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规则：鲁哀公救火知变通
中国人的性格是善变的。从远古时代，先哲们就不断宣扬变通的道理。《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过变化规则来应对时局的变化，就能够让事情变得顺畅。
规则之所以要变通，是因为它暂时或从长远看不符合实际的需要，规则的执行不能达到目的，甚至会造成损失。变通规则，是针对具体的规则而言的，不是说不去认真遵守规则，相反，遵守规则，是变通规则的前提。
小张是某企业分公司在某市负责市场监管的员工，他的上司是陈经理。一天，分公司接到经销商王先生的投诉，说在自己的专卖店附近，有一家未经企业授权的小店公然打出灯箱广告出售同类产品。小张实地调查确认情况属实，于是表明身份，要求店主取消广告，将产品下柜。不料店老板立刻翻脸，称他不是从企业进的货，企业管不着。争执中，小张了解到店主是从当地最大的经销商之一的李先生那里拿的货，难怪不怕企业。
小张随即打电话给李先生，申明公司的市场监管制度，责令立即撤销这个店，否则后果自负。李先生对小张的态度非常生气，打电话给陈经理诉说不满，痛陈自己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的艰辛，说：“以前市场开拓艰难的时候，也有这种把货发到不太合公司标准的店去卖的情况，那时候公司也没说什么。现在市场做大了，就用规范管理来压我们了？”陈经理对李先生进行了安抚，又回头向小张耐心开释：“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问题，如果强硬地执行公司制度，不但业务无法开展，我们还要自找气受，甚至受到上级领导的处罚……”
接着，陈经理提出了自己对问题的想法：首先对李先生进行安抚，对他长久以来对公司的支持表示感谢；其次，让小张就之前对他的态度表示道歉，请他谅解公司的制度；最后，就小店的拿货问题适度让步，允许小店继续销售，但要求撤销广告。小张最终认识到自己考虑问题的局限性，接受了陈经理的意见，向李先生电话致歉。而李先生也配合劝说下面的小店撤除了灯箱广告。
在这个案例中，陈经理并非无视公司规定，而是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对规则进行了适度的变通，以化解危机，避免争端。
变通的方法既可应用于管理者，也可应用于被管理者。时人批评时政，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被管理者善于变通，趋利避害，争取好处，逃避惩罚。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部门主管该如何应对呢？
春秋时期，鲁国鲁哀公当政时发生一件事情。这天，鲁国人焚烧大泽之中堆积的柴草。当时正刮着北风，大火迅速向南蔓延，情势危急。鲁哀公担心大火会烧到国都，很是惊恐，就想亲自带领人去救火。但是，鲁哀公手下的人全都跑去驱赶野兽了，因为不想让野兽被火烧死，却没有人去救火。情急之下，鲁哀公召来孔子询问对策。
孔子说：“驱赶野兽是件快乐的事，而且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救火是件苦差事，却难以因此而受到赏赐，这就是没人自愿去救火的原因。”
鲁哀公说：“说得好，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孔子说：“现在事情紧急，来不及用赏赐的方法；况且，假如去救火的人都给予赏赐，那么，恐怕掏空国家的金库也不足以赏赐这么多的人。因此，只能采取惩罚的方式，而不是去进行奖赏。”
鲁哀公说：“好吧。”
于是，孔子下令：“不去救火的人，按照逃兵治罪；只去驱赶野兽的人，按照私入禁地治罪。”
这样一来，下达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每一个人耳中，火已经被扑灭了。
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孔子精于变通的睿智。赏罚分明是制定规章制度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但规则的制定者往往只关注于什么情况下赏，什么情况下罚，生搬硬套，不知变通。在鲁哀公救火事件中，孔子就没有一味地想到奖赏，而是针对险情集中采取了惩罚的方法。不去救火，罚；去干别的，还是罚。那就只能去救火了。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建立规则是为了有法可依。但规则的建立是根据最初的实际情况来的，或者是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如果发生的情况与制定规则时考虑的情况不同，规则的执行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否则就不能妥当地处理发生的事情，这才是规则的真意。
冷血规则：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多位古代皇帝处理“事业成功”后有功大臣的冷血规则。但是在讲究人性化管理的今天，这个规则还有市场吗？
一个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在某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老板，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往往是怎么对待当年和自己一起创业的兄弟。对于重情重义的中国人，这真是一个难题。
某公司从几万元、六七个员工起家，六年之后发展成本市同行业数一数二的成功企业。老板为人善良，对老员工一律给予特殊关照。按照工龄长短的资格，老员工有的可以不扣钱请事假、可以迟到早退、可以出错不扣钱……而新员工，哪怕也已经干了三四年，却一切从严。
为了公司发展，老板从外面招聘了一些管理人员，有的职位在老员工之上，可薪水、待遇却不如比他们职位低的老员工，日常管理中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约束这些“功臣”属下。久而久之，公司暮气沉沉，每况愈下。
困境让老板的内心开始反思。自己重情重义应该是不错的，错在自己的创业团队产生了惰性，居功自满，不思进取，脱离群众。长此以往，公司衰落就是必然的结局。为了走出困境，老板特别召开了一个老员工会议，会上，老板真情告白，和大家一起回味当初创业时的艰辛。末了，老板总结说：“我们当年的创业过程中是艰苦的，但却是快乐的。但看看目前的情况，这是大家创业的初衷吗？如果我们继续摆老资格，不思进取，公司将面临倒闭的危险。”
老板的话，让当初一起创业的兄弟感到了责任。大家纷纷主动要求降薪，和新员工一个水平，一切从头开始，开创公司业务的新局面。随后，老板召开了扩大会议，宣布一些薪资规定和激励机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公司的二次创业。
市场是冷血的，这个现实决定了企业管理中不可能做到温情脉脉。对于老员工、有功劳的员工，如果其所在职位、其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企业的发展大计，是应该果断处理的。长痛不如短痛，一次情感割舍，或许就成就了企业的远大前程。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似乎比明朝朱元璋要“便宜”得多，他是在部下的簇拥之下黄袍加身成为九五之尊的。对于这个拣来的便宜，赵匡胤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个人性化十足的皇帝没有像汉、唐、明朝的那些皇帝一样通过极端的方式消除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的开国重臣，尽管丞相赵普多次劝谏，消夺石守信等大臣的军职。
后来赵普说得多了，赵匡胤就不耐烦了，对赵普说：“石守信等人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他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你就不要多说了。”不过，这次赵普把他的担忧说到了点子上，他说：“我倒不是怀疑这几个人会对陛下不忠，只是因为他们手握兵权，却缺乏御下的才能，万一有部下簇拥他们作乱（言下之意，就像陛下你当年黄袍加身一样），结果又将如何？”赵匡胤这时才醒悟过来，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巩固自己宝座的问题了。思考的结果，仍然不是采取“兔死狗烹”的铁血手段，而是打出了一手温和的“杯酒”牌。
这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头牌将领召到宫中，设宴款待。酒至半酣，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故作唉声，说道：“我能当上皇帝，全靠诸位的拥戴。可自从当上这个皇帝，才知道做皇帝的艰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不瞒你们说，自从住进这座宫里，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众将都很不解，问道：“皇上，为什么会这样？”赵匡胤说：“其实不难理解，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当呢？”
石守信等人一听话中有话，心知不妙，一起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下大局已定，谁还敢再有反叛之心呢？”宋太祖说：“对你们我是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你们手下有人想得到富贵，也簇拥你们黄袍加身，即使你们不想做皇帝，可能吗？”
石守信等人知道问题严重，叩头哭道：“我们这些人笨，没想到这些，求陛下可怜我们，指出条生路！”赵匡胤顺水推舟，指出了当地方节度使的生路。
第二日，石守信等纷纷称病，请求罢去军职，真的到地方任节度使去了。这就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赵匡胤通过和平方式从手下大将手中收回兵权，实际上，是为他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很符合儒家之道的权谋策略，它的宗旨就是晓以大义，让下属明白厉害关系，退出竞争或退出阻碍发展大计的位置，为新制度的诞生和执行奠定根基。这是一种牺牲，然而换取的是革新之路的一帆风顺。
在职场中，同事之间虽然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把企业做强，但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可避免地使其中的某些人处在了阻碍发展的位置上。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重新分配权力，就成了一个十足的职场艺术。
铁血规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哪个企业可以没有规矩。或许有些规矩苛刻，有些规矩宽容，有些规矩观念陈旧，但是有一条，规矩是必需的、严肃的、必不可少的。
身在职场，对企业中的规章制度当怀有深刻的戒心。军法不容情，国法不容情，难道企业中的规章制度就可以有儿女私情吗？如果视企业为一国，那么企业中的规章制度就是国法、军法，犯了规章是不应容情的。
在网上，有一条被网友称为“史上最雷的员工规范管理条约”有这样的内容：个人工位区5S管理标准——
2.1个人工位区管理须做到日清日洁，即员工须利用每个工作日上班前5分钟和下班前5分钟的时间，进行个人工位的清洁整理工作。
2.2办公桌面摆放物品须控制在7件以下，主要包括办公电脑（含显示器、键盘和鼠标）、办公电话、文件架（盒）、笔筒和水杯。此外还可以摆放1～2件绿植或减压玩具等，适当装饰一下自己的办公桌。
2.3办公桌面物品定置标准：文件架（盒）须放置于办公桌的右侧或左侧边界处，架内文件资料的摆放要合理、整齐、美观；办公电话、笔筒等须紧挨文件架（盒）里侧井然摆放（军事管理）；办公桌面周边的隔断玻璃上仅可以于同侧粘贴一份员工通讯录及三张以下便笺纸……。
2.4办公工位及桌面摆放物品的表面须保持整洁无尘，办公电脑的键盘、屏幕须擦拭干净；电源线、主机、外设等须放置妥当位置；办公柜内须保持清洁整齐，并随时进行清理、整顿；个人工位周边的地面须保持清洁，无纸屑、杂物等；每周五下班时或需跨周暂离公司时须将个人垃圾桶清空。
……
经检查有不符合本细则第2条款及第3.4条款相关要求的员工，对于出现第一次不符合的，该员工将被给予警告处罚，并限期1天内改正；对于出现两次不符合的，该员工将被强制为公司的“绿植基金”捐款二十元；对于出现三次不符合的，该员工将被强制为公司的“绿植基金”捐款四十元；对于出现三次以上不符合的，则该员工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
先不说这些规定是否合理，起码一点，这些规定体现了企业里制度的严肃性。违反了制度，那是有严重后果的。
在一个企业里面，尤其是中小企业，大家天天不见抬头见，几乎人人都互相认识。同事之谊，亲属之谊，朋友之谊，都是国人性格中所看重的。这样，身为管理者，一旦手下员工触犯了规章，往往觉得无法下手。这就让本质严肃的规则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情大还是规则大？回答起来毋庸置疑，执行起来却让人踌躇不决。
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以实现统一大业为名，出兵伐魏。命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马谡为前锋，镇守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自己亲率10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今甘肃）。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叮嘱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失街亭，我军必败。”在战术方面又明确指示，要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马谡到达街亭后，刚愎自用，未按诸葛亮的指示依山傍水部署兵力，而是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副将王平进言：“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不战自溃。”马谡不听劝告，辩解说：“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都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军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不顾王平再三劝阻，仍将大军布于山上。
郃魏将张进军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果然采取了截水源、断粮道、困山纵郃火的战术。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不战自乱。马谡临阵出逃，被王平救下。张乘势进攻，蜀军大败。
街亭失守后果严重，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
战前，马谡以“守不住街亭，斩其全家”立下军令状；如今又违背将令，临战脱逃，罪无可饶之处。诸葛亮不得不挥泪将马谡斩首，以昭军法、军威。自己也自贬谢罪，承认了在用人上的失策。
街亭失利，让人看到了蜀国日薄西山的景象。军法无情，马谡虽然人才难得，但论罪当斩，诸葛亮也只有挥泪而已。挥泪是诸葛亮的个人人情，斩首是对蜀军军法的执行。可见，人情的宽容应该在制度执行的基础上，而不是凌驾在制度之上。
诸葛亮斩马谡后，饶过了马谡的一家，并将其子收为义子，彰显其重情重义的一面；现代企业管理，也应学会在对员工进行处罚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被处罚者内心受到震动，达到处罚的效果。
迂回规则：西门豹治邺显远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性格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略。耿直的人说话直截了当，办事雷厉风行；胸有城府的人遇事稳重，不动声色。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如果方法过于直接、冲撞，可能会把事情办坏。而善放长线钓大鱼的人，往往能够耐心寻觅最佳的时机，避实就虚，迂回出击，轻松取得最大成果。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要开发汽车新品种。按一般常理，他们应该首先召开一个“新品开发”座谈会，让技术经理们畅谈新产品的设计理念和构想。但实际上，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而是下街道调查研究去了。
他们首先从解决城市的汽车与道路的矛盾入手，成立“丰田交通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投资修路和建“人行道天桥”及对交通问题的调查研究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现象；为儿童修建汽车游戏场，从小培养他们对汽车的兴趣；投资4亿多日元创办日本汽车学校，让更多的人学会开汽车。诸如此类，干了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几年后，成效开始显现。道路交通状况好转，汽车市场需求剧增，汽车学校人满为患。看到时机成熟，丰田汽车各种型号、满足不同人群的汽车大量上市，销售额直线上升。
丰田的前期市场活动，在一般人看来，与新产品开发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却是一种典型的“以迂为直”的经营战略，以培育市场为汽车销售开路，为新产品的研发和上市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一招很值得企业的决策者们学习借鉴。
《老子》第三十六章云：“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因循其势加以推动，使其走向反面也是迂直策略的一应用。
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是一位杰出的国君。他大胆起用吴起、西门豹、北门可等法家人物在魏国实行变法。其中，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历代以来被津津乐道，现在的小学课本还将其选作了范文。
故事中“给河伯娶媳妇”的“风俗”实际上是地方的三老、廷掾（县令的属吏）借大肆挥霍之机中饱私囊。西门豹了解到事实真相，却装作糊涂，说：“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
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在河边与长老相会。三老、官员、地方上的父老业都到了。女巫是个老婆子，跟着十来个女弟子。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有人扶着选中的女子走过来，西门豹看了看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巫婆去河里禀报河伯，我要重新选一个漂亮的女子送过去。”说着，就叫差役们抱起巫婆投进了河里。过了一会儿，巫婆显然已经淹死了，西门豹仍然装作糊涂，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的弟子去催催她！”就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到河里。接连抛了三个弟子，又把三老也抛到河中。西门豹庄重地等了很久，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此时，廷掾等当事者早已明白的西门豹的意图，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谁敢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处理了“河伯娶媳妇”的事件后，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从根本上设法解决漳河雨季洪水泛滥的问题。他征集百姓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虽然当时老百姓对开渠的事有些怨言，但终究达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目的。直到很多年后，邺县都能得到水利灌溉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在处置“河伯娶媳妇”的事件上，西门豹没有急于处置贪官污吏，也没有立即发布命令禁止迷信活动，而是耐心地等到“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将当事人聚在一起一网打尽，在广大百姓的面前当众处置首恶，将事件的影响扩展到最大。
职场中其实非常需要一种有大眼光、大魄力的人。他们目光长远，善于避开矛盾，而又能解决矛盾；善于打破常规，能够出奇制胜。这种策略的关键就是：耐心，迂回。
纳什均衡：艰难的美苏核裁军
在企业中，个体组成团队，团队组成企业。在团队中，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管理者的统筹决策，达成个体之间的互补与协调，形成团队合力，解决问题，实现目标。但是，如果团队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形同孤立，则团队运行中就可能遇到“纳什均衡”。
所谓“纳什均衡”，是指一种博弈的情形：参与博弈的每个人都从利己的角度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其结果可能是全体都不能获得那个最大的利益。
下面就是纳什均衡下的一个典型案例——两个小偷的故事。
假设有两个小偷A和B私入民宅被警察抓住。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坦白罪行，交出赃物，于是证据确凿，两人都被判有罪。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作了坦白，则两人各被判刑8年；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则以妨碍公务罪（因已有证据表明其有罪）再加刑2年，而坦白者有功被减刑8年，立即释放。如果两人都抵赖，则警方因证据不足不能判两人的偷窃罪，但可以私入民宅的罪名将两人各判入狱1年。下表给出了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
关于这个假设，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这样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A、B二人都会怀疑对方会出卖自己以求自保。这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假如他坦白，我抵赖，得坐10年监狱，坦白最多才8年；他要是抵赖，我就可以被释放，而他会坐10年牢。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考虑，不管他坦白与否，对我而言都是坦白划算。由于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结果，两个人都选择坦白；而审判的结果，都被判8年刑期——显然，这不是最佳的结果。
囚徒困境往往被用于说明“理性选择下的集体非理性结果”。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非合作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因此这种情况有它的局限性。如果两个小偷是在一个重复或透明的博弈中，则他们彼此会建立互信，从而联合抵赖，以获取最佳的结果。
纳什均衡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发生在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在军事上压倒对方，竞相增加军费开支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将竞争的领域延伸到太空。虽说他们都知道裁军的好处，并且也多次达成裁军的意向，但由于任何一方都不信任对方，各自暗地背叛裁军约定，结果双方都在武器上花费了巨额的资金，使百姓的生活因消耗巨大的军备竞赛而大幅下降，博弈演变成双亏的局面。
美苏军备竞赛演变的另一个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核平衡”，在彼此都能确保互相摧毁的情况下建立了“互信”，博弈达到了均衡，结果大家相安无事。假如这种两国彼此报复的能力是“不被观测”到的，或者不是“可置信的威胁”，那么，人类真要面临世界末日了。
在职场中，员工和团队之间的信任度要远比国家之间更高，这就使得避免纳什均衡成为可能。那么在管理上如何来避免呢？可行的方案很多，其中一种就是建立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的熏陶，达成团队在做出选择时，共同的选择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更快更好地完成团队目标，其结果就是企业目标的顺利实现。
如何避免，建立良性的企业文化和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关键。或许我们不自觉，其实一些经过实践而卓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其内在机制可能就是完美地回避了纳什均衡。
充分认识纳什均衡，发现和分析其在团队中隐形或显性表现，是每个管理者都应用心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利益均衡：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有句话说得很凉：朋友是拿来利用的。虽然有些愤世嫉俗，仔细想来也有几分道理，几分现实。但实际上，真的执行这样的信条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将朋友或者同事之间的情谊庸俗化了，将互相帮助看作互相利用，把好不容易建立的交情看做一次性买卖：利用一下就完了！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句调侃、玩笑的话，帮助了人，对方真诚道谢，你却说：没什么，朋友就是拿来利用的嘛！这种坦诚心地与上面的情况又有不同。一方的感谢是真诚的，另一方认为是应该的，而且还说出这种玩笑话来。同样的一句话，从帮助了人的一方说出来让人感觉到的是真诚、实在和仗义。这份感情值得珍惜。
一天，林的公司派人到市主管部门开座谈会，需要派人参加，并做好会议记录。林的部门只有主管和另一个同事，本来安排的是林的同事去开会的，谁知，快到开会时间，却打来电话说，林的同事生病，要林代理一下。
林自己倒是有些感冒头疼，但不得已，林准备一下还是去开会了。好在开会地点距离林住的地方不远，而且有公交车直达，林就坐公交车到了会场。座谈会时间开得很长，林忍着头疼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会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六点，走出会场，林的眼前直冒金星。出门赶紧找到一家药店，买来感冒药吞下。
第二天上班，林向主管交会议记录，不经意间听到，她的同事不是生病，而是那天下午计划出去玩耍，因为自己不想去就咒自己生病了，逃过了此次会议。林一时恼羞成怒，真的想冲过去揍她一顿，枉他平时待她那么好，关键时刻却这样让自己受罪。
从此，二人关系不睦，终于有一天，这位同事辞职不干了。
虽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是为了自己玩得快活，让同事去受罪，显然有失道义。而且，小事尚且如此，遇到事关晋级、加薪等经济利益的事情，更将如何呢？同事就是拿来利用的，存在这种念头，关系的破裂注定不远了。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前154年），西汉王朝的七个分封国以吴王濞为主谋发动了一场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为平叛乱，汉景帝遵先帝遗嘱，启用中尉周亚夫领兵。周亚夫在出兵前与景帝定下战略：不与吴楚联军争锋，暂以梁国拖住叛军，然后出奇兵断绝叛军粮道，令叛军不攻自破。当时，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是抗击吴楚联军的前哨。而梁王由于怀着“兄终弟继”的皇帝梦拒绝了七国的拉拢，正在拼命抵抗。
周亚夫率汉军主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面对睢阳之急按兵不动，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由于梁王的死守，吴楚联军久攻睢阳不下，转攻昌邑。周亚夫坚守不出，吴楚联军又回头再攻睢阳，仍然不克。几经周折后，兵马疲惫的吴楚联军在下邑遭周亚夫重创，吴王濞率败兵数千逃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吴王濞被杀。随之，楚王戊也兵败自杀。七王之乱平息。
在平叛之战中，睢阳城几度面临危急，梁王见周亚夫见死不救，只得直接向景帝求援。景帝诏令周亚夫发兵救梁，但周亚夫没有立即行动，直至叛军因断粮而退兵时，才率精兵出击。为此，梁王怀恨在心，屡屡在景帝面前说他坏话。后来周亚夫罢相，又在“兵器盗卖案”中获罪，最终死于狱中。
在平定七国之乱的叛乱中，梁王是成败的关键。假如梁王的睢阳城失守，七国长驱直入，朝廷必危。周亚夫大胆押宝，果然一举扭转战局；但也因见死不救，得罪了权贵，埋下了生死后患。虽然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呢？
职场中，除了上下级关系，就是同事关系。上下级之间毕竟等级不同，较难成为朋友；而同事之间，长期共事，容易结成友情。友情是珍贵的，看在这份情谊的份儿上，同事可以给与帮助，但是不可暗中利用。想一想，为一点小小的私利，拿珍贵的友情做交易，不是太失算了吗？
博弈转变：吕夷简妙计罢监军
被动的管理与主动地承担责任，显然后者是管理的理想状态。如果员工主动去承担某项工作，积极主动地完成手头的工作，那么效果要比被要求、被强制去做好得多。
但是如何能实现这点呢？职场中不乏不推不转、打着还慢的“懒驴”，表面上，他们的工作按部就班，内心里就是缺乏紧迫感，更没有激情和动力。他们没有什么错，业绩也没有突出的地方，对付起来，还真让主管们觉得无可奈何。其实，也不是没有技巧，有人使出的下面这招就有效，似乎损点：
某老板埋怨写字楼里的员工们工作热情不高，要求人力资源部主管设法提高员工积极性。人事主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在报上刊登了个整版的招聘广告，把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员工的岗位都招了一遍。刊登广告的报纸“不经意中”流传到每个工作岗位，这一下震动不浅。员工们个个心里打鼓，如芒在背，一时间都感觉职位不保了。
很快，人事主管发现这招见效了，员工们纷纷主动要求加班，甚至有几个主动要求减薪。各部门经理也比以前更勤快地向老板汇报工作，不断提出新的工作计划。职场里重现忙忙碌碌的情景。
这种情况正是老板预期的，和人事主管在一起的时候，都不禁哑然失笑。
作为公司管理者，常常会站在被管理者的对面。发号施令、安排部署都没什么，面对处罚、降职、裁员这些涉及员工利益的事情就不好办，处理不当会产生直接冲突。有道是，人管人容易产生人际关系矛盾，不如用制度管人；制度管人不如用策略让员工自己管自己。不过，这种高明的策略不能屡次使用，可以偶尔一用罢了。
北宋仁宗时候，西部边陲发生战事，大将刘平战败身亡。朝中舆论认为，是由于朝廷委派宦官做监军，致使主帅不能自主地发挥指挥作用，才导致的战事失利。于是，仁宗下诏，诛杀当事的监军黄德和。
进而，有人上奏请求把各军元帅的监军全部罢免。仁宗为此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不想自己被推到宦官的直接对立面，就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建议说：“不必罢免，只要选择为人谨慎忠厚的宦官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委派吕夷简选择合适的人选，吕夷简却推辞说：“我是一名待罪宰相，不应当和宦官交往，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皇上可以下诏都知、押班（这些都是宦官的职称），只要是他们所荐举的监军，如有不胜任其职务的，与监军共同治罪就是了。”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
第二天，都知、押班在仁宗面前叩头启奏，主动请求罢免在军中监军的宦官。
杀一个监军，虽然有杀鸡骇猴的用处，但其他监军依然还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接下令全部撤回他们，以后军中再有败仗、损失，宦官们就会为不该撤掉他们找口实。吕夷简一招简单的博弈主体转换术，巧妙地避免了自己直接与宦官为敌，让他们自己掂量轻重，主动请求撤回。
类似的招数其实很多。经济危机下，很多企业负责人有意出台一些临时的规章制度，诸如减薪、减福利、减少报销项目等，让员工感到前途无望，于是主动请辞，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直接与员工发生矛盾。
均衡破绽：关羽大败走麦城
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实现多个目标，达到多个指标，但所有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时间完成这项，那个时间完成那项，总体目标最终在一个大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在此过程中，由于一时过于关注一个目标而失去均衡原则造成悲剧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
寻找身边的案例，会看到这种情况：有人为自己确立了三年赚50万的目标，可是当赚到第一个10万的时候，身体的健康状况忽然发出警告。但他想：“等我有钱了，什么病医不了呢？”仍然不顾身体状况继续辛苦工作，结果不久身体就垮了。一个目标失衡，导致整个目标体系瘫痪。
一个养殖企业老板与其参股的董事之间因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发生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老板希望一下子把企业做成跨越行业的产业集团，但是董事们不愿意冒险，认为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电力等各个方面还跟不上，所以极力反对。
老板认为，资金可以通过贷款、融资、自筹等方法解决。只要有了资金，就可以把其他相关的企业尽快办起来，让企业早日产生效益。至于其他一些问题，相信都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但是董事们认为，现在还不具备办更大企业的条件，首先，融到的资金如果全部投入到新企业中，那么以后遇到急需大量资金但又无法筹措到钱的情况，企业的生存就会遭到重大打击；其次，人才、环境、技术等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不能盲目发展。
老板最终认识到扩张战略中有诸多不平衡因素，暂时搁置了计划。
这不是一个个案。很多人士在第一次创业中一帆风顺，但是在实现第二次跨越时却倒下来。问题就在于，他们缺少整体发展、平衡发展、系统发展的思路。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由于只涉及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只处理一种关系，依靠精打细算可以获得成功。然而，要发展成大的企业集团，思路会有很大不同，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把握全局，考虑每一个要素、每一种关系。如果只看到几个好的条件而对其他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就可能在发展中遭遇大的挫折。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大败曹军，曹操退出汉中，刘备自立汉中王。六月，刘备又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进一步扩展势力。
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调兵布防。此时，镇守荆州的关羽认为机不可失，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北伐，进攻荆襄。
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关羽借助天时地势，水淹七军，于禁欲退无路，被迫投降。庞德战死。关羽乘胜围攻樊城，曹仁死守，关羽猛攻不克。
期间，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降于关羽，陆浑人孙狼等也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一时“威震华夏”，令曹操深感威胁，一度准备迁都，被司马懿谏止。司马懿献离间计破坏孙、刘联盟，曹操采纳，派使者去见孙权。同时指令徐晃率军援救曹仁。
孙权得到曹操的信后，正中下怀，谋攻关羽。关羽自知孙刘联盟不固，看到东吴大将吕蒙屯兵陆口，再三嘱咐麋芳和傅士仁小心提防东吴，并将大部分军队留在南郡，还沿江设防，二三十里设一岗哨。吕蒙探知关羽防守严密，佯称病重，回建业养病，而荐陆逊代替自己。陆逊到任后，派使者给关羽送去了礼物和一封信，恭维关羽水淹七军之战，勉励关羽取得更大胜利。关羽高傲自负，认为陆逊是无名晚辈，于是放松警惕，把荆州大部分军队陆续调到樊城前线。
关羽在襄樊的兵马越来越多，加上新收于禁降军上万，粮食匮乏。为解燃眉之急，擅自抢占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孙权得知，认为时机成熟，便命吕蒙为大都督，发兵突袭关羽后方。
十一月，吕蒙率军隐蔽潜行，袭取江陵，并诱降蜀将傅士仁、糜芳，一举夺回荆州。此时的关羽，对吕蒙的偷袭行动还一无所觉。
樊城前线，由于曹操的援军源源赶到，关羽连吃败仗，撤军而回。孙权先到江陵，派陆逊攻占夷陵、秭归，切断关羽入川退路。回军途中，关羽众叛亲离，陷入绝境，最后败走麦城，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兴一起被杀。
三国战史中，关羽北伐失荆州，败走麦城，是一个令史家百思不解的疑案。按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出兵伐魏的时机远没成熟，关羽自己认定了一个战机，就孤军北伐，显然是冒险行为；身为军师的诸葛亮不加阻止，有失职嫌疑；身为最高统帅的刘备，任弟妄为，居心难测；孙刘结盟关系不稳固的情况下冒然北伐，就很自然地中了司马懿的离间之计，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关羽高傲自负，人际关系恶劣，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刘备坐视关羽危急，见死不救更是千古悬案。总之，关羽在如此复杂的战争条件下，未能权衡各方面因素，一意孤行，战败身死是必然结局。
战争环境诚然复杂多变，企业商战同样面临众多变数。越是遇到复杂的情况，当要确立一个方向，实现一个目标时，就越要学会从方方面面的要素和各方面的关系入手，分析哪些是应该重点突破的，以此确定当前工作的核心和重点。执着一念，必痛失全局。
博弈透明：晏子二桃杀三士
在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中，奖金、荣誉、晋升的机会都被视为珍贵的东西，是大家都想得到的。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不可能让每一个员工都得到，这就必然产生矛盾。
但这个矛盾本身并不是恶性的。本来，激励机制包含的公平原不是“无条件”的，不像小学生，来个班长轮流当，企业里面不能玩这种公平游戏。那么，如何让这个矛盾只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运行，而不产生恶性的东西呢？
一个企业老板把发红包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年终时（或春节节前）由企业给每个员工发红包，但要求每个人的红包各自保密，不让彼此知道红包里有多少钱。
老板订立这个激励机制的目的是让员工感谢企业的奖励，作为回报好更加努力地为企业工作。但发生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贡献大而红包小，对老板产生不满，或者不好好干活，或者离去。
这种激励机制的明显缺陷是缺乏透明度，也许领导者自己感觉很公平，给每个人的红包都考虑了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种“暗箱”操作下，领导人员的公平心是无法体现、不能被证明的，因此也就无法得到员工的信任，其结果就是拿到红包的人非但不感谢企业，反而对企业产生不满，并互相猜忌，最终导致员工与企业关系的破裂。
一种激励机制要想起到激励作用，就要体现出公开性与公平性。所谓公开性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贡献会得到什么报酬；所谓公平性就是每个人都相信同样贡献的会得到同样的报酬，不会以领导的好恶为转移。如果违背了这两个原则，激励机制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二桃杀三士”似的恶果。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国的三个勇士，以勇力闻名。三个人都以勇力自负，并且桀骜不驯。
一天，晏子从他们身边经过，小步快走以示敬意，但这三个人却一动不动，非常失礼。晏子非常生气，并且担心他们过分的自负会给齐国带来灾难。于是就去见景公，陈述自己的担忧。说：“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不讲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是祸国殃民之人啊，不如赶快除掉他们。”景公说：“这三个人威猛无比，与他们硬拼，恐怕敌不过；暗中刺杀，又恐怕会失手。”晏子说：“我有一计。请大王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对他们说，让他们按功劳大小分吃这两个桃子。”景公就照晏子的话做了。
公孙接说：“晏子真是聪明人啊。人多桃少，也只能按功劳大小分吃桃子了。我公孙接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我有这样功劳，应该可以吃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于是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
田开疆说：“我在战场上接连两次击退敌军，我有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
古冶子说：“我曾经跟随国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拉车的马，拖到了河中间，我潜到水里，顶住逆流潜行百步，又顺着水流潜行九里，才抓住大鳖，斩掉它的头颅。我左手握着马尾，右手提着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上的人以为我是河神呢！我有这样的功劳，才真正应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你们两个还不快把桃子拿出来！”
公孙接、田开疆听了非常惭愧，说：“我们的勇敢赶不上您，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却不谦让，真是羞愧啊！”交出桃子，刎颈自杀。古冶子见此情形，说：“虽然我认为自己有资格独自吃一个桃子，但是用话语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若不敢去死，就是无勇。”放下桃子，也刎颈自杀了。
晏子“二桃杀三士”，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谋，以制造矛盾，产生争斗。晏子是智者，利用三勇士重义轻身的弱点，达到了剪除祸害的目的。
激励机制广泛应用于职场中。通过以高薪、奖励、晋升为诱惑激励员工不断努力，实现目标。但是设置的激励机制要尽量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才会产生积极向上、良性竞争的效果，否则会产生人际关系的矛盾。
聪明糊涂：郑板桥的座右铭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涂”。很多人家里都挂着写着这句话的条屏，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之一。生活里面，处理家庭生活，尤其是处理夫妻关系，作为男子大丈夫日常生活中“糊涂”一点，能成就长效的婚姻，事事认真，必然和妻子发生矛盾。
管理工作中，也有两句格言：“大事要争，小事要让”；“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所谓大事就是指关系全局和整体利益的问题，对大事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明白。对小事，如果无碍大局，可以多一分宽容、大度，装一个糊涂。此时的糊涂，是一种道德修养良好的表现，与那种没有原则、一味的老好人的态度是不同的。
王经理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关于“难得糊涂”在管理中的应用，颇有心得。他说，他从来不批评公司里业绩差的员工，相反，他选择业绩最好的员工来表扬：“某某，这个月工作完成得很突出啊！不过，我对你哪儿都满意，就是一点，别太拼命了，早点回家陪陪老婆孩子。”
王经理认为，具体问题老板根本没必要去指出，身边有好的榜样，你只要顺势点一下，大家就都明白该向谁学习，也知道该怎么干了。相反，如果忍不住性子，严肃地批评、指责那些业绩较差的业务员，不仅给他们带来反面的压力，也让业绩好的员工觉得岌岌可危。
有些老板嘴里念着“难得糊涂”，墙上挂着“难得糊涂”，心却比针还要细。计较业务员出差有没有住超过150元的宾馆，计较业务员借公款下了顿馆子……
一个公司，可以看做是老板、经理和员工的三人组。三人各司其职，经理是枝，员工是叶，老板的任务是让员工信服，并乐意跟着你做事情。
显然，王经理的“糊涂之道”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管额外的细枝末叶。不同的人，职位不同，做不同的事情，“难得糊涂”有不同的应用。不止一人为这四个字著书立说，原因就是“糊涂之道”，里面的确有很多管理和人际关系的智慧。
说起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还有一段传奇故事。郑板桥在山东任上，有一次游莱州的云峰山，本想观赏其山中郑文公碑，因天色已晚，便投宿在山中一家主人的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家中陈列一方桌子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次日清晨，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刻于砚背。郑板桥即兴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后面盖上“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方印。
因为砚台大，尚有余地，郑板桥就请老人也写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门也。”然后盖上“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的方印。
郑板桥一见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居于此的高官。由于感慨于“糊涂老人”的命名，板桥又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两人如遇知音，相见恨晚，结为挚友。
其实，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都不掩盖这“难得糊涂”四字蕴含的丰富哲理。糊涂是一种管理，抓大放小；糊涂是一种假象，以迷惑对手；糊涂是一团迷雾，隐藏自己；糊涂是一团和气，创造和谐；糊涂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任人唯亲：李鸿章用人怀偏私
作为管理者，对人才的使用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之术，就是用人之术。对于人才的任用，自古以来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标准：“用人唯贤”和“用人唯亲”。“用人唯贤”听起来是正道，“任人唯亲”则多受到非议。但是，从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观点看，二者都有局限性。
且不说“用人唯亲”，如果以“贤”作为人才的评价标准，那么“贤”的标准又是什么？一个人贤与不贤谁说了算？传统的人才鉴定虽然也力求客观，但常常是凭感觉、凭印象、凭经验，甚至凭“相术”，归根结底，就是“凭运气”，运气好，抓住一个；运气差，自认倒霉。显然，这种方法是靠不住的。
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后，马云任用谢文担任CEO。谢文，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随后赴美留学，从事投资咨询工作；1996年回国，出任中公网的CEO，成功地收购了联众游戏；2003年担任和讯网CEO。
但是，谢文曾经辉煌的经历没有让他成为阿里巴巴的卓越领导人，相反，就职短短一个多月，就闪电般地下课了。而有消息说，当马云宣布谢文离职时，台下鼓掌相庆。
谢文的下课宣告了马云用人上的失败。那么，他的失误到底在哪里？显然，马云在用人上过分地看重了人才的技术能力。从简历来看，谢文所表现出的能力确实很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不是衡量一个管理者是否称职的全部依据。从他下课时员工的表现来看，他的人际关系显然存在问题。或许就是过度的自信和颐指气使，使他在阿里巴巴的工作没有有效地展开。
谢文被圈内人士一致公认为是“个性比较强”的人，他先后从中公网与和讯网辞职，人际关系紧张都是重要的原因。具有这种个性的人，当他空降到一个公司领导一支智慧型团队时，按自己的个性开展工作，必然困难重重。
在这个案例中，马云并没有“用人唯亲”，而是“用人唯贤”结果还是失败。可见，用才之道，不在二者之中，而在二者之外；不唯举贤任能，还要德才并重；不唯知其所长，还要避其所短。“用人唯亲”、“用人唯亲”不如“用人唯能”，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未受过正轨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
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环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名衔。为了发号施令的需要，琅威理就常常以“副提督”自居。但却有人说琅威理是“飞扬跋扈，一心揽权”。
1890年初，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法国办事。时为总兵的刘步蟾提出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法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传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以致战舰上铁锈堆积，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这时又想到了琅威理，数次发函邀请琅威理回华帮助北洋水师抵御日军，被琅威理断然拒绝。最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从此案例可以看出李鸿章在用人上的开明与守旧。开明的是聘请外援，引入先进的治军方法；守旧的是对外援的不信和对亲信的偏信。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集李鸿章讲出了他的用人观点，他说：“人家都说我李鸿章重用亲信，我倒要问问，我不用亲信用谁，难道要我用一个我连认都不认识的人？对一个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担当重任？我怎么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和江山社稷？”话说得慷慨激昂，可实际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用人偏见。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亲近的人总是容易获得信赖的。创业之初，骨干分子往往都是老板亲近的人。“亲信”中不是没有能人，但“亲信”不可能都是能人，能人也不可能都是“亲信”。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应该建立在一个客观、标准、可行的评价体系上，听其言，观其行，不能有任何偏见，否则受损失的只能是自己。
任人唯新：李鸿章用新人办洋务
人才有两种：“新”人和“旧”人。新人的新不在于年轻力壮，而在于思想观念、技术手段。例如一个留学归来的人，必然会带来异域别样的思想观念、管理理念、技术手段。倘若行之有效，必然形成一种风气涣然的生产力。
作为企业领导者，如果能够不拘一格，任用新人开辟新的局面，开发新的产品，形成新的竞争力，必然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光明的前景。
中国空调业的巨头科龙从2000年开始引进高级人才。开始阶段主要通过猎头公司推荐、高级人才自荐等形式招聘。
这一阶段，科龙进的一些所谓“高级人才”，从实际任用的结果看，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原因是，企业还没弄清自己真正缺少什么样的人才，只是感觉某个部门运作得不好，而公司内部又没有满意的人选，正好有一个所谓的“高级人才”，看起来包装（学历、从业背景）得很好，感觉他可能会给企业创造价值，于是就引进了。结果这样的人进来后，给科龙带来了很大损失，留下一堆烂摊子。
总结教训之后，科龙从2002年初开始转变高级人才引进策略，一般不再通过猎头公司找人，因为猎头公司的包装让人辨不清真伪；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一般不对外引进，而是从内部提拔；更多引进的是高级专业型人才，这些人才进来后一般先从副职开始锻炼。专业型高级人才的引进，使科龙的人才引用的成功率达到60%～80%。
总结人才引进的经验，科龙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几点：首先高级人才的引进与企业本身的素质密切相关。如果企业本身素质很高，就可以识别什么叫“高级人才”，并且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盲目崇拜和依赖高级人才，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其次，知道对方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再次，看其个人思想是否与企业文化相融合；最后，看其在职业道德上是否有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点。
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人力资源的匮乏。通过人才引进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管理问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也存在诸多风险。这些空投过来的人才，由于没有经历过企业的成长过程，与企业之间存在陌生、隔阂。一旦人才不能融入企业，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人才引进，不可不慎。
清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在从无到有创办国家近代企业的过程中，起用了大量的新型人才。其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实践有失败的地方，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他在选才标准上中西兼顾，这是必然，也是必需的。懂得西方的语言、技术、经验，才能算是“新”的人才；懂得中国的国情、办事方法，才能把洋务顺利推行下去。
按照这样的标准，李鸿章发现、选拔了大批兼通中西的优秀人才，例如留学归国的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等。马建忠是晚清著名语言学家，他曾赴法国留学，专攻法律、政治、外交，1870年被李鸿章招入幕府，帮办洋务，曾至印度、朝鲜等地办理外交事务，长期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罗丰禄早年留学英国，后来出任中国驻英公使，长期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海军军务秘书、翻译。伍廷芳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曾两度出任驻美公使，早年在英国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得大律师资格，1882年被李鸿章延入幕府，担任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除上述三人之外，李鸿章招揽的人才还有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严复、盛宣怀、唐廷枢。对于唐廷枢李鸿章曾说过一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李鸿章，不能没有唐廷枢”，可见其在洋务运动中的重要性。
另外，他在用人方式上唯才是举，注重实效。李鸿章用人不太注重道德文章，而是注重人才的办事能力和专业技能，讲求实效。正如当代史学名家王尔敏所说，“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使李鸿章周围聚集了大批卓越之才，如黄芳、应宝时、涂宗瀛、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等。这些人出身复杂，既有科举正途出身，也有非正途出身；既有传统士大夫，也有新式知识分子。对这些人，只要有优点，有一技之长，李鸿章都量才使用。
洋务是李鸿章一生功业中的亮点。洋务运动的兴起有其时代背景，也与李鸿章善于用人办事是分不开的。其中西结合、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保障了洋务运动的顺利展开，其人才观点应有可取之处。
用人之道，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企业的发展大计，不可不深思慎为。新型人才、高科技人才不同于一般人才，因此在用人观念上，除了必须掌握基本的原则，更强调领导者要有开明、解放的思想，打破框框，不拘一格。
多多沟通：李鸿章的办事之道
职场中，员工和领导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这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有利于工作的协调进行，减少摩擦，融洽人际关系。沟通产生互信，在不断的交流和磋商中，容易达成共识。
但是在工作中，同事之间，尤其是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日常工作忙忙碌碌，工作频率很快，人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经常表达不清，造成听者没有听清，或没有听懂。这些沟通上的障碍，势必引起彼此的陌生感，对于工作的配合显然是不利的。
语言是沟通的首要工具。语言的沟通障碍中，方言的障碍可能是第一位的，如果话都听不懂，还谈什么沟通呢？
从事汽车销售的杨先生就遇到了方言的“壁垒”，他是山东人，来武汉有五年的时间了。初到武汉的时候对这里印象并不是很好，因为他听不懂武汉话，而公司的同事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外地人，所以互相之间都用武汉话交流，这让杨先生有一种被孤立、被遗忘的感觉，最终他离职了。
“我觉得无法融入团体中，每次看到他们说说笑笑，就感觉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这是被孤立者的典型感受。中国是个方言大国，每种方言都有特殊的发音、用语，听一个陌生的方言，就像听天书一样让人茫然，哪里还谈得上沟通呢？
语言是沟通的第一工具，如果在语言一关就产生了障碍，后面就什么都别提了。“前程无忧”网站针对职场沟通用语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有50%的职场白领支持公司禁止员工上班说方言，其中28%的人士认为“说方言太土，不专业，不规范”，22%的员工认为“说方言无异于搞帮派”。解决沟通的障碍，是理顺工作关系的首要问题，是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的。
李鸿章这个人一生平步青云，“工作顺利”，这与他畅通的人际关系渠道是分不开的。为了办事顺利，他巴结重要人物不遗余力，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他与张之洞虽然关系不睦，但从不怕拍电报浪费银子，经常和张之洞进行沟通，共同完成“东南协保”的事务。他和翁同明争暗斗，但却一口一个翁师父，让子女暗地里和翁家走动。和臭味相投的同僚，他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他们掏心窝子说话。这都是他改善人缘、减少办事摩擦的有效手段。
在对上方面，他和恭亲王及文祥是晚清时代最好的伙伴关系。虽然很多情况下，他和上司是“话不投机三句多”，但他这个人能屈能伸，性子特别好。他的名言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李鸿章是一个经常丧失原则的人，这也与他委曲求全的人际关系学有关。有论者说他“事事曲承太后与军机王公大臣，不惜损海军以媚上”。他骨子里看不起糊涂的醇亲王，但因为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就竭力上书，请他主持海防。由于关系理得顺，他李鸿章实际上还是海军司令。
在人际关系上，李鸿章能屈能伸，善于沟通，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无论大事、小事，经常丧失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原则，就难免背负“卖国贼”的骂名，比起他的同僚左宗棠坚持国家原则，誓死收复新疆的壮举，李鸿章可谓“臭名昭著”。
沟通的目的在于同享信息，协调关系，搞好工作，不等于溜须拍马拉关系；如果沟通丧失了工作原则问题，成为个人趋炎附势、晋级升迁的工具了，会为大众所不耻。
与僚无争：房玄龄的说话尺度
同事之间和谐相处、互相配合，对搞好工作是有力的促进剂。工作事务有轻有重，责任有大有小，如果有人拈轻怕重，推脱责任，就会产生不睦；为了个人或部门利益产生恶性竞争更是需要避免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同事们各自处在不同的团队，团队之间由于工作的关系需要彼此的积极配合。为了共同实现一个目标或解决某个问题，大家有很多机会聚在一起，借由工作关系形成彼此的人际关系。现代企业管理中新型的人际关系不同于旧时官场中互相倾轧的利害关系，而是强调同事之间互相尊重、配合。即便是建立了某种竞争机制，竞争也是透明和良性的。
某公司的客户部由三个小部门组成，每个小部门既共享利益，又彼此竞争。每当公司争取到一个客户时，老板会根据各部门的特长，先指定其中一个部门作为主创，其余两个部门提供辅助参考。
小美是A部门中的新聘员工，业务素质非常灵敏，在做市场调研方面很有发言权。但因为刚进公司不久，还不了解几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方式，因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客户二部争取到一知名洗发用品的客户，按惯例，他们部门首先拿出方案，然后，大家再提建议。当小美看到他们的市调查问卷报告后，凭她对市场的了解，马上发现出了问题。但小美只是悄悄地把发现告诉本部经理，还得意地说：等二部在客户面前出糗后，才把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说出来，让老板看到她及本部门的实力。小美的做法有出风头的意味，但是经理知道，这种做法不妥，就找机会把这些年来三个部门是如何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一路走来的经历告诉了小美。小美听完后，心里已经明白。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小美当场把问题和解决办法和盘托出，二部根据她的建议修改了报告，最终顺利地赢得客户的认可。
这个案例展现了一种非常和谐的部门关系。虽然部门的设置就是为了竞争，但这种竞争是公开的；而且老板显然也深知合作的重要性，而且在长期的相处中部门之间也的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不是拆台，而是互相辅助，共同达成目标。这种良好的工作关系相信是大多数人都向往的。
唐贞观十二年，太宗在翠微宫中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宰相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遇到有从京城来的人，太宗就问：“房玄龄听到我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的消息后，有什么反应？”来人回答说：“玄龄只说‘李纬大好髭须’，没有说其他的。”太宗心中明白，重新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在李纬任职这件事上，房玄龄只说了“李纬一把好胡子”这样的话，听起来跟唐太宗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没有关系，为什么却改变了唐太宗的初衷呢？实际上，这是房玄龄高明的说话技巧，也与他历来坚持的“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的谨慎处世思想分不开。
唐太宗是一个少有的从谏如流的皇帝，在任命李纬这件事上也没有独断专行，而是留心听取朝野大臣的意见和反应。对此，房玄龄非常清楚。但是按他的观点，李纬的德才不足以担当户部尚书的重任。但是如果他直接发表“李纬的能力与资质都不足以担当户部尚书重任”的言论，显然违逆了唐太宗用人的威信，同时也会引起李纬不满，伤了同僚的感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于是房玄龄就不说太宗用人不当，也不说李纬能力不足，只说“李纬一把好胡子”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但背后的意思能让人想明白，就是李纬虽然有某方面的长处，但是做户部尚书还不合适。唐太宗心知肚明，果然改变了初衷。
房玄龄一生为人谦虚谨慎，对上不邀功，对同僚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长量人之短。所以，他一生仕途虽然有小的挫折，但为相32年，终老都为唐太宗所倚重，是一位难得的贤臣。
要想在职场上获得成功，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媒介。升迁的机会既在工作能力之中，也在人际关系之中。对职场一族来说，同事关系的好坏与否，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但身在职场，只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同事搞好关系也不是一件难事。
莫揭人短：朱元璋怒杀儿时伴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每个人也都竭力表现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为的就是让别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对家人、同事、社会有用的人，这是人类内心深处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的体现。这种努力本来是好的，可偏偏有人不看人长，专揭人短，这就无异于否定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怎么可能不让人发怒？
在工作中避免触犯别人的短处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守则之一，但这不等于就要做老好人，对对方的错误和工作的失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和解决问题渠道。被揭短者也要明白，如果短处、问题确实存在，应该有开阔的心胸，要勇于承认、担当，要知道唯有改进了工作中的缺陷，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大化。
人民网上海2009年9月27日电，离职员工在篱笆论坛揭露自己原来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公司发帖反击，称该员工因贪污公款被开除而蓄意报复，并曝光其身份证和学历证书信息，双方为此互以名誉侵权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发帖内容缺乏事实依据，与客观情况不符，判令双方在篱笆论坛上互致歉声明，并由公司赔偿该离职员工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0元。
2008年9月下旬，篱笆论坛上一篇题为《令人震惊：婴儿奶粉出问题，月子餐更吓人》的帖子引起某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注意，帖子的矛头直指该公司的产品。据公司调查，该帖子的发帖人是一个月前离职的员工崔小姐。公司随即在该论坛针对崔小姐的帖子发表声明，称崔小姐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而心存不满，发帖恶意攻击公司，并随同贴上了崔小姐的身份证和学历证信息。
2008年10月，崔小姐向法院递交诉状，两个月后公司以相同案由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利用网络平台发帖，并无不可，但所发布的帖子内容应当力求客观、公正，更不可侵害他人名誉。崔小姐发帖内容指向公司月子餐，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中存在问题，明显有贬低公司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帖已被一定数量的网民浏览，足以有损公司在行业中的形象，构成名誉权侵害；而公司称崔小姐因贪污公款被开除，与客观情况不符，同时随帖公布崔小姐的个人信息，足以使崔小姐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也构成名誉权侵害，故作出上述判决。
此案例中，利用论坛这个非官方的渠道发帖揭露对方的问题，本来已属不当行为，更何况伪造事实污蔑对方呢？从离职员工一方讲，如果产品质量的确存在问题，可以向有关监管部门反应，事情属实，公司方面自会受到惩罚。从公司一方讲，虽然恼羞成怒，也不应伪造事实，诋毁别人名誉。结果很有代表性，两败俱伤——这通常是揭短，尤其是互相揭短的必然结果。
再说一个朱元璋贵为天子后，对待儿时朋友的故事。
朱元璋出身贫寒，做了皇帝后难免有昔日的穷乡亲来京城找他。有位“开裆裤朋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来到南京，几经周折总算进了皇宫。一见朱元璋的面，这位老兄便仗着当年的友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大嚷起来：“哎呀，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瓦罐被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嗓子眼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怎么，不记得啦！”
这位老兄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宝座上的皇帝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个乡巴佬儿怎么这么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盛怒之下，下令把这个儿时的玩伴给杀了。
这是一个揭领导短的例子，显然更是冒犯人际关系的规则。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玩伴，地位的变化决定二人的关系在公众场合纯属“工作关系”，所以绝对不宜在大庭广众面前提起当年的旧事，尤其是丑事。犯此大忌，不死都不行。
现实生活中，当众揭领导的短，领导没权利开杀戒，但绝对有能力让你下岗。但有一种情况就不一样，就是领导允许你揭短，甚至建立规则制度，让你揭短。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揭短管理”。通过“揭短管理”，帮助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特别是第一管理者找出企业存在问题与差距，改进企业的工作，不断完善、前进，这是揭短出奇制胜的应用，堪称绝妙。
损公济私：慈禧私欲谁人及
说到个人私利，有句“名言”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以此作为“自私有理”的论据。这句话的出处原为《佛说十善业道经》第二十四集：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义指一个人要修养自己，否则会为天地所不容，“为”者，修为的意思。虽然本义没有给一个人自私自利提供依据，却不妨碍一些人把它“歧义的教条”当做行动的准则。
本来，为自己打算并非错误，关键在于一个人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是不是建立在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为了一己之私，置天下利益于不顾，更是荒谬之极的行为，必为天下人所唾骂。
为私与为公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命题，大家一致为公，公可济私；一致为私，公私俱失。道理如此，但具体应用到管理上，个人私利确实是一个难除的顽疾。
一座天然水库坐落在风景宜人的城市郊外，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大批的游泳爱好者来享受这番清凉。由于水库是这个城市自来水的唯一水源，因此，管理者就在库区遍地竖了许多“禁止游泳”的牌子，并且加强巡逻，但效果一点都不好，游泳者变着法子到这里来玩。
后来，管理者改变方法，撤销了巡逻制度，替换了公告牌，新的公告牌上写道：“您每天使用的自来水全都来自于这里。为了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需要保持这儿的清洁卫生。”这一招果然见效，来库区游泳的人渐渐消失了。
为何同样是水库管理，只是换了块告示牌，就能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现象，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触摸到了人性中自私倾向的痒处。因为来这里的人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城市的饮水来源于水库；倘若自己污染了水源，自己也成为受害者。这样一来，无论为公还是为私，都不应当为了一时痛快在这里洗澡，自然不会再来了。
在这个案例中，管理者巧妙地通过标语的引导，将保持水源清洁与个人饮水的清洁公私两方面的利益结合了起来，很自然地让人从自己的个人私利出发“发现”了个人私利与公众福利的关系，做通了游泳者的思想工作，其结果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大清国慈禧皇太后，是一个统治了旧中国半世纪的女人。她一生专权，维护皇朝统治；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却给整个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慈禧太后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而且个性顽固。自慈安太后死后，慈禧就登上了大清国权力的巅峰。她无所顾忌地以皇帝的名义颁旨，在圆明园附近清漪园的旧址之上兴建颐和园，同时增葺西苑以供享乐之用。国家的动荡不安，经费的严重短缺，没能阻止她一味享乐的念头。她在下旨动用海军军费白银30万两后，又不惜从朝廷所属衙门筹措银两，最终将颐和园建了起来，并准备在园内庆祝自己的60大寿。
但遗憾的是，她的60寿典尚未举行，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已经打响。清军节节败退，大清王朝的江山在隆隆的炮声中颤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庆辰典礼改在紫禁城举行。不久，日军进攻威海卫，占据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又是辽东半岛陷落，《马关条约》签订，按这份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列岛给日本，同时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
尽管如此，慈禧仍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财政极端紧缺的现实，毅然颁旨重修她那东陵地界的定东陵，前后耗费白银226.5万两。
自私自利，中饱私囊的行为，无论官场还是业界都存在。当一个人身处权利的重要位置而不能以国家、民族、企业利益为重，而是选择了满足个人私欲的时候，其危害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人的自私本性应当有清楚的认识。既然是本性，就不能完全否定，若能巧妙地将其与公司的利益结合起来，是能够起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目的的，那时自私不再是一种危害，而是一种动力了。通此技巧，可化腐朽为神奇。
机智圆滑：纪晓岚处事风格
生活中有一些人处世圆滑，被形容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变通的需要，以更好地适应一时一事，所以圆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人所接受的。
但圆滑是有道德尺度的。对于圆滑的尺度，清朝的一个大学士纪晓岚曾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圆滑要求“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意思是说，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可以灵活把握尺度，依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内心一定要诚实忠厚，做人要保持诚信。应该坚持的事，要能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妥协的事，要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做出适当让步。什么事都和别人针锋相对，会使矛盾激化；而事事附和，阿谀奉承，则永远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某酒店的中餐部和西餐部各有一名主管。西餐主管林很会逢迎领导的意思，世故圆滑的他进酒店不久便当上了主管的位置。中餐主管肖为人木讷，做事认真，对员工和善，缺点是爱顶撞上司，常为林所取笑。
一天，林因违反酒店的规定向客人索要小费，被顾客投诉到行政经理那里。由于和经理关系不错，经理替他向客人赔礼道歉，事情便不了了之。这件事让林认准了一个理：只要和经理搞好关系，犯了错也没问题。
后来，行政经理跳槽走了，新经理走马上任。这时，林又想尽办法笼络新来的经理，而肖依然故我。
过了几个月，酒店生意滑坡。为了开源节流，老板命各部门进行裁员，而主管也只留一个。这时候，有好心的员工提醒肖，叫他不要那么倔，去经理那打点打点，以免失业。但事情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经理竟然炒掉林留下了肖。
经理解释说，他是很想炒掉肖，但却找不到炒他的理由。他工作踏实，员工又拥护他，炒了他怕会牵连到自己。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面案例。处世圆滑可以赢得上司的青睐，出了事情会受到上司袒护；一味认真做事，不解人情，可能失去一些升迁的机会。但是，圆滑世故若没有扎实的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反而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倘若处世圆滑而又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的话，那会有一种比较完美的结局。
有一个关于纪晓岚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纪晓岚因为长得胖，每到盛夏都很怕热。但是按照君臣礼仪，官员见皇帝时，即使是大热天，也得穿戴整齐，不能有丝毫失礼之处。因此一到夏天，纪晓岚的日子就不好过。
在入值南书房的那段日子，纪晓岚经常是见过皇帝后，一回到南书房就连忙脱衣纳凉，凉快一阵后才穿衣出宫。乾隆皇帝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想找机会戏弄他一下。
这天，纪晓岚在养心殿见过乾隆后，回到南书房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连忙脱去衣服，与几位同僚打着赤膊，一边扇扇子一边谈笑风生。正在高兴的时候，乾隆皇帝突袭检查来了。
众人一见，吓得慌忙披起官袍，跪伏在地。纪晓岚是个近视眼，直到乾隆走到跟前才看见，这时披衣也来不及了，赶忙伏到桌子底下，不敢抬头。乾隆一见，心中暗笑，不动声色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不说话也不走。
别人跪在地上还可以忍受，纪晓岚伏在桌子底下实在热得吃不消，便从桌子底下伸出头来问：“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皇帝一听觉得好笑，却佯作恼怒的样子，大声喝道：“纪晓岚无礼，竟敢说出这种无礼的话！没穿官服还可饶恕，‘老头子’三字做何解释？你说得有理倒也罢了，说不出理来，定斩不赦！”
纪晓岚不慌不忙地说：“臣尚未穿衣，不好回话。”乾隆叫人拿衣服给他穿上。纪晓岚穿好了衣服，乾隆又问：“为何叫朕‘老头子’？快说！”纪晓岚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
乾隆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好！好！算你才思敏捷。”就这样，纪晓岚靠一番灵活机智的辩解化险为夷，还顺便拍了皇上的马屁。
纪晓岚是清朝有名的大才子，机智过人。同时，办事能力又很强，因此很得皇帝喜欢。他巧解“老头子”的典故也体现了他“内心中正”的圆滑守则。倘若心中本来不敬，恐怕口中说的就不是“老头子”，而是“乾隆老儿”了，那时估计再机智也难逃一劫。
从社会交往的能力和适应力的角度看，做人适当圆滑是一种拥有良好交际能力的表现。这要求一个人要能对所处的环境和他人的感受有敏锐的判断力，会根据当时的处境说出在当时最该说的话，做出在当时最该做的事情。这种人通常在各个方面都适应得很好，能够很快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随机进退：袁世凯的退保哲学
“以退为进”是兵家常用的策略。列宁也说过：“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面对强大的阻力或者难以克服的困难，选择暂时的退让是一种成熟的智慧。
职场中，要实现晋升，可以凭借深厚的实力正面争取，也可以暂时避开竞争激烈的锋芒，主动去做一份看起来职位更低的工作，以帮助自己掌握某些新的经验和技能，让自己在蛰伏阶段获得更大的提升潜力。
蒙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拿到新闻传播的博士学位。自恃才高八斗，他怀揣文凭求聘总编辑职务却四处碰壁。
他开始反思，终于悟出是自己把目标定得太高了，于是收起文凭，以普通人身份参加了一家报社的招聘，结果被录用做了校对。
没过多久，报社总编就发现了他的才华：一个小小的校对竟能看出许多语句和语法的错误，于是把他安排到广告部做编辑。过了一段时间，总编发现他在这个岗位上仍然干得游刃有余，又把他调到时事部做编辑。在时事部，总编发现他策划的版面、修改的稿件见解新颖、准确而有深度，是其他编辑无法比拟的。
在一次得到报社奖励后，他才向总编亮出自己的学位证书，并讲述了自己以前的求职经过。总编听后更加高兴，毫不犹豫地提升他为副总编。
5年后坐到了这家王牌媒体总编宝座。
在成功的道路上遇到阻力，有三种选择：弱者选择放弃；强者选择持续的努力；智者选择迂回的攻击。退一步海阔天空，放开眼界会发现更多的途径。无论官场还是职场，只要牵扯到挫折和争斗，就必须学会进退有度，随机应变。一时保全了自己，便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为了拱卫京师，清政府下令调驻朝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另外就是袁世凯统帅的淮军“庆字营”，三军由吴兆有统一调遣。
12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政变发生后，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自作主张，主动出击，一举救出国王李熙，并消灭了开化党人。
日本不甘失败，一面增兵朝鲜，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吴兆有也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李鸿章派吴大、续昌两人赴朝调查处理。
袁世凯知道不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安排。两位特使到达后，袁世凯尽心服侍两外特使，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眼看处境艰难，袁世凯决定“走为上策”，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请假回国。
几天后，吴大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他在朝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处置“甲申政变”。回北京后，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才可用”。由于吴大等人的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
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7昰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应。对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选择了袁世凯，并上奏保荐。
清政府很快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顿时连升两级，成为汉城炙手可热的人物。
清末和民国的历史上，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善用“以退位进”战略的高手，屡次化险为夷，东山再起。可见这招深得老子哲学意蕴的策略确实奏效。
时下，工作越来越难找，职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应届大学生希望一上来就担当要职、拿高薪的想法就不实际了。为了尽快求得一职，应对职场风险，保证自己平安度过各类危机，聪明的还是赶紧学会以退为进的职场兵法吧。
无信不立：商鞅的成功
谈到信用，孔子有一句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是说，一个国家，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必须树立国家信用。对于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想彻底贯彻执行，必须让人相信这些制度是严肃的、必行的、有效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对自己说过的话，订下的规矩，要严格兑现，坚决执行。不能一时高兴，许下了一个升职或加薪的承诺，当下属们都在昂首期盼时，你却把这事给忘记了，其结果必然是极大地挫伤下属工作的积极性。
辉应聘到一家浙江老板在上海开的企业上班，到岗后不久发现公司使用的ERP系统只有仓库有个员工在输入各种数据，其他部门没有一个人在用这个系统。经过了解发现，这套系统是财务部门主持实施的，财务部门只把它当成了一般的财务软件来看，而负责具体操作的软件公司（非ERP系统的开发公司）也不能给予正规的培训。
有着相关项目管理经验的辉向公司提议，找来ERP系统开发人员配合，重新实施ERP系统。公司采纳了辉的意见，并由辉推荐一名组长具体负责。这次公司领导下了决心，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规定一次上线成功，部门经理、科长、关键人员给予10000到500元不等的奖励，不成功则给予处罚。大家像签军令状一样签了字，并上报给老板。由于负责项目实施的组长经验丰富，方法得当，加上大家的全力配合，ERP系统一次上线成功。年终总结大会上，公司领导把此作为年度的一件光耀的大事渲染了一番。
最后大家都盼望着奖金，可以年终奖里没有，年初开门红包里也没有，当初的承诺领导似乎忘记了。参与项目实施的人无不对此感到寒心，工作都懈怠了。
老板许下的诺言不能兑现在中小企业界非常普遍，对此现状很多员工也无可奈何。但也有认真的员工不惜将老板告上法庭以求主持公道，这样的新闻频见报端，已经不新鲜了。
老板没有兑现诺言可能是有原因的，但既然许诺，就应当有个结果，给个说法。为了换得员工奉献一时的智慧和力量而轻言承诺，可能给企业信用抹上巨大污点。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变法图强。为此，他首先招揽人才。商鞅就在这时来到了秦国。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好，必须赏罚分明。赏罚分明，国家有了威信，一切改革措施就容易执行了。”
由于一些贵族和大臣的竭力反对，变法没有立即开始；直至两年后，秦孝公才正式拜商鞅为左庶长，开始了艰难、饱受非议的变法历程。
商鞅起草好了新法，为了首先取信于民，就策划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活动。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十镒金子。”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去搬木头。商鞅把赏金增加到了五十镒。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搬到北门，果然获得了奖赏。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轰动全国。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
新法的所有法律条文都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但同时一些条款过于严厉，近乎残酷无情。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但为了使国家振兴，秦孝公全力支持新法；而商鞅也像铁了心一样果决异常，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新法执行了十年。通过新法的执行，秦国废除了原有法令的很多弊端，使秦成为先进、富强的国家，为日后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在变法的实践中，以“徙木立信”为起点建立了法制的信用；为以后雷厉风行的执法行动树立了榜样，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境地。
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很多的基础条件，有些条件可以缺少，但唯独不可没有的是一个“信”字。正如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所言：“一个企业发展受挫，可以爬起来再干，还有复兴的机会，而一旦名誉扫地，丧失信用，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宽容气度：曾国藩三让同学
宽容就是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容过、容得、容失，也能容己。宽容是一种传统美德。古人关于宽容的言论很多，如“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宰相肚里能撑船”；“得饶人处且饶人”，“退后一步海阔天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等。
在现实生活和职场中，总免不了有意见相悖、言语碰撞的时候，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应该主动退让，宽以待人，以心换心。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作为管理者，当属下因为非主观过失造成公司或个人的财产损失时，给予宽容理解会让员工产生真心的感激之情，并将这份感激表现在实际的工作中。
某部门经理在一次外出时，手提包被盗，里面除了常用的钱、卡等个人财物，还有公司的公章。当她又内疚又担心地站在总经理面前讲完所发生的事情后，总经理没有一句责怪之词，反而笑着说：“我再送你一只手袋好吗？你前段时间的工作非常出色，公司早就想对你有所表示，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正好机会来了。”
听到总经理温暖的话语，她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对老总的宽容理解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由于老总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了这件事，使部门经理一直以来心怀感激，后来任凭其他公司有多么优厚的待遇聘请她，她都不为所动。
在职场的人际交往中，宽容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真诚相助。有时，宽容能产生神奇的力量，能够让善于自省的人顿时悔过自新，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宽容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它有利于建立开放的舆论环境，广开言路。宽容也是一种精神和气魄，善于宽容和忍让的人，多为立志高远者。
在晚清历史上，有一个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至今为众多的人所关注，他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个王朝的官吏，受到如此众多的人包括少年毛泽东的钦佩和关注是有原因的。曾国藩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功夫简直到了化境。甚至在其年轻时，宽容大度的性情就已经表现出来，这从几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来。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为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进来的，让你遮着了，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桌子。
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吵闹人吗？”曾国藩听了就低声默诵。
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是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反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别人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纷纷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像无事一般。
从这里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曾国藩的涵养与气度已经不凡了。
曾国藩作为晚清政坛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与其他政客有显著的区别，最主要的就是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人格修炼，在仕途上韬光养晦，故虽常立于险地而能不败。
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是衡量一个人气质涵养、道德水准的尺度。但是，宽容不等同于懦弱，也不等于丧失原则。否则宽容就等于纵容，变成姑息养奸的行为了。
礼尚往来：曾国藩拜年通情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但真正送起礼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上司或同事往来，即便对方愿意接受礼物，表面上也会装出非常不好意思的样子，以表现自己“廉洁无私”或“不在乎”。这就使得送礼成了一门学问。
其实，不必过分看重送礼。如果只有送礼才能表现“礼尚往来”，那就有些狭隘了。一个电话，一个祝福，对方生病时的一次探望都算往来。在此过程中同样可以进行良好的沟通，建立密切而不是亲昵的正当关系。一味送礼，只怕吃力不讨好，甚至自毁前程呢。
范是一家美资公司的总经理秘书，她直言她的老板Craig很反感用赤裸裸的送礼方式拉近关系的中国式交际。范亲眼看到过Craig将一个想靠送礼晋升职位的部门经理Jacky扫地出门的情景，当时Craig非常震怒，说：“你这是贿赂！你去看看墙上我们公司的信条！”
Craig之前还挺欣赏Jacky的工作能力和灵活的手腕，他曾考虑过提升Jacky，但认为还需要时日进一步考察。但很遗憾，Jacky进公司已经3年，居然不知道公司的文化理念中第一条就是：“诚信、正直！”Jacky送礼的结果当然是在公司待不下去了。
外国人不讲人情，那么中国老板怎么样呢？
小杨是个聪明稳重的小伙子，虽然念的不是名牌大学，但依靠父母的人脉和自己的优异成绩，毕业后进了一家福利非常好的大型国企。勤勤恳恳工作了三年后，小杨坐上了运营部主管的位子。但之后的八年，任凭小杨靠三头六臂解决了很多麻烦事，替领导背了不少黑锅，轮到晋升，小杨却始终离经理的位子有一步之遥。三十岁不到就做到董事长助理的小戴意味深长地对小杨说：“除了学历和工作能力，还要学会做人啊！”小杨顿有所悟。小杨的领导爱喝国酒，那年春节前夕，小杨拎了两瓶精装五粮液去拜年。领导一脸严肃地表示拜年可以，但绝不收礼！小杨差点就傻乎乎地把酒拎回家了。还是小杨的老婆聪明，把酒往领导家的门口一搁就走了。第二年，小杨就被提拔为运营部经理了。
中国人不同于外国人，比较看重人情。即便个人能力很强，如果一点“表示”都不给领导，让他觉得你是个没有人情味的人，通常不会那么痛快地把好处给你，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应该给你，但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火候！
人是社会的人，越是走向高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对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做一个成功者，不仅要善于建立自我的人脉资源，更要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
曾国藩是一个道德修为颇高的人，他对人际关系学的研究极为透彻，并且也做得很好。踏入仕途以来，一路从乡野平民走向二品大员，可以想象期间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复杂。面对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曾国藩是如果做的呢？从他对待过年的问题上，可看出一些端倪。
道光二十一年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祝大典。之后回到家中，拜见父亲。然后就出去到各处拜年。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也多是朝中的大官，多在内城居住。这是曾国藩关系网的第一个层面。
拜完老师，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南同乡，这其中不仅包括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湖北籍的。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据《曾国藩日志》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这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不同层面的关系，曾国藩交往的原则有所不同：对于师长辈，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对于乡辈同僚，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保持距离，不过分亲近；对于同年，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淳朴而自然。因此，他对同年常常是有求必应，尽力而为。
从曾国藩拜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视的，把握得极有分寸。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的确让人佩服。
现代生活中，大家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事业，建立与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非常关键。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着你的机会多，所能够利用的资源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