出在16、17世纪之交，欧洲人不仅传说这个故事，而且还有多幅加帆车的插图也出现了，甚至有欧洲人开始仿造这种来自“中国的加帆车”，并引起过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因此，从这些文献，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加帆车的说法，在弥尔顿之前已经在欧洲被人们注意了。而且，实际上，在弥尔顿之前的英国文学，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加帆车的形象。那么，可以说，弥尔顿诗歌中提及的加帆车，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出现的。
当然，作为对弥尔顿诗歌中的中国加帆车的渊源考证，它最为关键的就是事实影响的求证。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提出，加帆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所记载，但是真正作为欧洲加帆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朱载堉——在他的启发下，欧洲人斯特文仿制了加帆车。而且，当时的欧洲正是文艺复兴思潮高涨的时期，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对异域知识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加帆车作为一个新奇的事物，自然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好奇感。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当时有那么多的关于中国加帆车的记载，也说明了为什么弥尔顿会将这个事物写进自己的诗歌之中。可以说，通过研究者这种详细的实证性探寻，圆满地解决了弥尔顿诗歌中的加帆车形象的渊源追溯问题。读者还可以参考本教材的例文《东西文学影响渊源的典型个案——拉封丹〈乌龟和两只野鸭〉里的部派佛教文学因素》。
从上面的这个研究例证，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大量的实证性文献支撑，渊源学的研究就会流于猜想，缺乏说服力。所以我们才会说，只有具备了一种实证性的考察，才能取得渊源追溯研究的成功。总之，渊源学的定义和它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它在整个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也使它成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模式。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研究范畴，渊源学内部还可以再细分为一些更为具体的研究方式。
二、从影响方式来看渊源学的研究方式
对渊源学具体的研究方式的论述，我们可以参考梵·第根的说法。他在《比较文学论》中将渊源学的种类或者说是研究对象和方式界定为印象的渊源、口传的渊源、笔述的渊源、孤立的渊源和集体的渊源五个方面，并将文学现象的题材、体裁、技巧、风格、思想以及作家人格等的源流追溯也纳入了渊源学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分类一目了然，基本上确立了渊源学的研究范式，但其分类也有不周延之处，比如前三者和后二者之间的分类标准就出现了明显的相异之处。
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分类呢？实际上，如果回顾上述梵·第根的观点，就不难发现，他是在两个层面上来展开分析的：一是从影响的方式上面来看，将渊源学研究分为印象、口传和笔述等三个研究方式；二是从影响的发送者角度来看，又可以将渊源学研究分为孤立的渊源和集体的源流两个研究方式。那么，我们先从影响的方式来分析渊源学的研究方式。
首先，从影响的方式来看，“印象”对作家自身来说是比较直接的一种体验，这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所以说，一个文学作品的最初源头往往会来自于作家对别国生活的一种“印象”，一种直接的体验。异国的自然风光、社会人情、艺术文化等都会成为兴发作家创作的动因。这也正如梵·第根所论述过的，文学的渊源“它们可能是在一些视觉的或听觉的‘印象’中；风景、艺术品、音乐等，往往由于一种自然而常有的转移，兴感起诗或小说，可引起情感和思想，使某一段文章有了它的色彩或它的特殊的音响。有一些外国的影响，是应该向这个领域中去找的（在这个领域中，艺术紧密地触到生活）”。由此可以发现，印象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从印象角度来对文学渊源进行追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印象渊源进行的研究可以按照时间的长短大致分为几类：旅行、旅居、游学、留学等。就时间来说，旅行或许是比较短的，但是对于作家的创作所起的影响作用来说也是足够大的了。一个星期的异域见闻，往往能够成为一位旅行者终生的美好回忆，更不要说生性敏感的作家和诗人了。正如有论者所说的“自愿或不自愿的旅行、消耗在时髦上或向必要性让步的旅行，产生了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学：看到的、听到的以及回来后口头讲述的东西可以大大丰富人们的想象”，也就是说，旅行印象能够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拜伦因为一次欧洲旅行而创作出一部文学经典。拜伦在1809年游历欧洲各国，大开眼界，两年后回国，马上将这次欧洲游历写成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这首长诗中，他将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自然风光与社会风光串联起来，在对欧洲优美的自然风光大加赞誉的同时，又对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社会所产生的强烈冲击进行了评述。由此可见，对异国环境的亲身体验对于创作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说，正是由于这部游记体诗歌中的异域情调，拜伦才一夜成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说旅行只是对外国的一种浮光掠影式的印象的话，那么一个作家长时间地旅居异国他乡，自然更能够接触一些深层次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较之旅行，旅居更能够关注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老舍在1924年到1930年旅居英国期间，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隔阂，使得他很难融进英国社会生活之中，在孤寂之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旅居的五年中，他创作了以伦敦为环境背景的小说《二马》，通过描写一对姓马的中国父子在英国的生活和爱情经历，深刻揭示了中英两国的文化差异。作者借着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嬉笑怒骂之间，不仅强烈批判了自身民族的暮气、懒惰、不思进取、事事顺人，同时也谴责了英国社会中的民族文化偏见，表达了作家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主张：除非靠自己的努力变得强大，别人永远看不起你！而这种思想主题的获得无疑和老舍在英国的这段生活经历以及对英国的印象紧密相关，后者也成为他进行中西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统。
印象的取得也可以由作家在外国大学进行游学或者留学来取得。比如鲁迅和胡适两人几乎同时都于20世纪初在国外留学，然而由于所在国家的不同，使得作家所处的文化境遇，乃至获得的印象也各不相同，这就最终导致他们二人以后的文学创作呈现了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胡适对美国的印象可以从他和朋友的通信中看出来，他曾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不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在以后的留学生活中，他对美国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也大都给予肯定。这样的一种印象使得胡适能够顺利接受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甚至在他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中都可以找到一些与英美诗坛时兴的意象派运动暗合的地方。而鲁迅留学日本，则是另外一种体验。相比较而言，当时胡适和鲁迅留学的背景有所不同，“在‘世纪末’，英美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发生怀疑后，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是抱有兴趣的；而日本却以‘脱亚入欧’为荣”，那么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学生的蔑视远过于英美人”。所以胡适的留学日记中那种悠然自得的情感体验，在鲁迅的经历中，就变成了另外的面目。在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他的遭遇：作为“弱国子民”，被他国的一些学生会干事看不起，甚至怀疑他的成绩的真实性。尤其是1906年，鲁迅在一次幻灯片放映中看到中国人被绑示众的场面，痛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不仁，因此毅然中止学医，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可以说，在日本这个异域环境中鲁迅所获得的印象和胡适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就直接造成了鲁迅弃医从文，间接促成了鲁迅以后文学创作中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胡适和鲁迅在不同国家留学，并由此对所在国社会文化等方面获得了不同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成为他们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同动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印象渊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其次，从影响的方式来说，还包括对口传渊源的研究。梵·第根认为：“某一个听到的故事，某一番讲话，往往是一位作家的某一段文章，某一部书，并有时竟是全部著作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渊源学研究通过口头传播方式而造成的文学影响和渊源关系，也就是研究外国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对作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和渊源关系。可以说，有时候甚至有关国外的一段逸闻、一次交谈，也会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梵·第根就举例说，一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家们的交谈可以使得意大利彼得拉克的诗歌传入西班牙，德国浪漫主义进入丹麦，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引入英国，等等。从这些例子就可以发现口头渊源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口头渊源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关于民间口头文学的因袭和传承。以英国文学史上的史诗《贝奥武甫》为例，它是根据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前半期流传在北欧的民间传说而创作，逐渐成形的。那么对这首英雄史诗的研究就可以从口传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研究在口耳相传过程中，这个民间故事在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的时候，哪些地方被加工、改动了，其中民族性的东西是如何在不断地承传中得到保持或者改变的。这种研究也无疑是口头渊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从影响的方式来说，它的最后一个形式就是对笔述渊源的研究。所谓笔述渊源，也就是见之于文字的渊源研究。因为它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实证，所以正如梵·第根所说，它“是最容易接近的”，也是被研究较多的一种渊源影响方式。对笔述渊源的考察，是非常强调实证性的。它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鉴定资料来源；二、鉴定借取成分；三、鉴定时代的思潮风尚，即所谓的‘思潮氛围’（ambience）或‘背景’（milieu）等。”这几个方面都强调对这种渊源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必须要有非常翔实的资料来支撑。作为接受者一方，我们应该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等方面直接发现它们和放送者作品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
当然，除了这种不同文本作品之间存在的非常明显的渊源关系，还可以通过作家的回忆录、传记、感想、评论、序、跋等文章的字里行间来梳理出作家之间的潜在关系。
三、从影响的发送者角度来看渊源学的研究方式
以上几个方面是从渊源影响的方式来分类的。如果从影响的发送者角度来看，又可以将渊源学研究分为孤立的渊源和集体的源流这两种方式。
所谓孤立的渊源，又被称为“直线式的渊源”，它的研究目的“是从一件作品中找到另一国文学作品的根源”，按照梵·第根所说的，这种研究的关注点分为主题、情节和细节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实证关系考证。可以说，这种孤立渊源研究是对接受者和放送者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直接的比较研究。
对两部作品之间的主题或题材等渊源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渊源探寻。围绕着“浮士德”这个人物典型的研究，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浮士德是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真实原型据说是格奥尔格·查培尔，生于1480年。他曾冒充学者、魔术师、星相家、算命者到处漫游，自夸精通点金术。晚年生活贫困，约死于1540年。后来围绕这个人物产生了许多关于魔术师的传说和“与魔鬼订约”的故事。可以说，“与魔鬼订约”这个主题就成为后世作者所不断沿袭的核心内容，但是不同的作品却能表现出来不同的艺术价值。这个故事1570年开始有人记载，1575年出版了以拉丁文写作的浮士德的故事。最完整的是《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全书共69章，158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可以说，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所出现的浮士德，他“与魔鬼订约”，被普遍看做是出卖灵魂的人物，因而遭到人们的唾弃。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家马洛却将这个故事重新改写成《浮士德博士一生的悲剧》（1588），在这里，浮士德成为一个追求知识，敢于破坏一切宗教教条、否定天堂和地狱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而在后来19世纪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就完全成为一个蔑视宗教神学、终生探索人生真理和社会理想的启蒙学者的形象。之后还有很多作品围绕这个人物典型和这个主题来展开，对文学史上这一现象所进行的渊源研究也层出不穷。对歌德和马洛对浮士德的创作进行渊源学式的研究，就形成对浮士德这个形象以及“与魔鬼订约”的主题的一个孤立的渊源研究考证，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渊源学研究。
对于从思想方面来实证考察文学之间的孤立的渊源，是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范围。正如梵·第根所指出的：“一个崇高的天才的长处是在于取用一个陈腐而老旧，或埋没在一位无名的作家的作品中，或已经稍有流行的思想，而给这思想一个新的光泽，并将它固有的不可磨灭的标记印在上面，使这思想在后世的眼中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一直被文学家们不断超越和更新，而对这种文学思想渊源的考证，比之主题或者情节来说是更有意义。例如，雨果的《克伦威尔·序》中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德国浪漫主义者奥·威·施莱格尔《论戏剧艺术和文学》中的思想，尤其在关于文学史分期方面更是在后者的古典与浪漫的分割的基础上，提出“抒情时代”、“史诗时代”、“正剧时代”等时代划分，为浪漫主义在法国的繁盛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对二者之间思想的渊源研究，对德、法两国浪漫主义的源流承传，以及区别差异都有很大的启发。
与孤立的渊源研究相对应的就是集体的渊源，它也被称为“圆形的渊源”，即研究一个作家如何接受许多外国作家作品影响，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外国作品或者一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上。这种集体的渊源研究，因为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所以在具体操作上面就更为困难一些。而且，这种研究要以大量实证性资料考证为研究基础，一方面要从作家自己关于这一接受情况的种种记载之中进行搜集，从作家在其作品的序、跋中的说明，到自传、日记、笔记、书信中的记录，乃至个人阅读书目，都是进行考证的关键资料；而另一方面，要从与作家有关的人们对于这一作家接受影响的种种记忆中进行搜集，从亲属、朋友的回忆录、书信，到评论者的评论、评传，乃至相关的口述资料都应该尽量包括在内。
在广泛的资料占有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对一个作家的外国文学渊源进行整体性的考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范例也是非常丰富的。在巴登斯贝格的《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外国方向》一文中，他就采用了集体渊源的研究方式。在掌握详细的实证性资料的前提下，研究者对巴尔扎克创作时候所曾受到的外国影响给予了一一剖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创作曾受到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以及司各特等许多小说家和作品的影响。和其他天才的作家一样，巴尔扎克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外国文学渊源并不会“窒息他的天才，相反，还帮助了他，使他的天才更加发扬了”。
以上所述的五种渊源学的研究方式，基本上是根据梵·第根的观点而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渊源学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把不同的研究方式复合为一体而加以运用，这在渊源学的实际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上述巴登斯贝格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即是一例。在中国研究者的相关著述中，诸如钱钟书的《管锥编》、杨宪益的《译余偶拾》、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二编》等，都包含了许多较为典型的渊源学研究实例。
渊源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主要特征正在于从接受一端作逆向性探寻起始的实证研究。在渊源学研究中，实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视或弱化这一特征，就难以揭示文学事实真相，难以加强话语存在的可信度，也势必会造成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局面。有人认为实证一定要拒斥审美分析，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和思考渊源研究时必须澄清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