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一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所倡导的仁爱、中庸、克己复礼等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内容。而对孝道与丧礼的重视，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如《论语·为政》中就强调，对待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这是起码的孝道。《论语·阳货》中则强调“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礼记·祭义》则要求“事死者如事生”。《礼记·祭统》中说得更为详细：“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又说“祭者，追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者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我们知道，儒学是汉朝的显学，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儒术的独尊，儒家的思想也就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学独尊的地位，所以对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民俗民风也因此而深受浸润。汉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对孝道与丧礼的高度重视，其思想根源便正在于此。
汉朝重视孝道与丧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当时的选举仕进之途也有着很深刻的关系。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为了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曾下诏征召天下贤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下诏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如果说汉高祖开创了汉朝征召贤能的风气，那么到了汉文帝时，则开始建立了比较具体的选举贤能的办法。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前元十二年（前168）下诏又强调了荐举孝廉，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到前元十五年（前165）又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遵循最高统治者的要求，荐举贤良和孝廉也就成了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们认真贯彻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汉武帝时依然很重视贤良与孝廉二科的察举，继位之初于建元元年（前140）就“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又下诏策试贤良，说“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并于这一年的冬天，“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才，就是在汉武帝下诏策试贤良和荐举孝廉时发现并得到重用的。
通过史书中的记载，可知汉代察举已成为统治者选用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并形成了制度。也就是说，“察举成为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攀登高位的一个重要阶梯”。而察举的重要标准，便是看被察举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奉行。除了日常的孝行，尤其看重被察举者在丧礼中的表现。如西汉政府就有“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的规定。汉哀帝曾下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即必须在家服丧三年。东汉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更是将“孝悌”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而最能彰显儒家孝道思想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做法便是与丧葬礼仪的结合。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宦的重要途径之一，厚葬又是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大力倡导，将孝道作为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使儒家孝道思想高度政治化，从而使孝行可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观念成为了儒生们的一种共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而这正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由来，厚葬中除了奢侈的随葬品，各地大量体现这种观念和风气的墓葬画像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
汉代画像作为厚葬之风的产物，体现孝道思想既是其最本质的内容，又是其最重要的形式。汉代画像中有大量的画面都是以此而展开的，都深刻地反映了一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譬如通过画面描绘各种荣华富贵的人间场景，一方面表现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和享乐生活，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死者在冥间仍然享有车骑出行、歌舞宴乐、庄园华居、婢仆侍奉的种种特权。把现实世界中对人间世俗的追忆，转化成了一种对冥间虚拟的想象和愿望。正如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篇》中曾提到的，“谓死如生”和“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成为一种时尚，从而对画像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汉代画像中此类画面内容来看，体现“事死如事生”观念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通过画面再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情形，这些情形通常都是死者生前事业最为辉煌、地位最为显赫、一生中最值得炫耀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最得意快乐的时刻。譬如贵族和官宦的墓葬画像中大都以车骑出行、前呼后拥、谒见应酬、宴乐庆功等表现其人间的身份和象征着冥间仍然享有的特权。富豪人家则表现拥有的庄园田产、楼阁庭院、宴会歌舞和各种各样的享乐生活，来象征墓主死后仍然享有生前的财富和快乐。有些夫妇合葬墓或女性墓葬画像则大都描绘有闺房燕居、婢仆侍奉的情景，以表达墓主在冥间仍然可以享有像生前一样的生活。在此类画像中，“事死如事生”观念是和真实再现的画面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比较直接而生动的表现手法。
二是采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为死者描绘一种享乐的生活场景。在有些墓主的墓葬画像中所描绘的各种生活场景，与墓主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有着非常明显的想象与虚构的成分。比如并非身份显赫的官宦，却描绘了前呼后拥的车骑出行；并非富豪贵族，却描绘了奢侈的宴会歌舞场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为了满足孝子贤孙们的虚荣心与孝道而创作的图像，或者是画像的雕刻制作者们已经习惯了此类创作，一种驾轻就熟的挪用而已。但此类画像内容的寓意则是明确的——以此来象征墓主在冥间的享乐生活，并以此来表达孝子贤孙们的孝敬。生前是否拥有并不重要，只要死后享有才是关键，这正是此类画像的旨意所在。汉代学者说当时的墓葬有“崇侈上僭”、“竞为华观”的倾向，说明在两汉时期这曾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画像石与画像砖都是埋入地下的画作，画面内容是否“逾制”或不合规矩，不会有人计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也正是此类画像内容得以盛行的又一个缘故。
三是通过寓意丰富的画面来表现孝子贤孙们隆重的送葬与吊唁祭祀。古人对送葬和祭祀是非常重视的，如文献记载“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又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殆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在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所形成的浓郁社会风气中，墓葬画像内容中除了有大量真实生活情形的写照，还有一些画像内容就描绘了孝子贤孙们的丧车送葬与吊唁祭祀情景。关于送葬图，在汉代画像中有较多的表现，比如殡车出行、扛幡送葬等都是较为常见的画面。例如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一件画像石，画面中格描绘了一辆豪华的四轮丧车在送丧人群的护送下正向墓地前行，画面右格是林木茂盛的山间已挖好了圹穴，戴冠着袍的众人正在做安葬祭拜的准备，这应是官员或豪富阶层的送葬情形。又如安徽灵璧县九顶镇出土的一件画像石，画面下层描绘了普通家庭牛车殡葬的场面。关于吊唁祭祀，在汉代画像中也有生动的描绘，例如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几件画像石上，就描绘了隆重的吊唁祭祀场面。画面人物众多，祭品丰富，有跪拜或躬揖的亲朋宾客，有放置在祭案上的果品、鱼、羊以及放置在地上的盘、壶、盒、箧等装祭品用具，充分显示了孝子贤孙们送葬的奢华。也有非常简单的画面，如山东枣庄市邳庄村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仅刻画了插着三支香的壶和摆放在盘中的两条鱼，也同样表达了祭祀的寓意。无论是大型吊唁祭祀场面中丰厚的祭献，或是简单的祭品，都是供死者在冥间享用的，是孝子贤孙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三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汉代画像中除了上述的送葬与吊唁祭祀情景，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墓祭画面？这也是研究汉画内容中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论述，譬如信立祥先生就认为：祠堂后壁画有树木和楼阁双阙所表现的是墓地场景，画中所描绘的“祠主子孙在树下弯弓射鸟的场面，笔者认为这是与墓地祠堂中的祭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图像内容”；因为中国古代在宗庙、祠堂祭祀祖先时用牲，因而这种祭祀也被称为“血食”，在古人的观念中“不得血食”意味着亡国丧家或绝嗣，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这都是最大的不幸，所以“在祭祀已故先祖时，必须事先准备好祭祀用的牺牲。射猎、狩猎和渔猎都是获得祭祀用牺牲的手段。祠堂后壁的树木射鸟图，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孝子贤孙为了准备祭祀祖先用的牺牲而在墓地树林中进行的射猎场面。用树木双阙来表现墓地，不仅在画像石中，在画像砖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信立祥先生的“墓祭图”之说，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但此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疑问。
其一是祭品的问题。关于“血食”，古代主要是指杀牲取血而祭，而牲的含义也是比较明确的，并非鸟兽而是六畜。《周礼·地官·牧人》就说的很明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牷”；注释“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牷是纯，“谓牷体完具”之意。史书对汉代祭祀用牲也有颇多记述，《汉书·郊祀志》说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对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加以保持，“春以羊彘祠之”，“常以岁时祠以牛”，后来各代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做法。《后汉书·志·祭祀下》说“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不同的祭祀则分别用牛或羊豕。古代祭祀因用牲的区别而有不同的说法，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如晋代葛洪《抱朴子·道意》就说“太牢三牲”。如果祭祀只用羊豕二牲叫少牢，或专用一羊一豕者则称为特牲，或称特羊特豕。《清史稿·礼志一》对此有明确解释“太牢：羊一、牛一、豕一；少牢：羊豕各一”。但亦有专指牛为太牢、羊为少牢者，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就说“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什么祭祀用太牢或少牢呢？《礼记·王制》说“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可见是有严格规定的。此外，汉代祭祀还讲究用鱼，《史记·礼书》就有“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之说。汉代祭祀用牲和用鱼的习俗，这从汉代墓葬出土常见有陶制六畜陪葬品可以得到证明，山东枣庄市邳庄村出土刻画有插着三支香的壶和摆放在盘中的两条鱼以表现祭祀的画面也是明显的例证，还有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几件画像石上对祭品的描绘也是很好的说明。射猎、狩猎和渔猎所获得的鸟兽之类猎物，在农业和畜牧业已高度发达的汉代已经不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其本身已成为贵族和官员们闲暇时的一种活动。所以，与其说射猎、狩猎和渔猎都是获得祭祀用牺牲的手段，不如说表现的是墓主生前的一种真实生活情景，象征着死后在冥间仍然能够享有射猎和狩猎的快乐。
其二是关于树木双阙画面的解读问题。我们知道，汉代画像中的很多画面往往具有多重的较为复杂的含义，通过画面所表达的寓意也极其丰富多彩。汉画中的阙就有多种类型和多重功能，树木也是汉画各种场景中的常见之物。在有些画面中树木和阙与墓地是有一定的关联，但若将汉代画像中有树木双阙的画面都归类于“墓祭图”，就未免牵强了。譬如双阙前站立着两位持戈守卫的门吏，其真正的寓意显然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研究者只有根据具体的汉画场景与内容情节作深入剖析，对不同图像所表达的直接的与深层的寓意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解读。
由此可见，汉代画像中确实有表现墓祭的画面，主要描绘的是殡车出行、扛幡送葬、吊唁祭祀的场景。至于祠堂后壁的楼阁拜谒与树木射鸟图像，若用“墓祭”来解读，显然并不贴切，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加以牵强地混淆。
总而言之，上面我们分析论述了汉画中体现“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几个特点，它们都采用了生动的图像画面，表达了儒家孝道思想对当时丧葬形式的深刻影响。此外，在汉代画像中还有描绘孝子故事的大量画面，也是汉代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与“事死如事生”观念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其直接的含义是表达了墓主后人们对孝道的高度重视，而其深层的寓意则是供墓主在冥间赏玩——认为死者在冥间不仅有生活需求，而且有心理和精神需求——这些以彰显孝道为主题的画面便正是为了满足死者的这种需求，表现了对死者灵魂和精神的关怀。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