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说到“俄共”的振兴，不能不说到它重建之初的国内局势及其奉行的方针策略。叶利钦当权后，奉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但这种试图将俄国融入欧洲，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以缓解俄经济危机的打算不久就碰了壁，美国曾经答应给俄国240亿美元的经援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而美欧一系列企图控制俄主权的代价又使俄罗斯人感到羞辱。于是，国内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情绪迅速高涨，叶利钦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重建不久的“俄共”一开始就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走独立的发展道路。“俄共”这种比较正确的对外战略思想，使它获得许多选民的赞许。从内政方面看，此时，正值叶利钦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之间龃龉不断，直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叶利钦凭着他强悍的性格和权欲，在10月发动“炮打白宫”事件，将反对派投入监狱而告结束。这场府院之争，既为叶利钦作为强势总统构建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扫清道路，也由于“俄共”置身于这场争斗之外而在首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得以亮相，并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一支反对派政治力量。进而乘胜前进，在1995年底第二届杜马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又构成叶利钦再次当选的最大对手。1995-1996年间，“俄共”作为俄罗斯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进入它的鼎盛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共”虽然进入兴盛时期，却也隐藏着许多危机，只是由于政坛的动荡和派系斗争激烈，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俄共”
内部矛盾。其危机主要表现方以下几点：
第一，摆脱不了的历史遗产。“俄共”是从“苏共”脱胎而来，尽管两者有许多本质性的差别，但“俄共”不得不承继“苏共”不少历史遗产。“俄共”既要摆脱“苏共”的阴影，又无法抛弃共产党建党的根本原则，这种尴尬地位使它常处于“带着镣铐跳舞”的境地。1996年总统大选中久加诺夫所以败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从社会心理层面上看，许多选民虽然对现制度不满，但却不愿意恢复旧制度，不愿意回到“苏共”集权统治年代。叶利钦正是利用这种状况，大肆散布共产党要利用总统大选“夺权”、“恢复专制体制”，最终使“俄共”在大选中落败。
第二，缺乏一个明确而科学的纲领。重建后的“俄共”在三大上通过新党纲，力求使“俄共”成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的党，对原先的“苏共”体制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和批评，但总的看来，“俄共”纲领内容比较陈旧和混杂，既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和主张，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还有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未能提出一个使俄罗斯摆脱困境，指明前景，能凝聚和吸引广大群众的明确的纲领和道路；而且，就“俄共”而言，既缺乏对当今时代国内外重大问题科学的理论阐述，也缺乏如此高水准的理论家。
第三，除了“俄共”主观上的弱点外，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俄共”作为一个变动中的转型国家的反对派政党，它必须随着国内局势的起伏而沉浮。就是说，如果转型顺利，政局平稳，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就越小；相反，如果当政者决策失误，局势失控，社会矛盾加剧，反对党就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就越能够动员群众、争取选民，扩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共”作为政治反对派只能扮演被动的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更需要“俄共”具有正确判断形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特征。而这一点正是“俄共”所缺乏的。当然，这与俄国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的不成熟也是密切相联系的。
二、盛极而衰：党内分裂在所难免
“俄共”自从1996年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只是由于叶利钦执政后期，健康状况恶化，治国能力衰竭，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共”又是议会第一大党，因此，它还能以最大反对党的角色在政坛上发挥作用。
例如，1998年俄罗斯遭受双重危机，政治上由于叶利钦利用宪法规定的强势总统的地位为所欲为，频繁地更换总理人选，每次更换都引发一场府院之间的激烈争斗，使“俄共”还能在政坛上一显身手，不过它往往以“不妥协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使人们眼中的“俄共”仍是一个传统型的保守政党。经济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也发生凶猛的金融危机，卢布急剧贬值，国内经济状况再次遭到严重打击，民众生活水平又一次急骤下降。为摆脱危机，叶利钦提名普里马科夫为总理候选人，此人与“俄共”关系较为密切，他担任总理后，就任命“俄共”高层成员马斯柳科夫为第一副总理。这一届内阁的组成，不仅削弱了叶利钦的权限，而且由于缓解了危机，使包括“俄共”成员的这一届内阁得了分。可以说，叶利钦执政晚期的失误，给“俄共”提供了机会，使它能够扮演政治反对派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使“俄共”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暂时被掩盖了起来。
（一）“投票风波”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共”在政坛上适度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口号，采取了又斗争又妥协的策略，例如，它接受叶利钦的提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两院议长的“四方会议”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质的“圆桌会议”，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决策。直接参加组阁，担任政府重要阁员的“俄共”党员更能参与决策和体现“俄共”的形象；同时，“俄共”经常表现的是反对派的角色，叶利钦当政晚期经常随心所欲，任人唯亲，病弱体衰，执政能力明显减退，但他本人还固执己见，主观武断，造成内外政策上一连串失误，造成社会矛盾加深，怨声四起。“俄共”就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并发起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然而，转型期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常引起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也使“俄共”内部的分歧逐渐浮上水面。20世纪90年代末，叶利钦频繁更换总理人选，引起政权危机频现。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下令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燃料动力部部长、才35岁的基里延科为新任总理，引发议会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议会两次予以否决。但叶利钦不改初衷，态度强硬，院府双方争执不下，只得提交第三轮议会投票。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如果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3次被否决，总统就有权解散议会，直接任命政府总理，并确定新的杜马选举。在这关键时刻，“俄共”在投票前召开紧急中央全会，要求“俄共”议会党团成员统一行动，拒绝参加投票。可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和不同的政治主张，投票现场“俄共”议会党团发生了分裂，一半以上的“俄共”议员参加了投票，其中多数人投了赞成票，使叶利钦对新总理的提名终于获得通过，而“俄共”的分裂也开始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俄共”党内，开始出现左、中、右的政治分化：中间派即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以彼得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反对“俄共”与叶利钦政权作任何妥协，他们在党内成立“列宁－斯大林纲领派”等组织；代表右倾观点的是谢列兹尼奥夫、马斯柳科夫等在政府和议会有一定职位的人，他们倾向于与政府合作，该派组织名为“精神遗产运动”，社会上颇有影响。党内分歧的公开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分化，也大大削弱了“俄共”的整体形象和战斗力。“投票风波”之后，“俄共”党内由政见分歧开始走向分裂，一些派别脱离了“俄共”，这是“俄共”1999年发起的“弹劾总统案”
和“修宪运动”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9年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虽然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内部矛盾和分化，已使它风光不再，颓势初露。由于人民爱国联盟的分裂，代表中右势力的“团结”党崛起，左翼力量受挫，其影响也大幅下降。叶利钦于1999年底将总统权杖交给了普京，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平稳交接。普京当政后，奉行一条不同于叶利钦的路线，迅速稳定了政局，加上民心思定，希望早日结束政坛混乱局面，普京正是治理俄罗斯由乱到治的强有力人物，因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于2000年3月提前进行的总统大选再没有出现任何悬念，普京顺利当选，久加诺夫落败。
（二）议会第一大党的裂变
普京当政后，一面以“强国富民”的口号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俄共”的合作，表示在施政时将认真考虑拥有如此多选民支持的“俄共”的意见；一面扶持中右政治势力与“俄共”抗衡，并伺机打压“俄共”，压缩“俄共”的活动空间。叶利钦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和压制的政策，坚决反对由议会多数派组成政府，主张政府应去除政党色彩，由总统独揽大权；与叶利钦不同，普京比较尊重国家杜马的地位和影响，明确表示在政权建设方面发挥政党的作用。所以，上台不久，普京就着手制定《政党法》。2001年6月《政党法》经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总统签署生效。
普京当政初期，“俄共”与政府积极合作，在议会中，“俄共”对普京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都基本给予了支持。2000年12月，“俄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普京特意给“俄共”领导人发去贺电，久加诺夫则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表示，“俄共”将成为现政权“负责任的反对派”的意愿。但是，“俄共”与普京政权的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多久，“俄共”领导人很快就对普京的社会改革政策感到失望，他们指责普京背后操纵并支持中右势力对“俄共”挤压，声称改变原有立场，“俄共”将成为“强硬的反对党”，与政府较量。可是，所持政治立场的转变，又引起“俄共”内部的纷争和分化。
根据《政党法》，在“俄共”2002年1月召开的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俄联邦共产党由原来的社会政治联合组织改组为政党，并且修改了党纲和党章。
在“俄共”这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共选出159名中央委员会委员、55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33名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俄共”主席。但据透露，有5个人投了久加诺夫的反对票。
普京总统给这次代表大会发来贺电，电文中说：“你们的党是代表着我国社会相当多一部分人利益的一个大型的社会政治联合组织。”用普京的话来说，当前的俄罗斯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联合国家一切创造性的努力来加以解决。普京表示，“俄共”的活动将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他祝愿代表大会召开顺利并富有成果。久加诺夫还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发表了看法，他说：“俄罗斯的全部预算都清一色地拴在石油管道上，所以经济形势也极不稳定。最近在税率上的3次打击，使劳动者去年刚刚得到的那么一点点增加的收入大为贬值。物价将要上涨。公积金的增长将要比现在高出3倍。可惜的是，形势将继续恶化。”然而，3年来的普京新政已使俄罗斯面目一新，经济上政治上都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经济秩序恢复，初步建立起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战略，使综合国力上升，逐渐走出转型期困难而混乱的局面。经济状况的好转，使工资和养老金不但能按时发放，而且都有所增长，人民生活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普京上台伊始，就着手联邦制改革，打击违法金融工业寡头，打击恐怖主义，进行法制改革，使政权逐渐走上秩序化的轨道。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使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有所恢复和增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政局相对稳定，使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在这样条件下，“俄共”的政治活动空间大大缩小，其内部矛盾和危机却不断暴露。至此，“俄共”开始由盛及衰。
“俄共”走向衰落的突出标志，是从议会第一大党沦落为少数党，党员人数锐减，使“俄共”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早在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俄共”党内较为激进的“列宁派”成员退党。2001年12月，由“团结党”和“祖国－全俄罗斯”合并组成的“统一俄罗斯党”取代了“俄共”在杜马中第一大党的地位，而这个党作为政权党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接着，2002年4月，国家杜马中的一场风波，使“俄共”党内的分裂公开化。当时，在议会中右势力的挤压下，“俄共”失去了在杜马中曾经拥有的10个委员会中8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为了表示抗议，“俄共”宣布放弃包括杜马主席及其他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一决定引发了党内矛盾和对立的公开爆发。由于谢列兹尼奥夫不愿放弃他的杜马主席的职位，另外两名“俄共”议会党团成员国家杜马文化委员会主席古边科及妇女和青年委员会主席戈里亚切娃也不愿放弃他们担任的议会职位，5月25日，“俄共”中央全会以76票对26票决定将3人开除出党，这一举动使“俄共”党内矛盾加深。谢列兹尼奥夫等被开除后，另建“俄罗斯复兴党”，拉走了“俄共”党内一批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党员。2003年9月，“俄共”领导又与原先的盟友、着名经济学家谢·格拉济也夫分手，格拉济也夫遂联合20多个左翼力量组建“祖国竞选联盟”，同年年底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获得9.02%的选票进入议会，又拉走了一大批“俄共”支持者。
（三）两个中央、两个主席：分裂闹剧
最大的分裂出现在2004年。7月1日这天，“俄共”竟同时召开了两个中央全会，上演了一场分裂的闹剧。先是由一批中央委员（人数一说96名，一说仅40～50名）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的职务，由现任伊万诺夫州州长弗·吉洪诺夫当选为“俄共”新领导人。但就在这一全会结束后不到半小时，另一个由久加诺夫支持者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又开始了。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据称有91名，另有50人应邀列席。全会一致同意将吉洪诺夫开除出党，并将其他“党的分裂分子”解除党内职务。
两天之后，即7月3日，“俄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始后不久，会议厅突然停电，久加诺夫只得用手电筒照光念完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了一些人的分裂行径，也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使党处于分裂的边缘。随后，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俄共”中央主席。与此同时，不久前被解除职务的波塔波夫、阿斯特拉罕基娜等人也在另一地点举行党代表大会，选举吉洪诺夫为“俄共”主席，并宣布解除久加诺夫的领导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