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新婚的胡适与冬秀还是相亲相爱的，这从他蜜月中写下的《新婚杂诗》五首可见一斑。
第五首是胡适返回北大前为告别妻子而写：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
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
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
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
饱尝了作客情怀，
别离滋味，
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但他在婚后不久给朋友的信中，又暴露了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胡适婚后生活很严谨，以他所处的地位、名声、才华，接触的女性很多，能严于自律颇为不易。而1923年，当胡适在杭州西湖南山上的烟霞洞休养时，他的表妹曹诚英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点燃了胡适的爱情火把，由此而上演了一场婚外恋。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比胡适小十一岁，家也在绩溪。胡适结婚时，曹诚英才15岁，还做过新娘江冬秀的傧相。曹诚英16岁时，由父母包办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和，1920年，曹诚英离开家乡，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春天同丈夫离婚。
刚获得自由的曹诚英得知胡适来到杭州西湖休养的消息，喜不自禁，放暑假时便迫不及待地来找思慕已久的胡适。此时的曹诚英刚20岁出头，既美丽又聪慧，既柔媚又热烈，是现代女性中的佼佼者。曹诚英一见胡适，就爱得如痴如醉，而胡适从她身上，也看到了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他不能自持地爱上了曹诚英。
他们在爱河中幸福地徜徉，每日里不是泛舟西湖，便是游山赏桂；有时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时赴海宁观钱塘江潮；或品藻诗文，或赏月下棋。他们甚至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俨然一对忘掉了人世间一切的恋人。曹诚英要回校学习了。她发誓非胡适不嫁，胡适也表示要与江冬秀离婚，娶她为妻。此后，胡适常来杭州，每次来都与曹诚英热烈相会，这一两年中，他还写下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诗，表达对曹诚英的爱。在《秘魔崖月夜》中，他写道：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多谢》一诗，则写得更坦白直率：
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
不久，胡适真的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怒不可遏，大吵大闹，从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威胁胡适，要离婚她就先把两个孩子杀掉。胡适退缩了，他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对自己的名誉不利。可私下里，他仍与曹诚英来往。
曹诚英对胡适痴心不改。她在1925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仍充满激情地说：“我爱你，刻骨地爱你……”曹诚英的爱不沉掉，又无法开花结果，心里很苦，曾两次自杀，还打算上峨眉山当尼姑。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在沈阳农学院教书，“文革”中回到绩溪老家。1973年，曹诚英孤苦伶仃地离开了令她又爱又恨的人世。
胡适经历了与曹诚英的婚外恋后，他好像认命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同江冬秀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平静、和睦的。
胡适晚年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这句话也是胡适对与江冬秀相处四十载的婚姻的总结。多年的共同生活，毕竟会产生同舟共济的情感，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相敬如宾地度过了四十余年。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造就了胡适这位新文化师表，旧道德楷模。
胡适情诗2首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林语堂：真情何必拥有
老杰
作者简介：
老杰，本名张杰，1994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毕业，现在某中央级杂志社工作。发表有各类作品数十万字。
林语堂（1895—1976 ）
福建人，出生于福建尤溪 （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基督教家庭。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任教。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6年去世，长眠于台北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岁。
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而是在心灵上。
——林语堂
伴随着清光绪二十一年那个平凡寂寞的秋天的悄然来临，林语堂开始了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朴素而诗意的田园生活。那一天，他的毫不出众的婴儿啼哭，使他的父亲林至诚在家谱上笑眯眯地写下：“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农历八月二十日。林语堂：幼名和乐，又名玉堂。”
基督教会的穷牧师林至诚养育着八个孩子：六子二女。语堂排行老五，大哥林孟温，二哥林玉霖，三哥林和清（憾庐），四哥早年夭折，六弟林幽；大姐瑞珠，二姐美宫。而与林语堂关系最密切的是二姐，那种“半姐半母”式的关爱，给予了他童年最最快乐幸福的时光……
童年决定一生的品质。
如果林语堂同意这句话，那么，他势必也会因之而怀念起少年时代那个名叫“橄榄”的女孩来。事实也证明，即或到了六十八岁，林语堂一刻也不曾淡忘故乡那个瘦瘦的、遇事自作主张的“长衫儿”。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自传小说”《赖柏英》——在坂仔，浅蓝色的山丘柔和地起伏连绵，在一处鲜花盛开、青草茂密的地方，一座被语堂昵称为“鹭巢”的小屋掩映在青青荔枝林里。那里，生活着他初恋的情人儿——赖柏英。这个女孩子爱唱歌。这个俏人儿叫“橄榄”。
赖柏英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因而按辈分讲，语堂还是小赖的长辈呢。林家居西溪，赖家有“鹭巢”，语堂山下住，“橄榄”山腰笑。每每村里逢集，小赖从山上下来赶集，总要带给林家新鲜蔬菜、竹笋或者她母亲做的糕点。而到了夏天，语堂也上山去玩，与小赖比赛吃荔枝。小赖有个绝活：荔枝核从她灵活的嘴唇里吐出来，能击中一米半以外的目标。
这对青梅竹马的小人儿还经常去小溪边捉鱼虾、抓蝴蝶。他们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有趣的游戏：“橄榄”头上戴一朵花，悄悄地蹲在小溪里，等傻乎乎的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她轻轻地站起来，看能够走多远。让语堂不胜羡慕的是，小赖居然可以头顶蝴蝶走出老远而不惊飞它。
语堂常常为之痴迷沉醉，继而目瞪口呆。头栖蝴蝶的“橄榄”往往赤着双足，悄悄走过河边的草地，站在语堂身后，一双春葱般细嫩白净的小手儿猛地捂住眼睛，天真地问：
“谁呀？”
“我的小‘橄榄’！”语堂甜蜜地回答说，一把抓住了小赖。她敏捷地挣脱开来，赤着一双美丽的天足奔跑……
“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一句《圣经》中的话，立刻激起语堂心中的无限柔情，“呀！原来我崇拜她脚上的泥巴。”
那年假期，少年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回到坂仔，亲密地约会了小“橄榄”赖柏英，告诉她心中的爱情，并热烈地期待着她与之出国留学，共度一生。而小赖的祖父已经双目失明，需要她伺候，片刻不能离开。小赖偏偏又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孩子，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坚持要孝敬祖父，并企图说服语堂也留下来。
而这时的林语堂则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青年，家虽贫，而我自己则大有前途。”他无法忘记他去上海圣约翰上学那一年（1912年），正逢二姐美宫出嫁。在婚礼前一天的早上，二姐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语堂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而第二年语堂回到故乡，姐姐却因染鼠疫亡故，腹中尚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语堂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永远不能忘记。
因而，同样不能算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林语堂，也像赖柏英一样的在理想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两人终于遗憾而友好地分手，从此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可是，“鹭巢”以及“鹭巢”下的小“橄榄”，却成为林语堂一生中一个永不能舍的“情结”，以至于多年以后，他仍然要借《赖柏英》中“新洛”的口吻表白：“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
人生应叹空余恨，此情绵绵无绝期。真可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一身酸楚的林语堂终于离开“鹭巢”，毅然走进了圣约翰大学。
在圣约翰大学，语堂和以前一样恪守自己的座右铭——“凡做什么事情都不愿居第一”，而成了一个常年考第二名的高材生。当时，学校外面就是清澈的苏州河，可以捕捉到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林语堂和其他学生一样爱在河边垂钓，但一到考试前夕，别人赶紧收心敛性，“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而他却依然逍遥地在河边游荡，自由自在地临水垂钓。考试分数下来，第二名依然归林语堂莫属。
在大学里，生性自由的林语堂还经常和好友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一起看电影、逛校园，或者到附近的杰克餐厅吃他最爱吃的牛排，并结识了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具有艺术天赋的陈锦端当时在圣玛丽女子大学上学，不仅楚楚动人，而且天真烂漫，不知不觉间闯进了林语堂的心灵深处。语堂偷偷地叫她“天使”。
这时，正是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大出风头的时候。大学二年级结束，结业典礼上，他荣获种种奖章，同时又代表讲演队登台领取优胜的银杯。在同一典礼上一人四次登台领奖，创造了圣约翰大学的领奖纪录，不但轰动了全校，而且也传到了毗邻的圣玛丽女子大学。
于是，圣约翰的宠儿又成了圣玛丽的女生们心中的白马王子。这个多项体育运动的出色选手、风华正茂的校园明星，自然也赢得了美貌才女陈锦端的芳心，丘比特的箭瞄准了两个青年的心……
当时，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医师是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后出逃菲律宾，回国后热心教育，创办多家企业，是有名的大富翁。而当时男女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机会，语堂和锦端从未单独相处过——旁边总是有她的两个哥哥“保驾”。林语堂每次借找希佐为名到陈家作客，其真正的目的自然也是找陈锦端小姐了。
然而陈天恩医师决定棒打鸳鸯。一则早已听说林语堂对基督教的信仰不甚坚定，大学二年级回家过暑假时，曾对坂仔的乡民们有过一次著名的离经叛道的演讲；二则认为林语堂固然聪明有才，但家境贫寒，舍不得将掌上明珠长女锦端许配给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婚姻大事依然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天恩医师没花多少工夫就成功地扼杀了女儿的自由恋爱。
爱情的再次失败，对语堂来说，不啻一场灭顶之灾。他几乎万念俱灰，独自幽禁在房间里失声痛悲，竟至于“哭得瘫软下来”……
然而语堂对锦端的爱情，始终也不会熄灭。虽然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不曾对她写下片言只语，但可以肯定，语堂心灵的至深处，一定有一个任何人也不能碰的位置，永远地留给了锦端。多少年的沧桑，多少次的风雨，磨去了青春的容颜，却磨不去刻骨铭心的人间爱情！
60多年过去了……
60多年前的热情，却犹如昨天的事。等到语堂八十岁的时候，在《八十自述》中，这位老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从前：“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甚至在他居住香港，身体衰弱行走不便时，适逢锦端的嫂子、陈希庆太太来访，得知锦端还住在厦门，老人依然一往情深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此情此景，谁又不伤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心灰意冷的天才青年林语堂，这时终于看穿了文学和人生的实质：人生浮华，烟云无踪，于是，他接受了陈天恩医师为他介绍的其隔壁的另一富家女廖翠凤。这位严厉家教中长大的女子后来成了林语堂钟爱一生的妻子，他甜蜜地叫她“香”。
那时候，语堂依然保持着胃口良好的特点。他与翠凤的哥哥超照也是同学，相交甚好。当他再回厦门过暑假时，便应超照之邀上廖家吃饭。在吃饭时，语堂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向他张望，但他却不知道那道目光射自何方。直到后来，翠凤才告诉他，当时她是在屏风后数他吃几碗饭。而林梧堂旅途中穿过的脏衬衣，也是她偷偷地拿去洗干净的。
翠凤在屏风后眼看语堂无拘无束一表人才，衣着随便谈笑风生且胃口极好，又知道隔壁陈天恩医师在为他们做媒，二哥也说他将来会大有作为，于是便暗自心动了。而在林家，大姐瑞珠在毓德女中时便认识翠凤，说她是大家闺秀，一脸福相，将来一定是个贤妻良母。
有一次，廖母问女儿：“你觉得怎样？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而翠凤坚定而得意地说了句连她自己都吃惊的话：“穷有什么关系？”
于是两家安排他们见了面。而语堂在失恋之余，便也同意了这门亲事。
三年来，每次回厦门，廖家总催婚事。两人偶尔也通书信。但语堂心中一直念念不忘锦端，直到民国五年（1916），他以第二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时也不肯结婚。他对廖家说，他要在清华服务三年后出洋留学。
“语堂和翠凤订婚已经四年还不娶她，”廖父悦发通过儿子超照以比较委婉的辞令对语堂说：“这一出洋如果不是两人同去，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语堂知道不能再拖了，而且这对于翠凤而言，也的确有些不公平，于是终于同意在民国八年（1919）的夏天结婚，和翠凤一起出洋。
林至诚这时已迁居漳州，在东门接管厅礼拜堂证道。得知和乐要结婚，出洋到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读书，林至诚立刻心花怒放地吩咐：“新娘的花轿要大顶的，新娘子是胖胖的唷！”这话传到翠凤耳中，气得她立刻吃泻药减肥。原来翠凤一直长得比较胖，因此生平最怕人说她胖。
婚礼在一所英国圣公会的教堂举行。语堂到廖家去“迎亲”，依照风俗，女家端上一碗龙眼茶，是象征性的礼节。而语堂不但把茶吃下去，连龙眼也嚼得津津有味，惹得家教一向甚严的廖家女子也不禁吃吃地笑……
新婚前夜，语堂要求和母亲同睡，因为那是他作为儿子和母亲同睡的最后一夜了。婚后不久，语堂征得妻子同意，又把婚书付之一炬，他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
