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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螺旋式的辩证法

在哲学上,辩证法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提及的。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解决什么(Whatto Sol Ve),而是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如何解决(Howto Sol Ve)。所以,辩证法是一种思维的规律,它是哲学的灵魂,是智慧的化身。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世界的构成是不足,焚烧则是多余。

——赫拉克利特

提及西方辩证法的开山鼻祖,我们还是要追溯到那位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

我们前面提及,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由火构成的世界万物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当中。正因为此,他才说了那句近乎诡辩式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万物皆流,无物永驻,你在抬腿的那一瞬间,此河流已非彼河流了。

但问题是,世界万物何以永恒地运动和变化?如果这是由火的本性造成的,那么,这种运动的原因又在哪里?

对此,赫拉克利特使用了一个让我们大跌眼镜的词——罪恶。他说,火在生成世界万物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不仅消耗了能量,而且还受了内伤。原来熊熊燃烧,现在却渐渐地熄灭了。这无异于说,火生成的事物对火本身犯下了滔天大罪。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就要遭到报应。于是,必须有些事物复归于火进行赎罪或者补偿。正是在这个不断犯罪而又不断赎罪的过程中,火才得以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他明确地说:“世界的构成是不足,焚烧则是多余。”火因为生成万物造成不足,而又因为多余重新燃起火焰。其中,“逻各斯”内在地把握着万物转化的频率,控制着火燃烧和熄灭的节奏。

由此可见,在赫拉克利特这里,原始的统一和平衡是没有的。火不停地燃烧,同时又在不停地熄灭。火的多余和不足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创造即是毁灭,毁灭即是创造,从而形成了永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赫拉克利特将这种对立形容为战争。他说:“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他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他对荷马所说的“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听从了荷马的祈祷,那么,万物都会被消灭。”“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世间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灭亡的。”如果没有斗争和对立,世界就会消亡——停滞或者毁灭。对立和矛盾统一起来才能产生和谐。“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是同样的东西。后者变化,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回来,则称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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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辩证法,通俗地说,就是要在差别中看到一致,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在一致中看到差别。离开差别和对立,就没有真正的统一和一致。因为这种统一和一致,内在地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单纯而又纯粹的一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比如,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如果让我们去寻求纯粹的一致,我们只能说“我是我”。说“我是我”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要回答“我是谁”,就必须让这个“我”走出去,去寻找自己的对立面,并在这种对立中达成一种统一。比如,我们可以说:“我是张三的父亲”,“我是《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在这里,“张三的父亲”、“《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已经和“我”构成了对立,当我们将二者统一起来,就对“我”有了一个具体的认知。

因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一个事物既是它自己,同时又不是它自己。说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维持着自身的统一性,将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化解。说不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冲出自身的限制,主动构造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对立和差别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统一和一致则是暂时的、相对的。于是,从对立到统一,从统一再到对立,就构成了辩证的运动。

让我们回到赫拉克利特。他主张“无物常驻”、“万物皆流”,正是看到了对立和差别的绝对性。这种对立和差别不是让人生厌的,而是世界永恒运动变化的真正源泉。这种观点使他成为当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流动派”的卓越代表。后来的恩格斯对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对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最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兼数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还是外交家、发明家、法学家、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的多才多艺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涉猎数学、历史、语言、生物、地质、机械、物理、法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人。正是通过这些职业的工作经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显得卓尔不群。也正是因为此,他的哲学广为人们所了解。后来,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并在德国第一次用德文撰写哲学著作,他的著作在欧洲各大学普遍被当作教科书使用,使得莱布尼茨成为了家喻戶晓的人物。

但是,与他的哲学成就和数学成就相比,莱布尼茨的人品实在很成问题。他为人贪慕权势虚荣,在金钱上极为吝啬,每有王室贵女结婚,他送的礼物无一例外都是“有益的格言”。晚年他极力讨好当了英国国王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希望能在英国得到重用。然而不幸的是,因与牛顿在微积分发明权上的争执,使英国人和英国王室对他没有好感,最后只得在白眼中孤独死去。

据说,莱布尼茨还曾经当过“宮廷顾问”。有一次,皇帝让他解释一下哲学问题,莱布尼茨对皇帝说,任何事物都有共性。皇帝不信,叫宮女们去御花园找来一堆树叶,莱布尼茨果然从这些树叶里面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皇帝很佩服。这时,莱布尼茨又说:“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宮女们听了这番话后,再次纷纷走入御花园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区别的树叶,想以此推翻这位哲学家的论断。结果大失所望,因为粗粗看来,树上的叶子好像都一样,但仔细一比较,却是形态各异,都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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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同”和“不同”总是相对而言的,纯粹的“同”或者纯粹的“不同”都是不存在的。“同”中总是包含着“不同”,而“不同”中又包含“同”。总之,“同”与“不同”既对立,又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合同异”之辩,与莱布尼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句话比较绕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人都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相同;所有的人又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人意味着是动物,但动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不能称为“人”。这里的“相同”和“相异”,就是惠施说的“小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作为一个普遍的类,那么,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它们都属于“万有”,都应该算在“万有”这一大类里面。所以说“相同”。但是,每物作为个体,又都有自己的个性,都与其他的个体不尽相同。所以说,它们又“相异”。这种同和异,惠施称之为“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据说在春秋时期,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侍从立刻要去寻找。楚王制止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必找了。”

此话后来成为了名言,在列国间广为流传,这一天就传到了鲁国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听说此事后也很欣赏,说:“这话说得真好啊!但是,为什么要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呢?不妨说:‘人失之,人得之。’这样就符合仁义了!”老子听说了孔子的评论后说道:“为什么要把‘人’与‘天地’区别开来呢?不妨说:‘失之,得之。’这样就符合天道了!”

接生婆的“助产术”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由苏格拉底开创的。这种辩证法的表现形式就是“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因此而出名。

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唠家常,而是一种反诘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在谈话过程中,先是诱导对方说出自己心中的观念,然后再通过反诘揭示出对方错误观念中的矛盾,让对方否定自己,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达到教育的目的。

苏格拉底说,让人否定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这种痛苦是必要的。不如此,人就无法发现自己心中被遮蔽的真理。苏格拉底称之为“分娩前的阵痛”。这也是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被称为“助产术”的原因。虽然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苏格拉底与一个名叫曼诺的青年进行的关于“美德”的对话。这段对话比较长,希望大家能耐心读完。

曼诺:请问,美德是学来的,还是天生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苏格拉底:很惭愧,我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说出它是怎样获得的呢?

曼诺:真的吗?那个有名的智者高尔吉亚在雅典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

苏格拉底:见了。不过我记性很差,请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或者讲讲你的看法,什么是美德?

曼诺:你的问题不难回答,男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家庭。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美德,每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美德。

苏格拉底:我真幸运!我只是问一个美德的概念,你却告诉我许许多多的美德。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蜜蜂,你回答有许许多多的蜜蜂。难道你不认为作为蜂它们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其他方面,例如外貌和个头等等?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没有节制和正义,能不能把国家和家庭管好?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如果不节制、不正义,一个青年或一个老人能不能成为善良的人?

曼诺: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证明,所有美德都有共同的东西。你再试试告诉我美德是什么?

曼诺:如果要用一个定义概括各种美德的话,我认为美德就是管理人的能力。

苏格拉底:难道小孩能管理他的父亲,奴隶能管理他的主人?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你说美德是管理的能力,是不是应该考虑“正义”或“非正义”?

曼诺:是的,因为正义是美德。寻求定义必须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苏格拉底:你说正义是美德,还是一种美德?例如圆形只是一种图形,白色只是一种颜色。假如有人问什么是图形,他是问所有图形的共同特征。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曼诺:我想你来回答。

苏格拉底:如果我回答了,你就告诉我什么是美德?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因为有可能赢个大奖。我给图形下的定义是:立体的边缘。

曼诺:那什么是颜色?

苏格拉底:你这个坏蛋!你自己懒得回忆高尔吉亚给美德下的定义,就这样折腾我这个可怜的老头!

曼诺:等你讲了,我也讲。

苏格拉底说:好吧,我让步。听清楚我的意思。颜色是物体发出的可以被视觉接受的射线。

曼诺:这是个绝妙的回答。

苏格拉底:现在轮到你讲了,我已经提供了范例。

曼诺:在我看来,美德是获得美好事物的希望和能力。

苏格拉底:人人都希望获得美好的事物。在这方面,每个人跟他的邻居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美德就是获得美好事物的能力了?

曼诺: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难道用不正义的手段获取也算美德?

曼诺:不。

苏格拉底:看来任何表现,如果具有正义或诚实的性质就是美德。

曼诺: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嚷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蒙骗我!我们刚才不是说正义、节制等等是美德的组成部分吗?你现在却告诉我:具有一部分美德的表现就是美德,这有什么意思!

曼诺(喊起来):啊!苏格拉底,在我认识你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自己总有疑问,而且使别人感到疑惑。我过去作过无数关于美德的讲演,现在却说不出什么是美德。

苏格拉底:我使别人感到疑惑,并不是因为我清楚,而是因为我自己十分疑惑。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德,看来你跟我一样。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进行探索。

上面的对话包括六个回合。在最初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讨论任何问题都要先将概念搞清楚。在第二个回合,他告诉曼诺,寻求定义就是要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性。在第三个回合,曼诺尝试给美德下定义,苏格拉底指出其中两个漏洞。在第四个回合,苏格拉底给图形和颜色下定义,为曼诺作示范。在第五个回合,曼诺再次尝试给美德下定义,又被苏格拉底挑出其中的毛病。在最后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曼诺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美德,鼓励曼诺和他一起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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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被他的学生柏拉图视为辩证法的典范。这种方法,总结起来,包括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首先,要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必须是坦诚的,既不是欲擒故纵的圈套,也不是大智若愚的自嘲。正因为无知,讨论的主题才没有现成的答案,对话才能富有张力地进行下去。否则,这种对话就有“耍猴”之嫌。苏格拉底说,按照雅典的习俗,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是不允许给人接生的。同样,真理的“助产婆”在对话过程中也不能酝酿成熟的观点。

其次,反诘法运用了智者的矛盾术。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导向相对主义,而是让对话者破除成见,形成接近真理的观念。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助产术中最高潮的技艺是辨别胎儿状态的好坏与死活,对坏胎和死胎进行流产。在这里,反诘法并不是智慧,它只是达到智慧的手段,是为真理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再次,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人们灌输真理,而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们掸去心灵中偏见和谬误的灰尘,在自己的心中发现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必然要经历否定自己根深蒂固成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好比是“分娩前的阵痛”。没有风雨,不会见彩虹;没有阵痛,也不会接近真理。真理不是灌输的,也不是兜售的,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被成见蒙蔽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就是让对话者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助产婆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他自己并不生育。

最后,苏格拉底的“对话”不同于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几何学中的推理,是由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而辩证法,由假设上升为原则。在这个上升过程中,它依靠的主要是反诘式的“对话”,一步步剔除谬见,走向澄明。一旦目的达到,先前的假设就不需要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辩证法实际上把假设当做梯子和跳板,只是为了暂时搭一脚,一步步向上爬,到达目标之后就不再需要假设的“梯子”了。正如助产婆把孩子接生下来以后,任务也就完成了。而养育孩子,则是母亲自己的事情了。

肯定即否定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

肯定即否定,这是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见于他关于实体的学说。他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他物。因为它是无限的,没有陷入到与他物的差别和对待之中。从实体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实体不被他物所产生或创造,也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存在,更不用借助于他物而得到说明。

对于有限性的事物,我们总是结合着差别和对立加以认识的。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在于它不是别的东西。“张三”之所以是“张三”,是因为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同样,我们一旦对“张三”做出了某些具体的规定,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再比如,在象棋中,车之所以为车,仅仅在于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等其他棋子而已。并没有一些积极、实质的因素决定着车成为车。

但对于无限性的实体而言,我们是无法进行规定的。因为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否定。因此,所谓的肯定,总是一种限定。而无限的东西,一旦限定,就不是无限的。理智掌握的东西永远都是无限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东西都是在黑暗的深处无人知晓的。

就此,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做一个圆环。一个线段当它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他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后来的黑格尔也总把“绝对理念”比做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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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中,“道”是一个类似于斯宾诺莎“实体”的东西。“道”的绝对性、无限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以任何肯定的形式对其作出规定。《道德经》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来,被规定了,就不再是“道”本身了。这充分说明,知性的思维,概念化的语言,总是进入不了“道”的。

就此,老子经常用“无”和“有”来说明“道”与万物的关系。他说:“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那么,老子的“无”是什么呢?有人批评老子的“无”是一种虚无主义,这其实是对老子哲学的误解。老子的“无”,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说“无规定”。这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正因为任何的“规定”都是“限定”,所以,如果想达到“万有”,最好不要去规定。

对此,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胶泥(当然,在城市中称之为橡皮泥),我们可以把胶泥捏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块胶泥同时捏成小狗和小猫,这块“无定形”的胶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制,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就是借助一个碗来向郭靖解释“空”和“无”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么也能装,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么也装不了。正如人生的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一旦选择,就没有了回头路,无法回到一开始那个充满了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开始。正所谓“弱水三千,人仅能取其一瓢饮”。那个看似什么也没有的“无”,在逻辑上看,不是包含着全部吗?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就是以这个“无”作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其哲学建构的。他说,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但这个“有”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无”。其实在老子那里,“有”就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纯有”,也就是“无”。一旦有所规定,就不是“纯有”了。

“无”和“有”(纯有)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大全”,因此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道德经》后面的那句话:“吾常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有”和“无”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而老子却用了二十几个字就有了异曲同工之效,让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二人表达得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而老子称之为“玄”。

男女间的那点事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恶曰杀生。

——《易经·系辞》

西方的辩证法,向上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而中国的辩证法,向上则可以追溯到伏羲。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包羲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伏羲做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意思是说,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试想,伏羲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奧秘。

那么,伏羲到底发现了什么?

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的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太不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第一,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第二,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位置。

第三,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生”。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阳”两个符号的原始意象。从此以后,阴阳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那个神秘莫測的阴阳鱼和八卦图,就成了中国哲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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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辩证法传统是从观察自然开始的。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无物永驻”的观点,就是这种观察的结果。西方人的思维就是如此,从外到内、从物到人,先关注外面的世界,最后才关注自身。《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创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整个世界。先是创造了天和地,后来又创造了光、空气、日月星辰,最后才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圣经》中讲的这个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古代的西方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关注人自身。直到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后,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而对我们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而言,让他们感到惊讶的不是天上那灿烂的星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两性交配——怀孕——孕育出新生命的整个过程!正是男女之间这种本能式的交配行为,给了伏羲莫大的灵感(钱玄同和郭沫若两位先生甚至断定,《易经》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也正因为此,伏羲演八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估计在他看来,有这两个基本的单位就够了,完全可以演化整个世界。因为阴阳两爻相生相克,彼此交合,就会产生“生”的能力,而“生”出来的东西还能继续“生”,这样就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就是“生生谓之易”了。

这就是《易经》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的道理。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于是把阳爻作为零,把阴爻作为一来处理,结果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成为了我们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八卦里的阴阳

一阴一阳谓之道。

——《易传》

如果真如郭沫若和钱玄同两位先生所考证的那样,伏羲眼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这可能是他观察到男女交配孕育生命这个现象后忽然冒出的想法。但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就此停止,他还要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去推测和解释整个世界。正如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本原”解释世界那样。他们发现,不仅人是男女交合的结晶,动物也是雌雄交配的产物。而且,日月、天地也是相互依存而彼此消长的。于是,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一来,“阴”和“阳”这一对概念就产生了。最后《易传》对《易经》中所有的卦象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一阴一阳谓之道。”为了对这句话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后人更是画出了“阴阳鱼”,形象地概括了阴阳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在右边这个图形中,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測。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明显的斗争双方“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性的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辩证法一开始就是源于对生命的体悟,而不是对大自然的思考。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因此,西方的辩证法都是要从“变化”中发现“不变”,在“多”中发现“一”。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探究知识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奧秘,而是要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知识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人和人之间的博弈没有套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踏准阴阳变化的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行,而非找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法则。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关于此,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介绍。

“延伸阅读”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阴阳观”所引发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荣格所说的“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为,阴阳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根本就不是统计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神”的辩证法。比如,用兵如神,料事如神,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这里的“神”,靠统计学的知识是总结不出来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局势随机应变,相时顺势。不论是人生的跌宕起伏,人际间的口舌之争,还是你死我活的硝烟战场,唯有对这个“神”有深深的体悟,才能真正做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这里,是哲学智慧发挥作用的地盘,科学知识是无效的。

因果律还是阴阳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哲学与科学的分野。探究外在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是科学的任务。而体悟阴阳之间那种变幻莫测的辩证关系,则是哲学的目标。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且,“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线性的、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

但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二者处于整体的结构中。因此,它强调的不是因果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阴阳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而且,“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它们既可以维持平衡(中庸之道),也可以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更可以变化不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不像因果关系那样单一、确定。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易”之三义。

神鬼莫测的《周易》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佚名

如果说伏羲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那么,《周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预测吉凶的算命知识,但其在精神主旨上则是在谈阴阳关系。正因为此,这本书才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宝典。

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中的这个“易”字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周易八卦图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一是变化;二是容易。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其实,如果细细琢磨,我们还是能够理清“易”的这几层意思。“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周易》中的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正是《周易》的魅力。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为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易”——不断地变易。

所谓“不易”,其实就是说“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意思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奧秘。因为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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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无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的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逊色得多。

而且,即使你对《周易》中所有的卦象都了然于胸,对所有的卦辞和爻辞都倒背如流,也无法掌握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在《周易》中,卦象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结构图,卦辞和爻辞更不是说明书。否则,《周易》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而实际上,六十四卦的卦象根本不具体指什么,它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因此,古人占卜的时候,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

由此看来,《周易》中记载的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正因为此,《周易》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你不论怎么钻研,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中,《周易》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里面的奥秘永远都无法全部穷尽。它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怀瑾先生也说,读《易经》最好不要夜里读。因为夜间一读《易经》,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道?痴迷而已。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

《左传》中曾经记载齐国大臣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关于“和”与“同”的对话: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

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与你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啊!”景公说:“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就能够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东西,臣下可以进言认为不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东西,臣下也可以献其词认为可行。这样,由于君臣上下的互动,幕僚之间的取长补短,国家的政治运行就产生了一个“阴”和“阳”之间互生互动、充满生机活力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宮廷内勾心斗角的事就会减少,勾心斗角的事情减少了,人心的教化工作就容易做了。教化工作做得好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就少了。

《诗·商颂·烈祖》中说:“调和好的羹汤,五味齐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迅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一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上面这段话对后来的孔子影响很大,据说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受到了晏婴这段话的启发。在这里,晏婴设喻立论,是说要容纳不同的意见以促成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在对话交流中“去其否”、“成其可”,从而推动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诚如冯友兰评价的:“晏婴的这种思想,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关系有相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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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这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在全球化、世界化的今天,越来越显示出智慧的魅力。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有一颗包容差异性和矛盾性的胸怀,而且乐于正视这种矛盾性和差异性,并为我所用。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是一种排斥了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是一种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结果是,君子对自己“独立性”的坚守,在客观效果上反而达成了和谐;而“小人”,总是毫无原则地模仿别人、附和别人,反而引起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不和谐。

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经济已经长期陷入困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乘机崛起,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元首,投一个人的票”,德国民众几乎同声响应,把纳粹党魁希特勒捧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最高位置。希特勒这个战争魔王,实施侵略扩张,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了世界也祸害了德国人民。这就是一味求“同”而导致的暴政。

再比如,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极高明而道中庸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深谙儒家“中庸之道”的君子。据说,曾国藩位高权重时,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屁而喜,也不因别人拍马过火而恼。但是,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这个手下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地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汙淋漓!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唐朝的大将军郭子仪的。据说有一次,郭子仪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橫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便沖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点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可谓一箭双雕。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认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也不会牢固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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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所提倡的辩证法原则。说的更确切一点,“中庸”是儒家的方法论。当代的冯友兰先生就儒家将“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看作自己终生恪守的座右铭。可见,冯先生深得儒家要旨和精髓。前一句正是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抱负,后者则是儒家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中庸”作为辩证法,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的发挥。我们前面提及,《周易》中主要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多重的。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但对儒家而言,在对《周易》进行发挥和理解的时候,则是特别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从而形成了“中庸”的思想。

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意思就是说,射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儒家对“中庸”非常重视。《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上面关于曾国藩和郭子仪的故事,讲的正是儒家“中庸”的处世原则。对曾国藩而言,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又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国藩采用的是一种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郭子仪的故事则说明: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相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认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退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事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反者道之动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

很久以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老师病危了,学生去看望。学生对老师说:“先生病的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遗训要告诉我呢?”老师说:“你不问我,我也要告诉你呢!他日即便成才为官,经过故乡时也要下车,过桥时也要小步向前,记住了吗?”学生说知道,这是尊重故土和敬重父老乡亲。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老师又张大嘴巴向学生示意,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学生说在。“我的牙齿在吗?”学生说不在。老师缓缓说道:“你知道吗,舌头还在,因为它柔弱,牙齿不在,那是因为它坚硬。天底下的事都是这个道理。”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名言:“满齿不存,舌头犹在。”而故事里的学生,就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这个故事估计对老子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因为此,翻开《道德经》,我们不仅看到了“上善若水”、“贵柔守雌”这样的论调,而且还会发现“无欲则刚”、“以柔弱胜刚强”这样的字眼。“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耶。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老子之所以对水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水看似柔弱,实际上却是无所不催。所以说,弱不是真弱,而是以弱胜强;柔也不是真柔,而是以柔克刚;后也不是真的甘于落后,而是试图后来者居上。

由此不难看出,在老子这里,所谓的“居后”、“守弱”、“贵柔”仅仅是一种迂回着前进的阴谋和手段,而不是真得安于柔顺和后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是说,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得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枯槁。原来,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那些总是向前沖的二百五,耍的仅仅是匹夫之勇,没有一个不丧命的。相反,那些躲在后面的,不逞英雄,不显山不露水的,反而活命了。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看来,他的这些策略和阴谋是不能给人看的,只能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否则,被人识破了,也就不管用了。

“延伸阅读”

如果说儒家的辩证法在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平衡,那么,道家的辩证法则是重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前者,我们可以概括为“中庸”,后者则是“反者道之动”。前者,出于是对“道”的体认而升华的一种境界;后者则是对“道”的运行规律加以利用的阴谋和诡计。正因为此,儒家的“中庸”多用于修身,而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则用于了战场和官场的尔虞我诈。

所谓“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正是大道流行的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互转化关系,也就是“得道”了。这估计也正是老子强调要装“弱”、装“柔”的原因。你没有看到吗?那些冒头的,冒尖的,也是最先完蛋的;只有那些守弱势的,那些与世无争的,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的。总而言之,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不争,别人才不可能争过你,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班固将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意思是说,《道德经》里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用于夺取天下的权术。确实,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确实暗含着一种被班固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的东西。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更是直接把老子说成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老子心最毒”,正是朱熹对老子的评价。近代学人张舜徽先生也说,整本《道德经》,“不外一个装字”。你即使强,也要装不强,这叫谦虚;你不弱,也要装弱,这就策略;你在前面,也要装在后面,这叫做手腕。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统治者的装叫“礼贤下士”。但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装孙子”。总之一句话,你只有“装孙子”,才能不成为“孙子”。

正因为此,老子的无为、守雌、贵柔、知足,不仅对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是欢迎的很。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这叫“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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