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也许是巧合，四天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产品，可口可乐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由于可口可乐总部在亚特兰大，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正是亚特兰大人，人们认为卡特故意将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殊荣”留给了自己家乡。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1979年3月，一场“内部观摩”的服装表演会让北京服装界和外贸界的人们瞠目，所有服装以当时的眼光来看都堪称“奇装异服”，带有深深的“资产阶级烙印”，而且四名日本模特和八名法国模特在“T”形台上的表现“很不庄重”。
为了方便模特更衣，中方用篷布将男女分开。服装设计师却要求中方去掉篷布，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模特的形体。”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中方听从了服装设计师的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赞同客人的意见，中方特别通知工作人员不得将此事外泄。我们无从知道当时每一位观众的观感，但这场“内部观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位服装设计师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时装品牌，并成为高档、时尚的代名词——皮尔·卡丹。
如今全世界多数人的衣柜里都有了“MADE IN CHINA”。皮尔·卡丹先生的作品也早就引入了中国元素。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巨大动能和光辉业绩，对于皮尔·卡丹来说，他有足够的理由夸耀当年那场“小儿科”般的服装秀，即使他后来甚至在紫禁城办过服装秀。
其实，谁影响了谁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塑造了世界。
1981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起飞。作为世界第一架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它赢得了指挥中心一片掌声。
当“哥伦比亚号”一飞冲天的时候，一架从美国旧金山起飞的班机悄然降落在北京机场。对于走下飞机的龙安志和几位留学生来说，来到神秘的中国，不亚于“哥伦比亚号”在太空的探险。事实上，龙安志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与美国社会迥异的中国，还将看到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的“闯入”让他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这一点从他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刚下飞机，北京的一切都令龙安志感到新奇。人们衣着“极其朴素而简单”，但间或有年轻的姑娘穿着连衣裙，中国人待人接物礼貌但有些拘谨。喇叭里既回响着《东方红》，也有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甚至还有台湾歌手的《窗外》和《童年》。这是一个承接过去与开启未来的年代，一切改变如魔术般令人眼花缭乱。
龙安志口渴，在友谊商店，他花1美元买了一罐可乐，这令中国老师大为惊诧，但出于礼貌那位老师没有说话。随后，他们上了一辆破旧的客车，客车随着发动机的牛喘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让美国学生们担心它随时会散架。大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客车终于瘫在了路上。
在司机修车期间，老师将再次口渴的美国学生带到路边小店，向他们推荐了一种“大众”饮料，价格不到可口可乐的1/5。老师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指出用1美元来解渴，实在太浪费了。多年之后，龙安志记不起来那瓶饮料的名字，只记得“很甜”。
其实，不管是这位南开老师还是龙安志都不知道，那瓶可口可乐已经“国产”了。就在龙安志到达的几天前，可口可乐在北京五里甸成立的灌装厂已经投产，但规定只能在友谊商店和旅游饭店销售。这一年，广州出现了第二个可口可乐的瓶装厂，可口可乐的老对手百事可乐也在深圳成立了灌装厂。这两个企业到2008年已经走入中国千家万户，那位南开老师不会再把喝可乐与“浪费”联系起来了。
除了可乐，龙安志还注意到一个词——“公社”，就在那家小店旁不远处。老师告诉美国学生，那是某某“公社”，这个名词令龙安志想起了巴黎公社。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名词在中国即将和“巴黎公社”一样成为历史术语。早在两年前的1979年，四川广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就已经被摘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到1984年，绝大多数公社都将解体更名，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确立。
对于这一切，龙安志当时还一无所知，但他很快就体会到中国农民沉默的力量。当天晚上，龙安志颠簸了六个多小时才到达天津。此后，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天津的大街小巷，体会民风民俗。
有一天，龙安志看到一个农民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他问那个农民，车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个农民只是憨厚地笑笑说：自己做的，技术不好。这个农民没有钱，就从垃圾堆里捡来各种废铁，自己焊成一辆自行车。
龙安志为之震撼，他认为这个农民就像一个隐喻，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未来和前途。在他看来，一个极具智慧，又能从艰难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和价值、自强不息的民族，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当然，中国人民面对的是极其艰难的处境，就仿佛一场百米赛跑，当中国还在起跑线上的时候，许多选手已经早跑了两秒钟。对此，龙安志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
南开的老师在美国留学生进校的时候就告诉过他们，在校外买东西一定要有粮票，否则什么也买不到。龙安志没当一回事。他有一次在街上买烧饼，忘记带粮票，卖烧饼的大娘不卖给他，他就求这个大娘，大娘才勉强同意卖给了他。这个烧饼让龙安志明白了什么是计划经济，多年之后，他回忆道：
“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社会什么都没有，从物质上来说什么都没有，国有体制生产的东西种类不多、质量很差。买东西是要票的，比如你买粮食要用粮票，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买米饭吃，不是，必须有粮票才允许你吃，全是规划的，计划经济的。”
不过龙安志也注意到，在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间，已有一些市场的小花在风中摇曳生姿。就在南开大学的门口，慢慢开始有了自由市场，附近的一些农民开始摆出一个个小摊，卖白菜、花生；一些返城的知青开小饭馆，做小生意。在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东西。在学校里，居然已经有人走门串户，用鸡蛋换粮票。粮票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宛然成了一件商品。市场有着惊人的魔力，它仿佛能够将一切东西都纳入自己的怀抱。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乃至国际上最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没意识到，那一个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会推动着整个国家坚定地向市场经济迈进，直到加入WTO。用龙安志今天的话说：“中国已经完全市场经济，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市场经济的一个国家，这就是30年的变化。”
在学生时代，龙安志最得意的事莫过于快速地融入中国社会。开始的时候，人们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看他。封闭已久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了好奇。龙安志有时在街上一回头会发现好多人好奇地跟在身后。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由于风太大，眼里进了沙子，他想取出隐形眼镜，就进了一个商店，找了一个镜子照着取眼镜。当他把镜子放回去时，突然就看见镜子里面有好多人，一大堆人想看看这个老外要做什么。
一个同学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龙安志”，解释为：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每当龙安志把这个名字和意思告诉刚认识的中国人时，他总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到理解、亲切，仿佛一根无形的绳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人交流，他到商店买来军用挎包，装上一些魔术道具，经常骑着自行车外出找人聊天。晚上到自由市场去，他会买来花生米，跟别人边吃边聊天。如果感觉人少，他就开始变魔术，吸引来逛市场的人，有时候，连一些摆摊的人都会丢下摊子来看他表演。这个时候，他用当天学的中文和人们交谈，他的舌头有时完全不听大脑指挥，爆出一些令人捧腹的读音和语法，现场一片大笑。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中文进步很快。不过，他一直没兴趣学方块字。到了现在，他会写的中文仍然寥寥无几，写得最熟练的就是“龙安志”三个字。
在南开的校园里，龙安志堪称异类。黎明时分，喇叭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龙安志就会兴冲冲地跑到操场上去跑步，他本以为所有人都会闻鸡起舞。但很多时候，操场上只有他一个人。这跟他对中国的遐想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回忆道：“我本来觉得人们会很‘革命’，其实不是。中国已经是另外的状态。”
龙安志的特别不在于他穿着“奇装异服”，而在于他按当时中国人的方式穿着：绿色的军装，夏天穿白色的衬衫。当时的商店里，服装种类很少，人们要么穿绿色的裤子，要么穿蓝色的裤子，女孩不穿裙子。当时的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观念还不能接受“花哨”的装扮。
龙安志曾经送给一个中国女孩一瓶香水，却没想到给她添了很多麻烦，很多人批评她，说她被腐蚀了，太腐败了。与这种思想认识截然相反的是另外一种倾向。
有一天，几个学绘画的学生邀请龙安志参观他们的画作，并希望龙安志给提一些意见。在一间小屋里，龙安志看到摆了一地的画。这些画都是模仿法国印象派的作品。龙安志突然有一个感觉，他明确告诉这几个中国同学，他们的作品模仿的痕迹太重，简直就是复制，跟中国没有关系，跟中国文化相去甚远，那只是一堆无思想的死物。应该用西方的方法、工具，描写中国社会和生活，反映中国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复制一个法国或者美国的乡村，那毫无意义。
龙安志的话对这几个人产生了影响，虽然无从知道这种影响有多大，但是这些年轻人在不停地探索，从写实到抽象。渐渐地，龙安志从这些年轻人的画作里看到了一些属于中国的东西，一种改革时代特有的生机和迷惘，开拓与困惑。
这一切让龙安志感到一种参与人类伟大历程的神圣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并促使龙安志下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心：
“我觉得那时候挺有意思，许多的细节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路。但是中国会走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很考验智力的地方，我想留下来看看。”
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香港，肯定是这个前途
1981年，一架来自天津的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一位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绿色军帽、背着军用挎包的人赢得了极高的回头率，因为在这身俨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束下是蓝眼高鼻长发的西方人，在穿着时尚的人群中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位“怪客”坐上出租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同志，请送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租车司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
到了学校，这位满口“同志”的“怪客”让香港同学很尴尬、很难受，于是他们表达欢迎的方式是陪这个自称“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的人去买衣服。也难怪香港同学感到奇怪，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实在太少，而双方的差异实在太大。
那时候，如果在从北京飞到香港，在飞机上就会发现晚上7点以后，全中国都是黑的，灯都关了。一位日本记者回忆道：“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当时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那时候，北京的饭馆7点钟就关门。龙安志和朋友到王府井东来顺吃饭，进门的时候6点半，服务员态度很差，把菜“咣咣”地扔到桌面上，并且说：“你们吃完了，我们才能走。”在众多服务员的注视下，龙安志他们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刚出门，就听见身后传来巨响，服务员已经把门关了。
香港的7点钟只是华灯初上，夜生活刚刚开始，一盏盏路灯和霓虹灯把整个香港点缀得一片璀璨，宛若不夜城。酒店、饭馆、舞厅乃至街边的大排档，人头攒动，非要热闹到凌晨一两点钟，但是再晚也很少有服务员驱逐顾客。
香港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灵活，积极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到80年代，香港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高点，堪称世界级的金融都市。香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港，“开放”是成就香港的关键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