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延安文化山头，寻觅着张寒晖同志的遗迹。当年他在这里开过荒，他逝世以后就埋葬在这里。今天，这一切痕迹都找不到了，只见山坡上芳草姜萋，山头松柏苍翠，山脚下的南川奔腾着向宝塔山下曲延河流去……我站在延安文化山头，想到了更多的事情。当年战斗在延安的革命音乐家，不只张寒晖同志一位，而是一大批。冼星海、麦靳、郑律成、马可、安流、贺绿汀、吕骥……还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他们都为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都应该为他们立传，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
还应该看得更远些。我国革命音乐的先驱者聂耳、张曙、任光，以及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的萧友梅、刘天华、黄自等，都应为他们写出各自的传记。
为中国音乐家写传，这项工作现在还刚刚开始。只看封了《冼星海传》、《少年时代的聂耳》、《麦新传》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传记作品。这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说明我们对于音乐家专史的研究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这是愧对我们的音乐前辈的。
音乐家传记应该，可以有不同的写法。音乐史工作者愿意看史学性的传记著作，广大群众则往往更喜欢看文学性的音乐家传记以至传记小说、电影等。我想，这几种传记都应该受到重视。春兰秋菊，都应在百花园中占有地位。只要是力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音乐家一生的活动和贡献的，都应当得到发展。因为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
我希望：在音乐家专史研究的领域里，能够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传记不断产生。
这本《张寒晖传》，就算是献给这个园地的一朵小花。
为张寒晖同志写传记，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对我来讲尤其是这样。但我非常有兴趣攻一攻这个难题。经过四年的努力，作了两次大的修改，终于写成现在这本《张寒晖传》。
我是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中每次都要讲到张寒晖同志的作品。是学生们对他作品强烈喜爱的情绪癌染了我，我开始对张寒晖同志的创作和生平作一些专题研究工作。
一九七九年，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报出一本《张寒晖歌曲选》，请我帮他们做编选工作。为此，我开始较广泛、深入地采访、收集资料。这年年底，张寒晖同志的学生、战友王汶石同志、刘芳同志科北京开会，我拜访了他们。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促使我大胆地下决心为张寒晖同志写传。
张寒晖同志的生平资料十分缺乏。动笔之前，我在收集他的有关资料方面，下了些笨功夫。
一是采访张寒晖周志的战友和学生。我先后在北京、定县、保安、西安、宝鸡、延安等地走访过的同志，计有一百三十余人次。有些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同志，我就写信询问，几年来仅收到的复信就有近百封。
二是查阅报刊杂志。例如，一九八零年寒假期间，我在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报库读了一个假期的旧报纸、期刊，终于弄清了张寒辉同志二十年代在北京一段的学习、奋斗情况。
凡是熟悉、了解张寒晖同志的人，对他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热情地提供了大批珍贵，生动的活史料。这里尤其要感谢萧三、张省三、孙希同、王林、王炎、刘尚连、潘克广、张季纯、戴临风、孟华等同志。
研究竟存学校校史的李仲林同志，研究车向忱历史的车树实同志，热忱地将他们收集到的有关张寒晖同志的事迹材料抄寄给我，每人都寄来了数万字的资料。他们的真诚、无私的帮助使我十分感激。
在积累了材料之后，我于八二年四月完成了《张寒晖传》的初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后，于八三年四月完成了二稿。
这次，又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邀，专门到西安、延安采访资料，并又对二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应该说，《张寒晖传》是一个大的集体创作，我只是作了些记录、整理、剪裁的工作，作了些文学性传记写法的探索。
本书所附照片，由刘尚达，刘芳、张翰文、邵新芳、张振华、王永年等同志提供。刘冀同志也曾给我提供过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我很心虚。因为我远未能将张寒晖同志勤奋、无私、光辉的一生充分表现出来，并难免有不准确和错误之处。我恳切地期待着知情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最后，还有一件张寒晖同志身后的事情，需要就此补充几句。
一九人二年五年初，河北省文化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北分会在石家庄和定县举办张寒晖同志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刘芳同志和我应邀，分别从西安、北京赶到石家庄，住在第三招待所，刘芳同志刚一住下，就问邵老太太来了没有。当她知道邵老太大尚未到时，就和主持会的同志商量，设法连夜把邵老太太接来。会议期间，她们情同姐妹，亲密无闸，是那样随和，那样自然。
我为刘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交谈中，我有意请她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她说：“我和张寒晖同志结婚之前，也听说过他家的不幸遭遇。婚后他也经常提到此事，但总是表示，只要一解放，他一定要立即回乡探明究竟。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刘芳同志停了一会儿，又说：“解放后，我回到西安，就设法打开寒晖同志家乡亲人的情况，后来终于联系上了。此后，我们就互相来往，互相帮助，就象分居两地的一家人一样，从来间断。
“解放前，听寒晖同志说，邵老太太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人。他们结婚后，她支持寒晖同志到北京上学，追求真理，她自己在家里种地，帮人家浇园，从无怨言。有时为了支持寒晖同志的学习和革命工作，她不但不怕担惊受怕，甚至变卖自己的嫁妆。所以，我那时虽然没有见过邵老太太，但在我的印象里，总感到她是一个贤慧、善良而又坚强的妇女。解放后，从我们的互相接触中，使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加尊敬这位老人。
“寒晖同志原来有一儿一女，都主要是邵老太太抚养成人。抗日战争时期，家境太穷，女儿十七岁那年，因病无钱治疗而夭折，儿子张林格解放战争时期是县武装队的爆破组组长，在一九四六年狙击敌人的爆破中牺牲；不久儿媳也不幸病逝，留下一个六岁孙子和一个四岁孙女，垒靠邵老太太独单一人托养。你想，她抚养了儿子抚养孙子，那是多么辛苦，多么困难！怎能不叫人尊敬！”
过了两天，邵老太太、刘芳同志和我一同来到定县西建阳村张寒晖同志的家乡，不但他们全家欢天喜地，就连村里的老人，也都来看望我们，特别是大家围绕着刘芳同志拉家常，叙旧事，真象接待久别重归的亲人那样亲热，令人十分穗动。
我在采访张寒晖同志史料的过程中，亦不断听到群众称赞邵老大大和刘芳同志的品格，说刘芳同志一回到西建阳村，就象回到家那样的平常，从来没有一点作客的表现。而邵老大太一束也从来不把刘芳同志当作外人看待，就连她们的子女，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经常住来探视。他们两家的亲密关系，在许多了解情况的同志中传为美谈。正象刘芳同志说的，“我们不是一般的一家人，面是革命情谊凝结在一起的一家人呐！”
梁茂春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